绘画风格是画家在创作中表现出来的艺术特色与创作个性。一个画家要形成自己的风格，绝不是拍脑袋那样轻而易举的事，必须要师今人，师古人，更要师造化，兼效百家(张大千语)。一个画家个人风格的形成，不仅与画家本人的学养、气质、人品有关，所谓“品格不高，落墨无法”是也;与画家本人的生活阅历、审美追求有关，所谓“画家门户终须立，不学元章与补之”是也;①还与画家成长的地域与所属的民族文化背景，更与画家所处的社会时代有关，此乃石涛所谓“笔墨当随时代”是也。回眸新中国写意花鸟画五大家，每个人基本上形成了相对独立的个人风格，每个人的个人风格上又烙上了时代的印痕。
白石山翁有一方著名印章：“我自作我家画”。就此印文而言，表明齐大师对个人风格的超自信。我们经过齐大师所言的“大匠之门”，新中国写意花鸟画五大家的个人风格又如何评析呢?先从北京的“学院派”郭怡琮先生看，郭先生个人风格主要的表现就是“重彩”，我们从其诸多作品里，看到郭先生“重彩”的神韵，他的五色是眩目的，是艳美的，是震撼观者审美心灵的。郭先生个人风格的又一个主要表现是“写意”，是对大自然百花百草之写意，而非照相式的工笔，或者兼工代写，但他不仅写出了大自然百花之形，而且写出了画家个人对人与自然环境的环保式思考，特别是大自然的生命律动。比较而言，同为中央美院教授的张立辰先生更“重墨”，更“重笔”。他的个人风格表现在强烈的笔墨力度与笔墨意韵上，“笔韵出于墨，生动出于笔”，从墨之品相看，淋漓豪放，劲健华滋;从笔之走势看，有筋有肉，多骨多气。当然，他也是以传统的大写意为身份标记的。
我们走出北京，走进天津看春阳，走进杭州看水法，他们的个人风格又当别论了。先看津门春阳，他的花鸟画最突出的个人风格就是“简淡空灵”，他简淡空灵艺术风格的形成亦如悟道的过程：“先感性，后理性，然后再回到感性;先松弛，后严谨，而后再归于松弛;先单纯，后复杂，然后再归于单纯”，显然，“简淡空灵”个人风格的形成是他多年读国学、悟老庄、抱常守一的必然结果。霍春阳花鸟作品另一个人风格就是“虚静超逸”，他的折枝式花鸟，是道家精神的墨现，是艺术境界的虚静，更是气韵的超逸。观霍春阳先生画，观者看不到半点烟火气和蔬笋气，只有浓得化不开的文人气，所以世人以为当代逸品也!
他画写性灵，表现神韵，逸趣充溢，格调高古。何水法先生研习宋徽宗瘦金体书法，以瘦金体书法入花鸟画，故而花枝瘦劲，骨体苍劲，骨多于肉，用时尚用语就是“骨感美人”。何水法先生多年不懈写生，能工能写，工者极工，写者极放，意趣横生，深得写生三味。总之，笔墨华滋，厚实灵动，潇洒天成!
然后我们回到北京，再议一下郭石夫先生吧。郭先生认为人对美的追求永远没有尽头，中国画审美的最高境界就是自然天成，表现在他的花鸟作品中，就是大气淋漓，如《气吞云梦》(松石鹰图)，栖松群鸟避，振翅入青云。如《耸目思凌霄》，有鲲鹏展翅千万里之意境。再就是沉雄朴厚，古雅刚正，磅礴而不染犷悍之气，洒脱而内聚坚贞之质，如《群芳华滋》，又如《一架春风动紫霄》，再如《春禽新声》，可资证之。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新中国写意花鸟五大家基本上走出了先贤先师的巨影，个人风格日趋显露，日趋成熟了。
最后，我们当析新中国写意花鸟五大家的时代风格了。五大家有年龄上的共性，他们都生在旧社会(1949年前)，学在新中国(1950后)，长在动乱年代(1966~1976年)，成在改革开放的年代(1978~2009年)，所以他们的时代风格极其明显：开放，开朗;吐故，纳新;进化，进步;与时代共命运，与社会共发展，高唱主旋律，高举和谐旗。“用情笔墨之中，放怀笔墨之外”。20世纪80年代，霍春阳作《山花烂漫》，无疑是那个年代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真实写照。郭石夫先生作《和平万岁》(紫藤与和平鸽)，无疑希望世界长久的和平，中国持续的发展。郭石夫为建国50周年作《富贵长春》(红牡丹与墨松)，则寓意社会主义事业的红火与人民生活的富足。《万古长青》(墨松)则寓意社会主义事业的万古长青。郭怡琮先生为香港回归而作的紫荆花，为澳门回归而作的莲花，则用花鸟画的形式记录了新中国的历史事件。历史进入21世纪，何水法先生为钓鱼台国宾馆作《总领群芳》，堪称中国大国意识的觉醒，时代的华章。所以，新中国写意花鸟画五大家是入世的，而非隐世的;是乐观的，而非悲情的;是主流的，而非边缘的。尽管他们个人在动乱的年代受到过或多或少的不公平待遇，但他们一直是新中国的歌者.
勿庸讳言：新中国写意花鸟画成大家者，绝非本文论及的五人，与他们同龄同成就的大家还大有人在，例如生于1942年的姜宝林，生于1940年的江文湛，生于1939年的张桂铭，生于1937年的贾平西;又如李魁正、冯今松、方楚雄……但由于风格的难以归类与篇幅的限制，只好有遗珠之憾了，只好专文另评另论了。但窥一斑而见全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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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望------ 中国水墨画 作者 陈玉明 (职业画家 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