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2日，商务部、国家统计局等部门发布《201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下了1456.7亿美元的历史最高值，中国首次出现资本净输出的情况，当年约100亿美元流出。
数据显示，2015年非公经济占对外投资的65.3%，约6000多亿元对外投资。同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354007亿元，比上年名义增长10.1%（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1%）。
张向晨认为，从中国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对外投资情况来看，他们看国外投资的机会，有不同的战略需求。但是，无论他们的目的是什么，都是为了企业转型升级和获得更好的发展。
21世纪经济报道获悉，很多民企加快对外投资，是因为海外投资具有更加优越的融资条件，另外越南等很多国家的人力成本比国内低，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好的利润。
对外直接投资居全球第二
根据上述公报公布的数据，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跃居全球第二，超过同期吸引外资规模，实现资本净输出。
201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下了1456.7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并超过同期中国实际使用外资的1356亿美元。这就是说，2015年有约100亿美元资本净输出。
商务部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张向晨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寻找国际市场和资源，是企业实现国际化经营采取的通行战略。究竟在哪儿投资，是由企业根据市场条件来决定的。现在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都有一定的有利条件吸引中国企业投资。
尽管首次出现资本输出的情况，2015年中国吸引的外资仍是全球第一。中国企业2015年对外投资占到全球份额的9.9%，同比增长18.3%，金额仅次于第一位的美国（2999.6亿美元），日本则以1286.5亿美元居第三位。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涉及领域广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步伐加快。截至2015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覆盖了国民经济所有行业类别，制造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同比分别增长了108.5%、52.3%、115.2%。
2015年中国企业对外流向装备制造业的投资为100.5亿美元，同比增长158.4%，占制造业投资的50.3%，带动了装备、技术、标准和服务“走出去”。
从对外投资区域看，2015年，中国对“一带一路”相关国家投资占当年流量总额的13%，达189.3亿美元，同比增长38.6%，是全球投资增幅的2倍。2015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83.9%分布在发展中经济体，在发达经济体的存量占比为14%，另有2.1%存量在转型经济体。
中国企业在金融等领域的对外投资并不多，这是因为银行业的金融属性和非金融企业存在较大差异，各国对金融机构尤其是银行业的审批和管理都比较严格。2015年底，中国3万家境外企业分布在全球188个国家，但是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仅在42个国家开设79家境外分行和57家附属机构。
不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司长王春英指出，中国银行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还是很快的，2015年末，工农中建交五家国有商业银行设立境外分行和附属机构合计136家，较2007年底增长1.6倍。同期全部对外直接投资的企业数是3.08万家，较2007年增长接近两倍。未来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越来越快，银行业发展的空间更大。
民企投资外热内冷
中国对外投资所以出现资本净输出，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民企对外投资，比对内投资还要快。
在2015年中国企业对外投资中，非公经济占65.3%，年末的存量非公经济占到35.6%。同一年，民间投资增速仅为10.1%。
此前，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会长崔明谟称，2015年1月至9月对外投资同比增长38.2%，其中民营企业同比增长179.6%。
今年1-6月，中国境内投资者对外投资额累计888.6亿美元，同比增长58.7%。其中主要流向商务服务业、制造业、批发和零售业、采矿业，分别占上半年投资总额的24.6%、19.8%、16.4%和4.7%。
上半年制造业对外投资额达175.9亿美元，同比增长245.6%，其中流向装备制造业120.4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5.4倍。制造业对外投资主要是民企，但是今年上半年民企国内投资增速仅2.8%。为什么民企投资呈现对外热对内冷的现象？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民营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李少宇教授指出，民企更愿意到海外，首先是有些行业在国内已呈饱和状态，比如四川酒业生产过剩，只能转向东南亚；另外，很多领域利润高，但是门槛也高，民企难以进入；还有民企在国内融资比较难。他认为，国家应该在投资政策上进行调整，可以选择性地放低一些行业的门槛，不与民争利。
民营企业对外投资分布比较广泛，投资并购也十分活跃。2015年非公企业境外并购金额占当年境外并购金额的75.6%，在数量和金额上均首次超过了公有经济的企业。投资的影响力也不断加大，万达、华为、海航集团等，都是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前100的中国企业。
但张向晨也警告，民企对外投资加快存在风险。有的并购项目没有进行充分的论证，急于做大做强，还有一些跟风炫耀的非理性因素驱动，少数企业面临着高债务的财务风险。此外，海外并购遇到国外安全审查的干扰，增加了企业海外并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
“针对这些情况，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对企业的引导和境外并购的风险提示。”张向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