现在，“中国式治堵”在各地“高招”不断：有谏言收“拥堵费”的，有传言收“排污费”的，北京市有关部门则再次提出将评估在特定时段、特定区域实行机动车单双号限行措施的可行性。与此同时，上海的车牌拍卖均价超６．６万元又创新高……

    在各地治堵“高招”连出、风声四起的背景下，人们不难发现治堵公共政策的制定目前缺乏一套科学、民主的流程，多可以形容为主管部门“摸着石头拍脑袋”，民意、民智并未得到充分的尊重。

    以单双号限行来说，记者注意到，这项在北京奥运会期间凭借市民无私奉献成功实行的行政治堵手段，在北京奥运会后能否延续就曾经引发全社会大讨论。当时，国内不少法律界专家曾经对单双号限行对公民财产使用权的限制以及补偿问题发表过真知灼见。

    如今，单双号限行作为治堵高招再次被提出，虽然多了“特定时段、特定区域”的限制语，强调了进行可行性分析的“流程正义”，但核心问题依然不容回避，那就是地方政府部门对公民财产使用权的限制（征用）到底要经过怎样的法律程序；从立法初衷审视，道交法中交通管制的相关条款行政强制力到底有多大；以及行政治堵到底能否真正治本。

    如果这些疑问得不到清晰、清醒的认识，其危害将比“最堵９月”造成的负面影响有过之而无不及。被行政强制力约束出的畅通的马路背后，是更大的路面拥堵隐患和“民心添堵”。

    其实，看看近期各大媒体对单双号限行政策的追问，比较核心的一点就是这究竟是不是必须使用的治堵手段：交通精细化管理水平深挖到位了吗？公交供给的水平达到极限了吗？公车治理的手段是不是已经史上最严？交通文明的提升是不是已经没有上升空间？停车费、燃油税改革等市场化的治堵手段是不是已经用尽？黄金周前几天的交通峰值可不可以通过更大力度的错峰缓解？

    从网民吐槽的“中国式过马路”“中国式接孩子”“中国式马路”中，我们不难发现，上述一连串追问的答案都证明单双号限行之外，缓解交通拥堵有关部门和交通参与者可以做到但尚未做到的还有很多，究竟是让限行限出的“畅通”掩盖这些缺陷，还是应当踏踏实实地把这些见效未必快，但却有着长远功效的改进做到位，答案不言自明。

在笔者看来，“中国式治堵”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中国汽车社会爆炸式增长的顽症，限行绝不是“治堵一贴灵”，治堵需要从交通文明、社会管理创新、城市功能再规划等多个方面下刀用药。

例如：中国首都在管理创新方面还应该早日制定“全天候”、“不夜城”管理计划，使得现在有限的交通资源能够发挥“白加黑”的双倍效果。如果开办夜游故宫、长城可以有效减缓白天京张高速和天安门广场附近的爆堵压力。

尤其在全国城市规划上，一定要打破行政区域规划，向跨区域统筹规划上发展。承载中国首都各项功能不仅仅依靠北京，还要向四周大首都圈扩散。例如：将潘家园十里河过于集中的市场疏散到首都周边14个县市区，还有57所大学也都可以向承德、秦皇岛、唐山、天津、廊坊中间地带各乡镇疏散。总而言之，北京要由内陆型首都向临海型首都发展；首都还要由围城式模式向新型的上山下乡发散型模式发展。尤其是北京核心城区一定要筑起高房价的防堵塞高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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