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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博士呼吁北京古建筑不能再扒了
卞洪登 日期:2016.04.15 资讯来源:本站 浏览人次:11040
 2000年2月底,北京市开始实施“平安大街”改造工程。由于“平安大街”东西横贯整个旧城,因此,改造中面临的文物保护与城市建设的矛盾可以说是空前的。在各种主张历史文化保护的呼声中,也出现了一类不谐章。一些人竟然把旧城内的大规模房地产开发称作一场“革命”或一次“解放”,更有甚者主张对旧城“只留少数古迹,其余全部推倒。”
 
在历史文化越来越受到重视,强调可持续发展的今天,北京竟然出现如此激烈地对待一座历史文化名城的观点,不能不引人思考。它至少表明:对于北京城市发展的过去,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甚至是错误的认识;对于北京城市发展目前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及由此带来的危机,仍然缺乏冷静的思考。难道北京的未来就真的只有“跟着房地产开发的浪潮走”吗?在21世纪即将来临之际,一条“平安大街”已经将北京城带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许多人关切询问:北京旧城还值不值得进行保护?
  
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众所周知,北京旧城建都800多年,是中国古代都城建设的“最后结晶”,也是世界城市建设史上的“无比杰作”,其独一无二的历史文化价值是得到全世界公认的。笔者手中存有一本由国外摄影师在解放前拍摄的北京旧城照片集,旧城当年的壮丽辉煌跃然纸上。对于世界公认的瑰宝,当初与梁思成意见相左的那位同志竟然拿北京解放前夕由于多年战乱造成的破败景象来贬低旧城,不是枉自菲薄?而他自己说出,当年他第一次见到北京城就觉得“象垃圾场”,(珍宝蒙上了泥土难道就成了垃圾?)只能让人明白他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文物,什么叫历史文化,所以他才一直认为拆王府、拆牌楼、拆城墙没有错,并且直到死都认为梁思成是错误的。当年能够象梁先生一样提出旧城保护的人可谓寥若晨星。然而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已经开始认识到历史文化保护的重要性。今天拆一座普通的老房子要比当年拆一座王府还难就是明证。当前社会呼声最高的就是保护,一个是自然环境保护,一个是历史文化保护。什么叫世界潮流?对历史文化从主张破坏到越来越注重保护就是世界发展的潮流。举例来说,根据北京城市研究会的调查,此次平安大街改造,许多市民都自发地背着相机、领着孩子去施工现场观看、留影,其人数超过以往任何一次改造。
  
对北京旧城而言,今天最有危害的是那种“破罐子破摔”式的观点:“既然完整地保护古都的机会已经失去,老北京的遗留已经寥若晨星、破烂不堪,倒不如只留少数古迹,其余全部推倒。”(“改造”一文中拿平安大街改造设计费的谢君如是说。)首先,对历史文化的保护没有多与寡之分,也没有新与破之分,国际上的共识叫Nevertoolate即“永远不会太晚”。其次,北京旧城特别是皇城以里目前仍然还保存得比较完好,已经改造的面积只占整个旧城面积的1/3,旧城仍然基本保持原来平缓开阔的空间格局,仍然有大片的胡同?四合院称映着宫殿庙宇,仍然在地上、地下存留着大量的历史文化遗迹。前不久,联合国官员来北京考察天坛、颐和园申请成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的情况,同时考察了北京旧城,他们建议北京市政府应保护好旧城,并且可以将皇城申请成为“世界历史文化遗产”。由此可见,旧城虽已遭到一定的破坏,仍应得到积极的保护。
  
从另一个角度看,北京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是个缺水城市,城市污染也很严重,因此,北京市正在加速产业调整,与北京历史文化相关的各种信息型、服务型、文化型产业逐渐被人们青睐,经济效益与年俱增。以旅游业为例,1996年旅游业及其相关产业已为北京带来了30%以上的GDP收入。毫无疑问,人们到北京浏览的主要是千年古都的历史文化特色,如果北京失去旧城,又将以何面目来吸引游客呢?
 
目前,北京正在向国际大都市迈进。然而北京创建国际大都市的最基本条件与优势是历史文化,因为它首先是世界历史文化名城。如果说巴黎因拥有卢佛尔宫等完整的历史文化资源而成为西方文化积淀最深厚的国际文化中心城市之一,则北京应该将旧城保护得更好,努力成为东方文化和历史积淀最丰富的另一个国际文化中心。只有这样,才能够达到国务院对北京市提出的“建设世界一流水平的历史文化名城和现代化大都市”的要求。——那么,怎样对旧城进行保护?
 
