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由于笔者在《华商》杂志上提出了“兴建1万个跨国农场”的中国农业发展战略构想，引起了社会极大关注，许多热心读者针对建议中的设想，提出了许多疑问，为此华商杂志社的记者对本人作了专访，将这些疑问整理为十个方面，质询发问“卞氏思维”构建海外商品粮基地的可行性，现将采访摘录如下：
记者一问：中国自己有许多国内农场，粮食也能保证自给，卞先生为何还要提出在国外投资1万个跨国农场，是否有这个必要？
卞洪登答：中国早在50年代建立了许多国营农场，主要分布在东北、东南沿海及西部边疆等地区。但是从中国的耕地总量与人口总数的比例看，中国人均耕地只有1.5亩左右，仅为世界人均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还不到，与美国相比，只是美国人均耕地面积的十分之一。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人口还在不断增加，尽管我们实行了世界上最严厉的耕地保护政策，但每年因自然灾害和非法占地，耕地面积还是越来越少。解决这个问题不仅要保护现有耕地，还应该把目光转移向那些可耕地多，人口少的不发达国家，通过国际互利合作和开发跨国农场的形式，把中国的可耕地扩展到海外去，这样，可以有效解决中国可耕地不足和人口逐年增加的矛盾。中国已经在海外建立了石油基地，为什么不能在非洲、拉美等国建粮食基地？民以食为天，粮食的重要性比石油更大。
记者二问：中国人到海外开发1万个跨国农场，会得到外国欢迎吗？
卞洪登答：到一些欠发达国家开发跨国农场与一般经商贸易不同，不存在与所在国居民争利的矛盾。非洲、南美洲等国家，虽然土地、渔业资源十分丰富，但因为资金、技术等原因基本上处于无人开发的状况。一个拥有38万物种和100多万种农业技术储备的中国，一个能将杂草转化为蘑菇食用的神奇中国人，开赴到这些国家去开办跨国农场进行资金投入、技术投入，不但不会受到排挤，反而会得到所在国居民的欢迎。因为跨国农场生产的粮食、农副产品可以解决当地老百姓的生活需要，同时还可以大量雇用当地人到农场做工，解决他们就业问题。例如江苏农垦集团在赞比亚开发的友谊农场已经成为中非合作的典范；非洲保定村组织者刘建军被科特迪瓦土族人加封为联合大酋长荣誉称号的传奇事迹皆表明：中国人开发国际农场深受当地政府和人民的欢迎和尊重。
记者三问：中国农村与非洲、南美洲等国有很大差异，会不会因土壤、气候不同而不适应？
卞洪登答：国外自然环境确实与国内有所不同。但是，横跨五大气候带的中国，凭着几千年适应24节气时耕作的经验和目前中国百万种农业科技优势，完全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中国排名世界第一的杂交水稻及植物克隆等农科技术成果一旦与充足的资金、劳力结合起来，就能在世界各国发挥巨大作用。
记者四问：中国农民过惯“老婆孩子热炕头”生活，他们到国外开发农场是否有积极性？
卞洪登答：中国农村有2亿多剩余劳动力。这些农民有丰富农业经验，但却白白闲置，有不少人只好到城市去从事他们不熟悉的工作。过去国家政策是限制农民进城打工，现在放开了，但是却对城里的就业造成了冲击。
中国农民既有创业热情又有到国外去闯荡的愿望。前些年，浙江青田人、福建长乐人和河北保定一些农民自发组织起来到国外去创业，建造了许多“中国城”，“保定村”和跨国农场等成功事例。如果由政府出面有计划地组织更多农民到海外去创业，闯出一条“全球出击，世界为家”，“变亿万农民为亿万侨民”的新路子来。那么就能从根本上解决剩余劳动力的就业出路，缓解城市的就业困难。
记者五问：跨国农场缺乏跨国公司那样活力，是否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卞洪登答：哪里有资源，哪里就会有市场投资机会。中国人多地少国情决定了农业发展要走跨国农场新路子，尽管跨国农场从运作机制上不如跨国公司那么成熟，但是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必须要在更大的国际舞台上寻找解决方案，在这一点上，我们应该学习日本人向巴西输出150万农民，学习印度向圭亚那，莫桑比克等国移民的办法。只要能把农民输出去，印度安得拉邦等省就能自行决定与肯尼亚、乌干达等国签订跨国农场协议。
