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对外开放的“桥头堡”，自由贸易试验区制度创新正在向纵深方向全面升级。《经济参考报》记者获悉，自由贸易试验区接下来将在促进外资落地的保障制度建设上发力，从“准入”到“准营”的“任督二脉”有望加速打通。目前更多的实施细则正在探索制定中，在“放管服”上着力加强“前端开放，后端监管”创新，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

　　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改革，是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成立之初推出的最基础、最重要的改革措施，迈出了与国际通行投资规则接轨的重要一步。五年来，该清单已经缩减近八成，特别管理措施已由最初的190条减至2018版的45条，在一、二、三产业全面放宽市场准入，金融、制造、教育、医疗等大部分重点领域都已突破门槛限制。

　　“自贸区建立五年以来转变最大的是国家开放理念的构建，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深入人心。开放的效果已经很明显，接下来的开放关键在于具体落实开放措施。”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不同区域的自贸区，根据自身定位特点有不同的制度创新需要。

　　但从整体来讲，未来的改革重点都将瞄准赋予自贸区更多的自主权，加快配套性保障制度的建设，保障负面清单带来的开放效果能够在纵深上得到体现。

　　“我国负面清单缩减速度非常快，力度也很大，未来会有所调整，但是调整空间不是很大。”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主任、研究员聂平香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下一步我国改革开放的重点，将是规则制定和开放领域落实。

　　聂平香说，“我们要看到自由贸易试验区还有很多矛盾没有解决，尤其在实际操作中如何突破隐形‘天花板’、保障负面清单放开领域的全面落地、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等方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与自由贸易试验区深度调研的商务部研究院专家表示，全国自由贸易试验区目前反映的一个共性问题是，很多开放领域涉及行业主管部门，但部门的管理规定不够细化，未能及时根据开放需要做出相应调整，自贸区在向主管部门申请政策时会存在矛盾、冲突。例如，有自贸区反映，增值电信业务在全部自贸试验区内同步开放，外资企业渴盼已久，但截至目前还缺乏落地实施细则。这反映出改革赋权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不足，致使很多政策落地效果不理想，也就出现了后期一些“大门敞开，小门不开”的现象。

　　“这些都是我们在改革中面临的问题，是改革渐进过程的体现。”聂平香表示，未来还是要通过赋予自贸区更多的改革开放自主权，打通改革碎片化的问题，才能彻底解决“小门不开”的问题。另外，还要给予一些容错机制，让自贸区有先行先试的积极性。

　　近日召开的自贸区建设五周年座谈会也明确指出，要牢牢把握制度创新这个核心，进一步推动自贸试验区改革开放和高质量发展。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扎实推进“证照分离”改革，深化负面清单制度改革，推进贸易监管制度创新，加强改革系统集成。

　　这在海南自贸区总体方案中也已经有所体现。方案指出，要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赋予海南省人民政府更多自主权，科学配置行政资源，大力转变政府职能，深化“放管服”改革。深化完善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实行包容审慎监管，提高执法效能。

　　海南自贸区充分发挥后发优势，正在加快这方面的工作推进。据记者了解，海南起草了《海南优化营商环境行动计划40条》，已经开始征求意见，有望于近期发布。

　　在国务院新闻办举行的海南自贸区总体方案发布会上，海南省副省长沈丹阳也透露，海南将从两个方面着力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一方面要花大力气研究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营商环境的具体内容，进行制度创新；另一方面，就是把这些要求落实到具体行动上，确保市场在经济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奉行宽进严管的理念，不干预企业正常生产活动，主动高效担负企业监管职责。

　　“目前改善营商环境的核心问题已经从‘准入’转到‘准营’。”聂平香认为，我国目前“准入”门槛已经基本放开了，但是要真正破除外商投资的障碍，还在于塑造公开、公正、透明的营商环境，以健全的制度保证政策的透明性和可预期性。同时，还要在“放”上做减法，真正把权力放下去，让自贸区拥有更多自主权；在“管”上做加法，推进“前端开放，后端监管”制度创新，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服”上则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提高政府办事效率，营造便利化环境。

　　“加快完善市场化、法制化的营商环境建设是我国自贸区接下来要推进的重点。”李俊也表示，我国的自贸区建设已经进入到对标国际高标准，实现更大力度、更彻底开放的关键时期。要实现各类主体完全公平竞争、开放透明，政府就要简政放权，加快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设、审批制向备案制改革以及加强事中事后监管等。同时还要加强法制化建设，践行“法无授权不可为”，打造一个公开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这也标志着我国改革开放从领域的开放走向了制度保障完善的“深水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