国务院颁布的三批历史文化名城的文件中,对旧城保护提出了严肃的要求。其中,从个体建筑保护到整个历史环境的保护分为三个层次,即:文物单位的保护、历史文化区的保护和旧城整体形态的保护。互为依托,缺一不可。
   
这里重点想要探讨的是在宏观层面上怎样处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由此不能不提到著名的“梁、陈方案”。笔者无意要为当年的那场争论“翻案”。但是,“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对那场争论及其影响应当有一个正确认识。
   
50年代的那场争论的中心焦点是如何确定城市中心区的位置(当时的中心区主要是指中央与北京市政府的行政中心)。争论的一方主张行政中心应当在旧城基础上予以发展。主要理由是:旧城本来就是故都,行政中心放在旧城似乎顺理成章。另一方为梁思成、陈占祥等,主张在当时的西郊(现在的公主坟一带)另立行政中心。他们认为“现代行政机构所需要的面积至少要大于旧日的皇城”,“在城垣以内不可能寻出位置适当而又具有足够面积的地区”,另立新区“可以合乎布置原则”,如将新中心放在旧城,必然增加“全市性的问题”,“约需拆除房屋十三万间,极庞大可观”,“把大量新时代高楼建造在文物中心区域,必会改变整个北京街型,破坏其外貌,这同我们保护文物的原则是抵触的”。梁先生反对将新的中心放在旧城内,但并不主张旧城一点也不许动。他认为,如果按照文物保护原则与方法对旧城善为处理,旧城“仍然可以担负新的使命”,如居住、文化娱乐、旅游、博览等。然而,由于当时的意识形态把旧城看作是“封建社会”的遗留,主张“革命、解放、改造”旧城,因此,这场争论从一开始就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梁先生的主张因其“怀旧、保守、落伍”而横遭批判。(可悲的是,今天主张保护的人又被一些人戴上这样的帽子。)
   
今天,人们已经能够清醒地看见行政中心放在旧城带来的后果,不能不感叹梁先生当年的远见卓识。但是,“改造”一文中的高君却仍然拿天安门广场改造的成功来否定梁先生的主张。其实,人们说天安门广场改造取得成功指的是广场周围的新建筑在规划设计上的成功,这是一个“战术”上的评价(它本身也不意味着保留原来天安门前的千步廊等就不成功),而“梁、陈方案”是对城市发展的一种“战略”思考,两者根本不是一个层面上的问题。战略上犯错误并不意味着战术上就不能有成功,而战术上取得成功根本就不能说明战略上是否正确。这是一个常识。
   
高君又描述说,当时郊外都是荒地,政府根本没有力量在旧城外建新的中心。且不说他对历史的无知,日伪和国民党时期西郊一带已有一定的建设,单单从北京这些年发展的事实就能说明问题。从50年代到现在,短短四十余年,北京市区建设已经“摊”到四环一带。不提周围的卫星城,今天的北京市区面积已经是旧城的6-7倍,等于又建了好几个北京旧城。如果能够有计划地集中建设,新的中心早就形成了,怎能说没有力量建新中心呢?梁先生也并不是要在一朝一夕间把新的中心建起来(全世界都没有这样的先例),他只是提出一种城市发展的战略原则。如果说当年不能认识到这一点还情有可原,而今天仍然不能有正确的认识,就实在很令人费解了。
 
事实上,“梁、陈方案”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因为北京仍然面临这个问题:——是继续“以旧城为中心”发展,继续向旧城拥挤,还是努力向更大的发展空间进行积极的“疏解”?
 
50-70年代涌入旧城的只是大量的行政单位,今天则是更大量的商业和办公建筑,而后者对旧城所造成的影响也更加厉害。例如:西城区在二环内建设“金融街”,占地103公顷,商业办公面积高达300多万m2(面积相当于300个1万m2的大商场)。“金融街”一旦全部建成,且不说将对古都风貌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单说西二环乃至整个旧城的交通,将会是何种局面?那时是否需要从金融街向东穿过中南海、故宫,再开通一条横贯旧城的“平安大街”?恐怕也未必能够解决问题。
   