记者六问：目前，国际恐怖活动频繁，中国在海外建跨国农场会不会成为国际恐怖活动组织的攻击目标？跨国农场的安全能否得到切实的保障？
卞洪登答：国际恐怖活动是有预定目标的，是因为民族、宗教等矛盾没有得到正确调解而产生的。像美国人成为袭击目标，是因为树敌太多犯了众怒。而中国奉行不结盟政策，在国际上没有特别深的仇家。不可能成为国际恐怖组织的攻击目标。当然也不排除个别刑事犯罪，但这与恐怖活动不是一回事，在哪都会发生。
记者七问：过去在国内搞边疆农场，是出于巩固国防需要，今天建立10000个跨国农场，向海外派员，投巨资是否有必要。
卞洪登答：50年代，毛泽东主席决定建立边疆农场完全是为了“平时务农，战时拿枪”的战备需要。今天建立跨国农场也是为了壮大第三世界国家反对霸权主义力量的准备。如果我们在海外兴建1万个跨国农场，就等于有了1万个反对霸权主义力量的储备基地，如果每个农场有10000名农工，我们就有亿万海外反对霸权主义力量。美国高峰时在世界各地拥有500多个军事基地。中国不做超级大国，但我们不能没有反对国际霸权主义的力量储备。中国三次百万大裁军中，相当一部分部队后勤农场被裁掉，另外，还有许多等分配的转业军人，都是全球出击，世界为家兴建跨国农场的生力军。所以，我在《华商》杂志上提出兴建跨国农场的目标中，就考虑了海外积蓄反霸力量的因素，如果海峡两岸和平统一失败，迫使我们用武力解决，如果因美国武力干涉引起世界大战，这些海外战略力量就可以发挥巨大作用。
记者八问：兴建海外跨国农场，中国人在当地会不会被别的民族同化，变成乐不思蜀的永久侨民？
卞洪登答：未来中国众多农民真的变成侨民决非坏事，假如未来爆发毁灭性核战争，海外农场至少可以为我们保存亿万炎黄子孙，他们和世界各地华人华侨一道，在世界各地承传中华文化永垂不朽。
记者九问：发达国家对外国侨民有很严格控制标准，贫穷落后国家许多中国人又不愿去怎么办？
卞洪登答：据有关资料介绍，福建农民承包美国75%西洋参种植园。日本农村许多新嫁娘是从中国娶来的，韩国大部分草莓种植也是中国农民专家完成的。除了发达国家之外。一些落后的非洲国家开始出现了50多个“保定村”。这些事例皆说明，发达国家既然不拒绝中国人到海外创业，那么落后国家更不是中国农民弃选之地。
记者十问：建1万个海外农场，总计要数千亿元人民币，这是一笔巨大的投资，它相当于国家年GDP的1%左右。这项庞大的海外战略性开发计划由谁来负责组织？
卞洪登答：除了国家财政投资之外，还可以动员地方政府和社会企业力量兴建跨国农场。据有关方面统计，中国居民存款已经超过15万亿人民币，这些资金滞留国内，只能推波助澜买房、买车，对控制经济过热不利。如果将这些民间资金引导到国外兴建私人农场，肯定会获得意想不到收益，与国与民皆有利。从投资回报讲，这类投资风险少、收益多。例如非洲国家土地价格低于国内10倍以上。通过跨国农场开发，形成有规模的小城镇，自然就会使土地升值。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资源。无论是森林、矿藏、畜牧、水产和种植、养殖，还是“造城运动”，兴建乡镇企业等都离不开土地空间资源。而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通过兴建成千上万个跨国农场形式，获得国际上最紧缺的土地战略资源，则是占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大中华最迫需解决的国策方略。为此，国务院应单例一个国家农垦总局，专门负责千万个跨国农场的筹建工作，和亿万跨国农民的素质培训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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