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两周，因为美国股市的波动，人们对世界经济复苏态势的预期出现了微妙变化，人们担心，由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时隔10年之后，世界经济再次出现问题了吗？世界经济未来走势如何？又存在哪些风险点？如果区分这些风险点并积极防控？中国经济在全球背景下能否保持自己的良好势头？

面对这一系列问题，思客聚焦由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与世界银行发展预测局共同举办的“全球经济展望与经济风险形势分析”研讨会，梳理相关专家的观点和解读。本期为系列解读第二篇，由财政部国际财经中心主任周强武解答全球经济风险问题。

周强武认为，当下全球宏观经济呈现出显著复苏迹象，但向好势头下有暗流涌动，全球经济的风险点依然很多，如全球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问题，结构性改革和逆全球化的问题仍需密切关注。

近年来，全球宏观经济呈现出显著复苏迹象。世界银行报告展现的2017年全球经济主要宏观经济指标都表现得很不错。其中主要经济体，如美国、欧洲、日本都呈现出良好势头。好的形势是一方面，另外风险也客观存在。当下全球经济的风险点很多，我侧重全球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和结构性改革的问题，还有逆全球化的问题，与大家分享几点看法。

风险一：全球主要宏观经济体的经济政策的选择与平衡？

第一个风险是全球主要宏观经济体的宏观经济政策，特别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选择和平衡的问题。在财政政策方面，2017年全球的主要经济体都偏积极的或者偏扩张的。中国当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美国批准并通过了减税的方案，英国也宣布要逐步退出减税的政策，日本也表示要进一步扩大减税的力度。

这主要有三大问题：一是财政可持续的问题，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相关报告显示，2017年全球经济的赤字率大概是3.39%左右，应该说主要国家的财政空间还是有所改善，但实际上大家在充分利用这个空间上可能并不会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那样乐观。比如特朗普的减税方案，即便是将经济增长带来的税收收入增加考虑在内，未来征税所带来的财政负担也必须要加以观察思客，这是否会带来一些后续的风险？

第二，财政政策的刺激会不会带来经济过热？包括美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是否有可能转向过热？可能大家的意见并不一致。前两天，纽约联储主席杜德利就已做了公开预警，说美国税改以及特朗普的经济政策可能给世界经济带来过热风险，甚至增加美国经济硬着陆风险。

第三，在财政政策方面，特别是减税方面，全球层面会不会出现竞争性减税？竞争性减税如果发生会导致什么后果？这些我们还需要持续观察。在货币政策方面，主要经济体先后都开启了正常化进程。美国进一步收紧其货币政策，2017年总共加息三次，并且已经开始缩表，欧洲也公开表示缩减购债规模，英国的央行也采取加息，这是否会带来潜在风险？风险之一就是货币政策分化带来的影响，全球的流动性偏宽松，直接的感受是目前金融风险的偏多，全球层面的风险显然是存在的。风险之二，全球的流动性拐点何时能出现？长期的QE或者超QE，以及低利率政策给市场注入了如此多的流动性，特别是这个流动性推高了全球的资产价格，如此后续影响又是怎样？是否会带来资产泡沫，进而打击消费投资的信心，拖累全球经济的增长？

另外，发达经济体的货币政策收紧将增强避险的需求，引发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资本外流。在过去的2016年、2015年，我们存在这种担忧，2017年有所好转。风险可能会导致新兴经济体本币汇率震荡，对高杠杆和资产负债表错配的经济体可能产生冲击。

风险二：全球结构性改革过于缓慢，未来如何发力？

除了全球主要宏观经济体的经济政策，还有全球结构性改革的问题。个人认为，全球结构性改革过于缓慢。从中长期看，全球经济面临的潜在风险之一是劳动生产率和潜在产出的问题。尽管目前全球经济形势向好，但我们必须要高度关注处于低位的全球劳动生产率增速和潜在的产出水平。

目前，发达经济体的实际产出已接近潜在水平，美联储预测美国经济潜在增长率仅为1.8%左右，美国的实际增速显然是高于潜在增速。国际货币基金和世行等预计新兴经济体在2015年到2020年潜在增长率将从2008年到2014年的6.5%进一步下滑到5.2%左右，这比危机前下降两个百分点。

总的来看，要推动全球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结构性改革是无法绕过的，而当前全球结构性改革缓慢的问题应该再次引起大家关注。至于怎么改和改什么？可依据中国作为2016年G20主席国在国际社会的协同努力下形成的关于全球结构性改革的一揽子政策，其中包括九大优先领域和48项指导原则。在我看来，当前依然是全球进行结构改革的窗口期。就如拉加德最近在达沃斯论坛所说“太阳出来了，是时候修房顶了”。

另一方面，危机后各国推出了数额巨大的财政刺激政策和不同形式的量化宽松政策，目前财政和货币政策空间非常有限的情况下，结构性改革的需求，特别是它的动议和效率，以及能释放的潜力都应该逐一加以观察。

风险三：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来袭，“发展”的蛋糕如何做大？

另外，还有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的问题。关于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我们可以关注三大方面。

其一，发达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采取了包括提高关税、数量限制、增加清关手续等不同形式的贸易限制措施。自2008年以来，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先后出台贸易限制措施，到2016年10月中旬，一共实行了2978项贸易限制措施，并且贸易限制措施的取消过于缓慢，到目前为止只有740项被取消，仍有2238项贸易限制措施存在。近两年尽管贸易限制措施数量有所下降，但是贸易限制措施的存量值得关注。

其二，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经济体对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立场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美国优先实际上是种纵横主义和逆全球化的态度。在国际治理方面，特别是美国对多边机制和多边机构的支持力度显然下降，相继退出了多项国际公约，同时削减对一些国际机构，特别对联合国的财政支持力度。

其三，民粹主义抬头，英国“脱欧”大家都认为是“灰犀牛”事件，另一个层面来说也是民粹主义的一次集体爆发，紧接着欧洲其他的经济体相继出现新的不同形式的民粹主义势力，这种民粹主义的势力在加强，给世界经济都增加了不确定性。

面对这些问题，个人觉得还是要从发展的角度看问题，这意味着发展的蛋糕没有做得足够大。因此，如果大家都从分蛋糕的角度着手，这样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风险四：对中美贸易摩擦保持高度警惕

最后一点，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对中美贸易摩擦保持高度警惕。中美关系是当今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两国合作得好、发展得好，全球经济都会从中受益；两国出现摩擦，包括贸易摩擦，不仅自身利益受到损害，全球经济也会受到影响。

总体上看，中美两国关系保持了比较稳定的态势。中美经济关系是一项混合着竞争与合作，对立与共赢的复杂工程，涉及面广，干扰项目多。在特朗普政府内部主张对华施压的声音依然存在，这也是导致最近一年来中美经济关系时而出现波动和反复的主要原因。从我们的角度看，基于两国经济的高度依赖和互补，我们认为依然是可以通过加强交流来促进中美关系，特别是使中美经济关系和中美贸易关系持续改善。总而言之，我们在观察和思考未来全球经济时，中美关系、中美经贸关系等因素都必须重点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