在“金融街”之后,“东方广场”(东城区、总建筑面积100多万平方米)、“国际金融中心”(宣武区、总建筑面积170多万平方米)等一批大型商业办公建筑相继在旧城内涌现。既破坏了旧城保护,实际也造成基础设施的分散重复建设,导致北京迄今为止一直没有形成一个高度现代化、国际化的商务中心(CBD,或叫金融中心、商务办公中心等,是国际大都市必须具备的城市功能)。以至外商都发愁:在北京的中国分公司到底应当在哪里办公?(《参考消息》)此外,西单、王府井、前门等也在不断地进行大规模商业改造,都力图建成全市乃至全国最大的商业中心。这样实际上就将新出现的CBD和商业中心又都叠加在旧城里,必然将城市发展中出现的一切矛盾,都“聚焦”在北京旧城,不但将加大旧城基础设施的缺口,也将继续恶化旧城的环境条件。这才是导致旧城交通拥堵的根本原因。因此,在旧城内拆房开路根本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它只能进一步加据旧城的“聚焦”效应,使旧城陷入“面多加水,水多加面”的恶性循环。
   
80年代以来,两院院士吴良镛教授多次指出,北京旧城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过分拥挤”,北京应研究建立多中心的城市发展战略,尽快停止旧城内的大规模建设,集中力量在旧城外建设CBD,例如在朝外地区,那里临近使馆区并且已有多个高档写字楼。但是北京市仍然不断加大旧城改造的规模,继续吸引投资涌入旧城。由于中央的行政中心(首都功能)在旧城内,考虑到日本东京由于城市过度拥挤而不得不准备迁都的事实,若北京旧城过分拥挤的局面不可收拾(百米宽的长安街目前已经经常堵车),北京被迫“迁都”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
 
有些人认为,向旧城外疏解的作法是对旧城土地资源的浪费。因为按照一般的城市规划理论,城市中心区的土地利用率应当是最高的。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两个重要的事实。其一,紫禁城位居北京的几何中心,它作为全世界最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早已限制了北京旧城不可能达到一般城市中心区应当达到的土地利用率。其二,城市的中心与城市的几何中心是两个概念,而且城市中心也并非永恒不变。随着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发展,受政治、经济、交通以及城市规划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城市中心的位置也在不断变化。比如辽、金时期,北京的中心在今天的广安门外,明、清时期才移到紫禁城。现代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发展为了避免或减弱单中心聚焦带来的恶果,更不再局限于单一中心的城市形态,而是向多中心的城市和城市群的方向发展。巴黎、东京、洛杉矶、波士顿等都出现了多个城市中心的格局;甚至出现了在区域内进行功能分工和协调的城市群,如:华盛顿?波士顿城市群、伦敦?伯明翰?利物浦?曼彻斯特城市连绵带等。北京和天津只有1个小时的车程,北京城市发展向渤海湾靠拢,城市形态向东转移完全是可行的。由于新中心的形成需要花费时间,北京更应当“未雨绸缪”。
   
需要指出的是,建设新的城市中心仍然是对土地的集约化使用,与国外50-60年代出现的“逆城市化”带来的郊区蔓延扩大、占用大量耕地是两回事。相反,由于出现多中心,北京可以有效地控制住目前这种低效益的“摊大饼”现象,减少占用耕地。
    
其实,改革开放以后,北京也有过向外进行有机疏散的成功例子,例如亚运村。当年曾经一度要将亚运村和几个亚运场馆放在城区内,后来经过研究安排在北四环外建设。结果带动了北四环的发展,亚运村一带成为目前城市外围较有吸引力的现代化地区。北京应当研究这些成功的经验,研究怎样在旧城外寻找经济的增长点,而不能只盯着旧城。
   
想在旧城内搞大规模房地产开发的人,现在又举起一块美丽诱人的牌子,叫:“安居解危”。然而,在付出了“破坏历史文化环境”这个惨痛代价之后,——单纯依靠旧城内的大规模房地产开发是否就能够解决旧城居民的住房问题?
 
北京旧城的住房问题是过去错误的发展政策的结果。根据文献资料,建国初期,北京旧城内共有房屋1700多万平方米,其中住宅1100多万平方米,绝大多数为平房。当时危房只有80多万平方米,只占房屋总量约5%左右。50年代以后,在急于改造旧城思想支配下,忽视了对原有旧四合院的维修与保养,认为这些房屋将很快得以改造,不必下大力维护,导致旧城房屋失修失养,危房数量大幅度增加。加之60-70年代人口急剧膨胀,带来非常严重的搭建乱建,大部分四合院成了大杂院。80年代初期,旧城住房问题一度非常严重。
   
此后到1990年,北京市多次组织力量进行住房改造,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菊儿胡同、小后仓、春风胡同等。当时的改造以政府推动为主,强调社会效益,目的是对那些最破旧的住宅进行紧急救治,居民大都可以回迁。
   
