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提出经济新常态，到强调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体现了中央对当前及未来中国经济走向的判断以及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本方针。经济学对经济新常态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之间逻辑关系的认识，应该落脚于改善资源配置效率这一核心目标上来。

从资源配置的角度理解经济新常态

经济新常态，是中央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趋势的基本判断。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思想。因此，要理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要对新常态有明确的认识。

我国改革开放以前，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资源配置极度扭曲，经济效率低下，甚至居民的基本消费品需求都得不到满足。改革开放之后，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激发了经济主体的活力，过去扭曲的资源配置在市场中被逐步优化。在产品市场，企业在需求导向下生产，满足着消费者的多样化需要；在要素市场，资金、原材料、机器、设备、矿产品从低效率使用者手中转移到有更高使用效率、从而出价更高的行业和企业。亿万农民从低效率的农业生产转向劳动生产率更高的工商活动；企业家和管理人才从事着企业经营及社会管理；专业人才进入其专长的职业及岗位，带来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而对外开放政策，使我们能以自身的比较优势特别是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在全球范围优化配置资源。

资源的优化配置，激励机制的形成，加上充裕的劳动力，中国经济获得了持续30多年的高速增长。改革前资源配置越是扭曲，经济效率越是低下，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所能增进的效率就越大，经济增长率就越高。

但是，随着过去扭曲的资源配置在市朝进程中的逐渐优化，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所能带来的效率提升——即“帕累托改善”空间或“改革红利”——日益缩校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劳动力从2013年开始下降，“人口红利”也逐渐减少。

“改革红利”和“人口红利”的减少，意味着中国有效生产能力或总供给增长开始放慢。随着资源配置的进一步优化，有效生产能力的扩张空间还会进一步缩小，经济增长速度还会进一步放慢，最终进入到几乎所有发达国家及新兴工业化国家都曾经历过的由高速到中高速，再到资源优化配置条件下的一种增长常态，也即权威人士日前在《人民日报》的采访中所形象表述的“L型增长”。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是总供给的增长受限

如前所述，随着“改革红利”和“人口红利”下降，有效生产能力的扩张或总供给的增长会相应放慢。在这种条件下，即使有充分的需求，受总供给增长的限制，经济增长速度仍然会放慢，并以总供给的增长速度为限。

至少在最近一两年，中国并不存在总需求不足问题。如何判断总需求是否不足？各国通行的方法是统计劳动力是否充分就业，即除了因低效率劳动力市场导致的“自然失业”外，是否所有在现行工资水平下愿意就业的劳动者都已就业。如果已充分就业，意味着最重要的资源已得到充分利用，此时所达到的实际GDP就是该社会能够达到的最大化产出或极限产出。此时，即使闲置了大量机器设备，发电量、运输量减少了，只要劳动力已充分就业，就不存在总需求不足。

按国家统计局去年发布的数据，中国15-64岁的劳动力数量在2013年达到峰值后，2014年已经开始减少，比2013年少了1512万人。而按国家统计局新的口径，以16-60岁的劳动力计算，2015年比2014年末减少了487万人。并且按此口径，中国劳动力人口的绝对量已连续第4年下降，2015年减少的幅度是近年来最多的，预计未来数年还会减少更多。

因此，即使经济增长放缓，当前面临的也不再是就业压力，而是愈演愈烈的“招工难”以及随工资普遍上涨带来的“用工难”。2015年，除东北三省外，全国至少已有23个地区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今年以来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地区数量已超过去年全年。其中，上海、深圳两地最低月工资水平已过2000元大关。国家统计局对93万多家企业调查显示，调查单位就业人员平均工资2015年首次突破5万元，同比名义增长7.3%。

当然，因行业、地区、技术等原因发生的职业转换会带来短期失业，某些地区、行业因劳动力过度供给也会出现失业甚至是较严重的失业。但在宏观层面，中国已经实现了充分就业目标，过去十多年，失业率一直稳定在4%左右的自然失业率水平。即使存在因长期刺激投资、地方政府招商引资所积累起来的机器、设备及其他设施的大量闲置，由于劳动力是充分就业的，所以也不意味着总需求不足。

综上，中国经济增长放缓的原因，并不是总需求不足，而是受到现有生产能力扩张或总供给增长的限制。因此，维持中国经济较高速度增长，并不需要刺激总需求，只能通过供给侧方面的改革，增加有效生产能力，扩大有效供给。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

