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贡贸易之外，明清两代，特别是在清代，中泰之间的民间贸易，由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逐渐突破封建王朝的限制，有了很大的发展。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已经有许多华侨在暹罗经商。明代中叶的成化、弘治年间，“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明代的著述中，已经提到中国商船进入暹罗要经过的关卡。清代初年，法国传教士看到“在暹罗所有商业之中，中国人占着最优势的地位”。
乾隆初年，清政府在广州设立“本港行” (官设牙行)，专门办理对暹罗的贸易、税务事项。清王朝碰到福建等地米粮不足的问题，也不得不靠民间贸易来解决。因此。一七二二年(清康熙六十一年)，清王朝要求遇罗运米三十万石到福建、广东、浙江等地销售，给予免税优待。一七二四年又再次规定退罗向中国出口大米一律免税，并巨“永著为例”。对于中国商人贩运遏罗大米，一七四三年(清乾隆八年)规定运米万石以上者减税十之五，五千石以上者，减税十之三。一七四六年又对运米五千石以下的减税十之二。一七四一七年公开允许中国商人在退罗造船贩运货物。一七五一年规定用“赏给顶带”的办法来鼓励从退罗贩米回国的商人了。这些事例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当时中泰两国人民在经济上的友好往来。
明清时期，中国海员对逞罗的航运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十七世纪到过暹罗的欧洲人说:退罗“国王商船之航务及商务诸事，不管在逞或在海外，均由中国华人担任”，“每年国王派出若干艘船驶往日本，这些船都由华人驾驶”。一七二四年(清雍正二年)迥罗入贡时，“其来船梢目九十六名，本系汉人”。一八O七年(清嘉庆十二年)两广总督又发现逞罗贡船是中国水手驾驶。暹罗贡使说明，“因该国民人不谙营运，是以多倩福、潮船户 (福建和广东潮洲地区的海员)代驾”。
中泰两国人民之间的科学技术交流在明清时期也有很大发展。据已有的记载，早在一三七一年(明洪武四年)和一三七三年(明洪武六年)，明工朝就把中国人民算制的大统唇赠送给暹罗。一三七三年暹罗入贡时，则向明朝呈献了木国地图。据泰国历史学者研究，大约在十四世纪前后，中国的瓷器工匠把瓷器制作技术传入退罗，在素可泰等地建立了瓷窑，其产品曾畅销东南亚各地。一九七四年十二月泰国在暹罗湾海底发现的一艘沉船上，拣回了数百件陶瓷器，据说这些瓷器就是那时候的素可泰瓷窑制造的。一四0三年和一四0四年，明王朝应阿瑜陀耶王国的要求，两次向暹罗提供了中国的标准量衡器具。清代初年以来，广东等地的工匠又为暹罗加工制造了大量的铜器。。一七二四年(清雍正二年) 暹罗曾向中国赠送了水稻和果树的良种。
中国第一次开设学习泰语的专修班是在明代。打从元代以来，由于中泰之间交往日益频繁，中国人学习退罗语言文字就成为当务之急。一四九七年(明弘治十年)，明王朝要求广东布政司寻求懂得泰文的人入京备用，但是仍不能满足需要。一五一五年(明正德十年)，明王朝在退罗贡使的随员之中选留了一、二人在“四夷馆”内担任教员，待中国学生学成之后，再送回暹罗。一五七七年(明万历五年)，明王朝又从暹罗使节一行中聘请握文源等人为教员。次年十月，在“四夷馆”中增设“暹罗馆”。招收了马应坤等十名学员入馆学习泰文。
暹罗向中国派遣留学生，也是从明代开始的。一三七一年(明洪武四年)高丽国(朝鲜)的留学生回国以后，暹罗等国也跟着派人到中国“入监(国子监)读书”。
中国的文学艺术作品也是很早就传入了泰国。一六八五年(清康熙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在逞罗权臣华尔康(希腊人)举行的宴会上，曾有中国广东戏班、漳州戏班作了“华美而庄严”的表演。一八O二年(清嘉庆七年)，在退罗出版了译成泰文的第一部中国小说《三国演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