1990年全市进行统计共有成片危旧房660万平方米,其中危房约220万平方米。当年4月,北京市政府召开了第八次市政府常务会议,专门研究危旧房改造问题,提出“加快危旧房改造,尽快解决人民群众住房问题”,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实施大规模的危旧房改造。
   
这个时期正是北京房地产开发兴起的时候。政府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急于进行大规模的危旧房改造,导致开发商借改造之名在旧城内大量地任意圈占土地,同时不断地提出新的要求,如改变用地性质、改变建设内容、突破高度和容积率限制等,以图得到更高的利润。一旦不能满足或由于房地产市场变化,就以资金不足为由迟迟不动工或半途撇下不干,造成土地的人为衰败与闲置。据东城区规委魏科介绍,旧城内已经拨给开发商的土地中有2/3没有开工,这些土地按现在的建设量够开发商干18年,但开发商仍在要求得到新的旧城土地。许多地区划定“危改区”多年却无法改造,各种建设以及对住房的正常的维护都因等待改造而停止,许多本来质量较好的房屋也开始衰败。
   
即使实施改造的地区,开发商也不再强调住宅建设,而以开发商业性的写字楼和商场为主要内容,居民不但不让回迁,安置地点也向远郊区县转移,离城市中心越来越远。例如金融街、东方广场、报国寺、北河沿等危改工程都是如此。此外,由于开发商“挑肥拣瘦”,被改造的往往是人口较少、住房条件较好的临街地区,而那些离街道远、基础设施差、人口密集的危旧房集中地区因无商业利润可图而无法得到改造。
   
由此可见,商业性房地产开发作为一种赢利性的市场行为,以投资的最大回报为目的,强调经济效益,与危旧房改造需要强调社会效益是不一致的。因此,随着商业性房地产开发力度的不断加大,房地产商与居民的矛盾逐渐尖锐。特别是不择手段地将大量居民强行搬迁到远郊区县的作法,引起居民的普遍反感。据了解,95年以来,旧城改造中的拆迁安置纠纷明显增多,群众上访连续不断,有些纠纷甚至对簿公堂。
   
远郊新区的主要问题是目前交通不便,生活设施很不齐全,而安置房又往往是新区中最差的住房。外迁居民(其中还有很多退休和下岗职工)原有的社会关系又都在城里,因此在上班、就医、购物、孩子上学等方面有诸多不便。例如:住在东四环(尚未修通)外侧双龙南里小区的一位老人,1994年从东四某危改区搬来,但是老人公费医疗的定点医院却是旧城内的一家医院。由于公交线路因沿线各单位扯皮一直没有开通。因此,老人每次看病开药,来回需要走7-8里路,换三次车,在路上花费4-5个小时。另一位搬迁到大兴清源西里的一位西城区某小学的班主任,每天早上4点就需起床,以便赶第一趟班车准时到校带领学生早朗读,如此奔波近4载,其情感人至深。
   
这里就需要了解两个关键问题,一个是旧城居民对住房的实际需求到底是什么?另一个就是在历史文化保护地区如何满足居民的住房需要?
 
据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师生进行的问卷调查,目前旧城居民对住房的主要需求依次是住房地点、面积、厨房卫生间等现代化设施、通双气等。由此可见,住房地点是居民们最重要的一项要求。但开发商却只强调住房条件如何优越,有意对住房地点加以忽略。其实,房地产(特别是住房)的价值关键就在它的地点,将居民从城里搬到郊外去,无形中居民的住房利益已经受损,开发商则从地点的置换中获取高额的住房差价。因此,如果要考虑居民的实际要求,就应当允许居民有搬走与搬回的选择。
  
事实上,增大面积、增添厨房卫生间、通双气等要求完全有可能在居民原来的居住地点得到解决,并不一定非要“三光”(房拆光、树砍光、人搬光)不可。当初的菊儿胡同改造工程不就是在保留了一些老房子、树木和居民的前提下取得资金平衡的吗?而这就要求改造一定要强调社会效益,必须要求开发商建设一定数量的低造价住房,允许居民自愿搬走与搬回,同时限制商业开发的力度,限制开发商的利润。如果考虑到城市的发展战略是在旧城外建设新中心的话,大规模的商业性房地产开发就应安排在旧城外的新区进行,旧城内只进行规模较小的住房的改造与整治,政府部门可以通过税收杠杆,将新区开发的利润补贴旧城改造。
   
现在的情况是,开发商参与旧城改造的着眼点根本不是为原来的居民盖低造价住房,而是要盖商厦、盖写字楼赚大钱。现在的问题是,政府是控制房地产开发,还是跟着房地产开发走?
   
