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经济学院院长孙祁祥等几十位学者发文探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转型之路，发声国企改革、互联网金融等改革议题。

发展“新常态”将成为未来相当长时间内我国经济发展的总方针。2014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进一步对新常态的内涵做出了系统、完整阐释，提出了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九大特征。适应新常态，在新常态下实现中国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已成为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和国家经济政策的焦点所在。

按照我们的理解，中国经济新常态是相对于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超高速粗放型外延扩张这一“旧常态”而言的，是对旧的已经不适应今天中国经济现实的发展模式的一种调整和修正。然而，我们应该认识到，在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时代，作为世界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作为世界经济大循环中的重要一环，中国经济的旧有发展模式是在既有世界经济结构下形成和发展的，是“内生性嵌入”世界经济结构的。中国经济旧有的发展模式，恰恰是中国充分利用了当时经济全球化带来的机遇，以中国的比较优势为基础，通过改革开放加入世界经济循环所形成的。也就是说，过去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模式(旧常态)的形成，既与中国的经济条件、比较优势密切相连，也与中国所处的世界经济环境和外部条件密切相连。从这样角度看，中国经济的新常态发展，不仅对中国自身具有重要影响，而且对当前处于危机后大调整中的世界经济也具有重要影响。在我们看来，这种影响是积极的，将有助于世界经济摆脱多年持续的失衡结构，建立新的世界经济循环和新结构，特别是有助于发展中国家的起飞和经济发展。

中国经济新常态有助于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众所周知，全球经济失衡是世界经济多年难以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其中中美两国的贸易与金融失衡又是全球失衡的核心。这种失衡结构虽然使中美两国获得了某些利益，维持了中国“三高”模式(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和美国的高消费结构，但积累的矛盾也对世界经济长期发展造成巨大威胁。全球金融危机的发生就与这种失衡密切相关。过去很多年，虽然对这种失衡结构议论很多，国际间也一直在寻找解决办法，但中美两国的经济模式不变，失衡问题无解。金融危机后，美国奥巴马政府提出了“再工业化”战略，美国的经济结构正在发生改变。此时，中国提出了“新常态”战略，改变过去实行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出口、高增长、低消费的模式，强调以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为基础，保持经济的适度增长。这将与美国提高储蓄好投资的战略相呼应，大大有助于中美两国经济失衡的调整，使世界经济摆脱过去的失衡结构，走上一条更为均衡的发展道路。

中国经济新常态有助于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并以此带动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严重滞后，与发达国家好世界经济整体的差距越来越大，这是传统世界经济结构下的一个重要问题。这既使世界经济发展成为有失公正、公平，更使世界经济的持续发展平添障碍。比如，按照战后以来产业转移的一般规律，当中国等东亚国家进入工业化后期，经济发展水平和条件已经不适应一般制造业发展的时候，应当开启新一轮大规模产业国际转移的过程。但是，亚非拉国家，特别是广袤的非洲大陆，由于长期被世界经济边缘化，缺乏相应的基础设施、制度环境、人才储备和产业基础，使得产业转移困难重重。中国经济新常态战要求经济转型升级和产业结构大调整，客观上需要相关产业的国际转移，其对象也只能是亚非拉发展中国家。这无疑将带动相关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大大有利于其经济起飞。而广大亚非拉国家的经济发展，如同我国国内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对于中国经济整体发展的作用一样，无疑也将为世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需要强调的是，由于我国经济体制的特点，政府主导和国有企业广泛参与，通过我国所擅长的开发区、试验区、特区等模式，特别适合于解决诸如非洲国家面临的基础设施不足、能源电力短缺、制度环境不完备环境，比之纯粹私人企业主导的、各自为战的产业转移更适合非洲国家需要。

中国经济新常态有助于形成新的国际经济治理结构和新的国际经济循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新常态的特点之一是企业大规模走出去，并且确定了“一带一路”的实施战略。为此，我国以及与其他新兴经济体合作已经和正在建立一系列国际合作机构与机制，如金砖国家银行、上海合作组织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中非基金、中非论坛、中国-中亚国家论坛、中阿论坛、中国东盟论坛，以及RCEP、WTAAP双边和多边货币互换协议等等。通过这些机构与机制，将以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为核心，形成代表新兴经济体和发展和国家的新的国际经济力量，与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主导的、以IMF、世行、亚行为代表的、民主化改革困难重重的传统势力和权力中枢相平衡和互补，以此推进世界经济治理结构的改革，并形成以我国为中心的、以新型南南合作为载体的新的国际经济循环，改变过去一家独大的“中心-外围循环”，推进世界经济双轮驱动格局的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