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003年出版的《首都东扩》一书中，曾经倡导构建世界最大都市圈的京津翼一体化。今年习近平总书记2月在听取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汇报时强调，实现京津冀协同发展是一个重大国家战略；3月李克强总理在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加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京津冀一体化成为了当下最热门的话题。
目前，河北的经济发展明显落后于京津。在接下来的各种政策中，北京希望疏散功能，减缓城市病；天津希望提高经济发展质量；河北想要GDP，但却不想走老路。廊坊市就表示“北京不要的低端污染产业，廊坊也不能要”。在这个微妙的局面之下，有关方面公开表示，承接产业不能“挑肥拣瘦”。
产业转移有其自身的规律，某种程度上，的确是“差的走了，好的留下来；盈利差的走了，盈利高的留下来；污染的走了，清洁干净的留下来”。这本是正常的规律，但是否转移，转移到哪里，是河北、湖南、还是甘肃、贵州，都应符合经济的规律。
对于承接地而言，不管是民众，还是当地政府，当然欢迎那些污染小、利润高，带来更多就业与GDP、能更好地发挥当地比较优势的企业，这也是承接产业转移的必然，如同当年中国承接了大量的劳动密集产业转移一样。在这个过程中，挑肥拣瘦，不是地方保护主义，实际上是一种资源的优化配置。
所以，无论是企业迁出地还是接受地，都不能是为了对接而对接，而应是考虑到自身的发展，尊重市场规律。只有这样的对接，才是真正的促进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相协调的需要，才能促进京津冀首都圈的融合。
相比珠三角与长三角城市圈，京津冀一体化程度相差较远。这当然有其历史原因，纵观改革开放历史，第一次改革浪潮彻底改变了珠三角；以邓小平南巡为契机的第二次改革浪潮中，长三角成长起来。但城市圈中的城市行政地位悬殊，也是重要原因。正如著名经济学家曹和平所言，“过去，我国城市间的授权是政治经济学的竞争而不是产业体系的竞争。”
某种意义上而言，京津冀的巨大差异，融合程度差，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北京具有非常强的行政资源优势。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再次利用行政权力，规划、分散资源配置，能治疗北京的城市病、带给周边地区短期的GDP，不过，一些长期利益的考量，也值得考虑，不能忽视。
当代中国区域经济的顺利发展，在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通过市场的力量来冲破行政区划边界，促进经济的合理分工与协作，促进资源的合理配置。在这个过程中，应是企业主导的区域经济合作，要让市场在一体化进程中起决定性作用。
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不是不能有所作为，但是，要避免利用行政权力，扭曲要素配置，三地利益不能均衡实现，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地方保护主义”。
如果全面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特别是他要求京津冀加快走出一条科学持续的协同发展路子来，就会明白，无论如何，京津冀一体化的最大目的，应该以促进区域一体化、协同发展为导向。在一体化的过程中，尊重市场，允许地方政府挑肥拣瘦，才能破除另一种地方保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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