此次平安大街改造需要耗资20个亿。政府没有钱,怎么办?开发商出。但开发商拿出钱就必然要求得到回报,因此就有了所谓“附赠土地”。这种给开发商土地让其修路的作法其实是很尴尬的。赞扬这么干的人只看到了一条街道的开通,却没有去深入思考:开发商的拆迁范围为什么到了离平安大街160米远的地方?山老胡同那座建于明代、维护得非常好的两进四合院,根本不妨碍修路,连开发商一开始都觉得拆了可惜,而我们的政府工作人员却为什么坚持要拆掉?居民不愿把房子卖给开发商盖楼,因为“谁也不想生活在高楼的阴影中”,但是,开发商现在却轻而易举地得到了盖楼的权利,而且由于他出了钱,他还要盖大楼、盖高楼,谁能拦得住他?如果真的让开发商在平安大街两侧寻求资金回报,平均容积率至少要达到5以上(相当于目前长安街两侧平均容积率的两倍,而一般住宅的容积率很难达到2)。平安大街恐怕成不了第二条“长安街”,倒完全有可能成为第二个“前三门”(1976年进行改造,沿街全建高楼,被群众评论为“拆了一堵老城墙,又竖起一堵新城墙”)。
   
事实上,即使“附赠”土地也可以不在旧城内解决。北京旧城只有62.5平方公里(其中故宫等文物以及河湖水面约占1/3),是个弹丸之地,而北京市区的规划面积是1040平方公里,其中朝外一带已经有多个高档写字楼、交通便利、环境也很好。为什么不把“附赠”的土地集中安排在那里,将来建成北京的CBD呢?
 
市场驱动带来的蓬勃发展往往存在盲目性,所以我们才需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宏观调控,需要“以城市规划为龙头”。城市规划的作用就是要规划、控制和引导城市建设向有利于城市未来发展的方向前进,而不是只顾眼前的经济利益,盲目地跟在房地产开发后面。曾几何时,开发区、豪华别墅、高档商厦等都形成过“建设浪潮”,结果却使城市蒙受巨大的损失。这样的教训难道还少吗?
 
平安大街改造已经不是个简单的交通问题,它关系到整个旧城的命运。我们不能“吃祖宗的饭,造子孙的孽”。前人既为我们留下了一个精美绝伦的北京旧城,我们就绝不能将旧城毁于手中,我们根本没有权利剥夺后代子孙欣赏千年古都景象的机会。
   
因为北京旧城只有一个,全世界只有这一个。
   
我们相信,为着解决北京市的问题,使它能平衡地发展来适应全面性的需要;为着使政府机关各单位间得到合理的,且能增进工作效率的布置;为着工作人员住处与工作地区的便于来往的短距离;为着避免一时期中大量迁移居民;为着适宜的保存旧城以内的文物;为着减低城内人口过高的密度;为着长期保持街道的正常交通量;为着建立便利而艺术的新首都,现时西郊这个地区都完全能够适合条件。
 
政府行政的繁复机构是这次发展中大项的建设之一。整个行政机构所需要的地址面积,按工作人口平均所需地区面积计算,要大过于旧城内的皇城。(所必须附属的住宅区,则要三倍于此。)故知这个区域在何位置将决定北京市发展的方向和今后计划的原则,为计划最主要的因素。
 
更具体的说,安排如此庞大的,现代的,政府行政机构中的无数建筑在何地区,将影响全市区域分配原则和交通的系统。各部门分布的基础,如工作区域,服务区域,人口的密度,工作与住宿区域间的交通距离等,都将依据着行政区的位置,或得到合理解决,或发生难于纠正的基本错误,长期成为不得解决的问题。
 
