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11月8日，《光明日报》刊登了一篇经济学家樊刚的文章，标题是“文明批判”的批判。文章的开头一段写道：《光明日报》所载郑也夫的《轿车文明批判》，刺激人思辨的欲望，引得我也想来讨论一下“轿车文明”这个东西，以及在轿车这一现象背后更重要的与人类发展相关的种种问题。
文章从经济学角度谈了文明的魅力、发展的极限、人性的悖论、落后的悲哀等6个方面谈轿车文明。并对郑也夫的文章逐条辨析，笔锋锐利，这也是郑樊两人的首次“论战。”
提起当年的“论战”郑也夫说：“其实，我的观点到现在也没有改变，如果有人站出来和我辩论，我一定应战。”
以下是郑也夫和樊刚首次论战的精彩论点：
郑也夫：1907年，纽约的马车每小时走6公里，今天纽约的汽车仍是这个速度。人们质问，为什么要发明内燃机，为什么要搞这么多年？
樊刚：纽约市在1907年马车时速6公里，现在汽车也6公里，即便这是真的，首先也是因为现在纽约的人口更多了，而不是车多了。
郑也夫：追求轿车的人们是为了赚利，为了虚荣，还是为了社会生活？
樊刚：总之，轿车或“私车”的确是一种文明，给人以特殊的享受。你不能制止人们追求一种文明。
郑也夫：我们能够承受美国汽车文明的燃料负担吗？即使21世纪的中国有能力购买更多的石油，国际市场、以至我们的地球，可以支撑一个11亿人口轿车大国的兴起吗？
樊刚：我们人类所拥有的，或潜在拥有的，不会仅仅是目前我们知道的那点资源、那点疆界、那些技术能力和那种生活方式。
郑也夫：中国城市中的每一条道路都是中间跑汽车、两边跑自行车。汽车的路大多比自行车还宽，至少相等。道路的修建与维护是谁掏腰包？说到底，是纳税人掏的，而纳税人又多为汽车阶层与自行车阶层。
樊刚：反对发展私车，但又不能限制有钱人有轿车不坐，有车族和无车族的差别只会越来越大，会使多数人永远处在自行车的座子上遥望越来越豪华的轿车在高速路上飞驰。
郑也夫：难道把汽车业搞上去是最终的目标吗？汽车是交通的手段、是人类役使的工具，如果过头的轿车业造就出的是窒息的交通状况，那难道是可取的吗？
樊刚：你如果指不出这样一种可供替代的产业，就总会让人怀疑你是要我们永远处在自行车、驴车的落后国家的行列而看着你们富人在那里继续大开其车，并使我们继续处在处处受富国利用其优势占我们便宜的境地。
这场大讨论的最后赢家是谁，如果一定要挑明的话，也许又会引发一场新的大讨论。
但是郑也夫和樊刚都在这场轿车大论战中成了打擂英雄。
“北京进入汽车化社会”，去年非典结束不久，北京人突然发现路上的汽车多了起来，北京各大媒体以“北京进入汽车化社会”为标题，报道轿车进入家庭，北京机动车今天突破200万辆，平均每4人中就有1名司机。
某报称：今天上午，记者从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获悉，全市的机动车保有量今天预计突破200万辆。有关人士评价，这是首都道路交通发展史上又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里程碑，预示着北京已高速步入汽车化时代。在200万辆机动车中私人机动车达128万辆，其中私人小汽车达80万辆。至此北京市平均每百户家庭拥有私人机动车30．5辆，拥有私人小汽车19辆，平均每4人当中就有一名机动车驾驶员，意味着北京已经真正进入了汽车化社会。但专家也表示，在现有道路条件下，机动车的持续快速增长将给北京道路交通带来更大的压力，我们应保持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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