一个社会的最大化生产能力，不是劳动力、技术、资本存量的简单加总或集合，而是按一定方式或依一定比例配置起来的资源或生产要素的组合。

经济结构包括劳动/资本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表述的都是各类经济变量之间的相对关系。消除过多的资本，促使过剩行业向有更大需求的行业转移，高端技术替代低端技术，高端产品替代低端产品，绿色、环保型生产替代高污染生产，这些都属于结构性调整问题，都是在改变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改变资源在不同行业、产品、生产中的配置。因此，结构性问题本质上是资源配置问题。

相比于计划经济，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在市场导向的改革中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并带来了经济的长期高速增长。然而，我们的市锄制还不够完善，资源配置并未完全达到帕累托最优，从而表现为前述的各类结构性问题。在这一条件下，有效生产能力的扩张成为经济进一步增长的瓶颈。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就在改革，即改变现有的资源配置方式，让资源配置效率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在发育良好、竞争充分的市场体系中，价格的涨跌会自动引导企业进入高需求、高收益，高技术、低耗费、低成本领域；相应地，市场需求不足、技术落后、耗费高的行业会由于收益低、成本高而萎缩，从而实现资源在各个产业、行业间达到合理、优化的配置。而且，由于需求不足而产能过剩的行业、高成本(高消耗)企业必然会在同行的成本竞争中无法生存，并通过破产、兼并、重组被淘汰，最终使资源集中于低成本、产品受市扯迎的高效率企业，实现行业内的资源优化配置。在市场竞争中，为了获得竞争优势，企业会努力选择、创新更先进的生产技术，努力提高经营水平来降低成本。

因此，市场的有效运行，能够通过价格机制这只看不见的手自动实现化解过剩产能、调结构、去库存、降成本、加快技术创新、增加有效供给的目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重点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用改革的办法推进结构调整，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和中高端供给，增强供给结构对需求变化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围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来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经过30多年的市朝改革，政府逐渐退出了很多领域，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也有了越来越大的作用。然而有时候，政府从对经济的计划管理的前门退出的同时，往往又以宏观调控的名义，继续实施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广泛干预、调节、管理和控制。笔者认为，目前政府在保增长的名义下对经济的过度调控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

首先是刺激需求的政策。既然我们已经实现了充分就业，就意味着达到了现有劳动力约束下的最大化产出。此时，即使有闲置的资本设备、更高的总需求，也不可能增加实际产出、提高经济增长速度。而且，需求的增加极可能带来下述负面问题：一是缺乏需求的过剩产能、低技术高污染的企业、低端产品等会在刺激起来的市场需求下得以继续生存、维持，阻碍结构性改革；二是导致工资率上涨，从而使更多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在既定的技术条件下，很可能导致农产品特别是劳动密集型农产品产量下降、价格上涨，2015年猪肉和鲜菜价格已分别上涨了9.5%和7.4%；三是刺激投资意味着未来会形成更大的资本存量，在资本已严重过剩的条件下，必然导致未来更大的资本过剩；最后，有利于资本所有者的刺激投资政策，极有可能进一步拉大资本所有者与劳动者之间的收入不平等。

其次是调控供给的政策。在市场中，劳动力紧张或资本过剩必然会导致劳动者工资上涨和资本回报率下降。而产品不能适销对路，或生产技术落后、经营落后、成本过高的企业同样得不到合理的资本回报。当资本回报率低于一定水平，甚至连运营成本都弥补不了时，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扶持、保护，过剩资本将通过企业破产、倒闭、兼并、重组退出相关行业。通过淘汰过剩资本，市翅自发实现劳动与资本新的均衡。退出生产能力过剩行业的资本，会寻求以更先进的技术、更好的经营理念进入产品需求更高从而能带来更高投资回报率的领域。

由于政府缺乏隐藏于市场的分散化信息，由政府配置资源，调整产业结构，往往会进一步恶化资源配置，扭曲产业结构。哪类行业需要抑制，哪家企业、哪个地区的企业需要关、停、并、转以消除过剩产能、落后产能，需要以什么力度扶持、资助、补贴哪个企业，这些问题如果政府都能精准完成，我们也就不需要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了。

在市场尚未充分发育阶段，必须由政府运用强大的行政资源培育市场，发展经济。但中国目前供给侧方面的问题，在相当程度上与过去政府对市场的过度干预有关。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是由政府直接调节、控制、管理供给，比如运用行政力量压缩过剩产能、调整产业结构，而是让政府从全能性政府、经营性政府、招商性政府转变为服务型政府，从经济活动的决策者转变为法律、法规的执行者、监督者，市场秩序的维护者，为企业生产经营创造良好的社会、法治环境，让市场本身具有的活力释放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