北京为故都及历史名城,许多旧日的建筑已成为今日有纪念性的文物,它的形体不但美丽,不允许伤毁,而且它们的位置部署上的秩序和整个文物环境,正是这座名城壮美特点之一,也必须在保护之列,不允许随意掺杂不调和的形体,加以破坏。所以目前的政策必须确定,即:是否决意展拓新区域,加增可用为建造的面积,逐步建造新工作所需要的房屋和工作人口所需要的住宅、公寓、宿舍之类;也就是说,以展拓建设为原则,逐渐全面改善,疏散,调整,分配北京市,对文物及其环境加以应有的保护。或是决意在几年中完成大规模的迁移,改变旧城区的大部使用为原则,——即将现时一百三十万居民逐渐迁出九十万人,到了只余四十万人左右,以保留四十万的数额给迁入的政府工作人员及其服务人员,两数共达八十万人的标准额,使行政工作全部安置在旧城之内,大部居民迁住他处为原则。现时即开始在旧市区内一面加增密集的多层建筑为政府机关,先用文物风景区或大干道等较空地区为其地址;建造政府机关房屋,以达到这目的。(不考虑如何处理迁徙居民的复杂细节,或实际上迁出后居民所必需有的居住房屋的建造问题;也不考虑短期内骤增的政府工作人员的居住问题,和改变北京外貌的问题。)……如果原则上发生错误,以后会发生一系列难以纠正的错误的。关系北京百万人民的工作、居住和交通。
 
一个城市的发展,必须使其平衡。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城市因为无计划,无秩序,无限度的发展,产生了人口及工商业过度集中,城乡对立尖锐化的现象,造成了人口过挤的“城中心区”,极拥挤的住宅楼房,所谓“贫民窟”,以及车辆拥挤等等病态,是我们前车之鉴……因政府中心在城内,人口增加,则供应商业亦必更加发展,城内许多已经繁荣的地区必更繁荣起来,或是宁静的住宅区变成嘈杂的闹市。世界上许多工业城市所犯的错误,都是因人口增加而又过分集中所产生的。伦敦近年拟定计划以五十年长期及无可数计的人力物力去纠正它的错误。我们计划建都才开始,岂可重蹈人家的覆辙?
 
(1)它必定增加人口,而我们目前密度已过高,必须疏散,这矛盾的现象如何解决?
  
(2)如果占用若干已有房屋的地址,以平均面积内房屋计算,约需拆除房屋十三万余间,即是必须迁出十八万二千余人口,即使实在数目只有这数的一半,亦极庞大可观,这个在实施上如何处置?
  
(3)如果大量建造新时代高楼在文物中心区域,它必会改变整个北京街型,破坏其外貌,这同我们保护文物的原则抵触。
  
(4)加增建筑物在主要干道上,立刻加增交通的流量及复杂性。过境车与入境车的混乱剧烈加增,必生车祸问题。这是都市规划设计所极力避免的错误。
  
(5)政府机关各单位间的长线距离,办公区同住宿区的城郊间大距离,必产生交通上最严重的问题,交通运输的负担与工作人员时间精力的消耗,数字惊人,处理方法不堪设想。
 
这样迁徙拆除,劳民伤财,延误时间的办法,所换得的结果又如何呢?行政中心仍然分散错杂,不切合时代要求,没有合理的联系及集中,产生交通上的难题,且没有发展的余地。
  
这片面性的两种办法都没有解决问题,反而产生问题。最严重的是同住宅区的地址距离,没有考虑所产生的交通问题。因为行政区设在城中,政府干部住宅所需面积甚大,势必不能在城内解决,所以必在郊外。因此住宿区同办公地点的距离便大到不合实际。更可怕的是每早每晚可以多到七八万至十五万人在政府办公地点与郊外住宿区间的往返奔驰,产生大量用交通工具运输他们的问题。且城内已繁荣的商业地区,如东单、王府井大街等又将更加繁荣,造成不平衡的发展,街上经常的人口车辆都要过度拥挤,且发生大量停车困难。到了北京主要干道不足用时,惟一补救办法就要想到地道车一类的工程。一一重复近来欧美大城已发现的痛苦,而需要不断耗费地用近代技术去纠正。这不是经济,而是耗费的计划。
  
疏散他们,最主要是经由经济政策领导所开辟的各种新的工作,使许多人口可随同新工作迁到新工作所发展的地区。这也就说明新发展的工作地点必需在已密集的区界以外,才能解决人口密度问题……
  
我们应注意脱离工作地点的住区单独建立在郊外是不合实际的。它立刻为交通产生严重问题。工作者的时间精力,及人民为交通工具所费的财力物力都必须考虑到。发展工作区和其附属住区才是最自然的疏散,解决人口密集,也解决交通……
  
反此办法,在已密集的旧市区内增添新工作所需要的建筑,不但压迫已拥挤的城内交通,且工作者为要接近工作,大部会在附近住区拥挤着而直接加增人口密度。这不但立刻产生问题,且为十年十五年后工业更发展,人口增多时更加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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