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望无际的草原，洁白如雪的毡房，悠闲吃草的羊群……没想到这片位于呼和浩特东北处，前些年还是满目疮痍、砂石遍地的2万多亩荒滩，竟然在不经意间变成了一个“风吹绿色遍地花，彩蝶纷飞百鸟儿唱”的美丽大草原，并在2017年被选为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大庆的主会址。
 
   这是中国矿业报记者近日参加由中国矿业联合会绿色矿业发展联盟主办的“矿山生态研讨会——绿色矿业发展万里行（蒙草站）”活动时看到的喜人一幕。

 

   而这片名叫呼和塔拉的万亩大草原是内蒙古蒙草生态集团自2012年开始，历经3年时间，尊重自然规律、模拟天然草原，结合天然草地改良与人工草地建植技术，进行人工干预下自然修复的结果。
 
   “生态修复是绿色矿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应有之义。我们之所以把这次矿山生态研讨会——绿色矿业发展万里行放在蒙草生态集团公司举行，主要是该公司在生态修复特别是在矿区生态修复方面具有可复制可推广的成熟技术和经验。” 中国矿业联合会党委书记、会长彭齐鸣表示。
 
   废弃矿山重披“绿衣裳”
 
   绿草如茵，鲜花铺地。在呼和浩特大青山前坡生态修复区，中国矿业报记者看到，原来废石遍地、寸草不生的废弃采石场，通过生态修复已经恢复原来的“绿”模样。这只是近年来蒙草生态集团矿山生态修复的一个缩影。
 
  “矿产资源是工业的粮食和血液。多年以来，矿业开发支撑和保障了经济社会发展，推动了工业革命、人类文明、城镇化和科技进步，但同时也造成了生态环境问题。”彭齐鸣话锋一转，深感忧虑地说，“过去矿业行业先开发、后治理的模式带来了一系列负面效应，地形地貌受到损害，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遭到破坏，社会形象深受影响，有的地方还因此而引发了许多社会矛盾。”
 
   大青山自然也难逃厄运。坐落在内蒙古中部阴山山脉中段的大青山，是呼和浩特市重要的水源涵养地，也是我国北方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矿山、采石场的无序过度开采，造成山体破损，水土流失严重，许多地方甚至只有裸露的岩石和陡峭的边坡，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生物多样性逐年减少。
 
   “呼和浩特大青山前坡生态修复的区域总面积约400平方公里，主体绿化面积近10万亩。我们根据不同坡度和土壤基质条件，采取了相应措施。对冲积扇区及山体25°下区域，结合种植树木及地被植物，打造生态景观；对坡度25°至40°区间坡体，选取根系发达、抗旱性强、耐瘠薄的乡土植物种质混合保水材料等进行喷播，同时配合植生毯等生态产品进行固坡护坡；而对40°到75°的坡体，则先通过挂网锚固，进行机械及人工喷播，再辅以蒙草生态袋产品，牢固土壤后对边坡环境进行修复。” 蒙草生态集团董事长王召明介绍。呼和浩特大青山前坡生态建设工程完成生态修复面积约9.8万亩，累计栽植各类苗木近1000万株，大青山沿线防护功能和景观效果初步显现。
 
   内蒙古扎赉诺尔露天矿则是蒙草生态集团的神来之笔，也是我国高寒高纬度地区矿山修复的典型案例。
 
   历经百年的扎赉诺尔露天煤矿，在为人类贡献光和热的背后，却因常年开采形成了一个硕大的坑垌(矿坑面积约500公顷，采坑周边堆砌成多个排土场，总占地面积1276公顷)，当地老百姓习惯叫它“人造天坑”。
 
   对于这一“人造天坑”，满洲里市与扎赉诺尔区两级政府一直在开展生态治理工作，但因现场地质环境复杂，导致修复难度太过巨大。2017年，满洲里市政府与蒙草生态集团就扎赉诺尔矿山生态修复问题达成合作协议，以蒙草式矿山生态修复实现扎赉诺尔露天煤矿绿色闭矿。
 
   “这个‘天坑’之所以修复难度巨大，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特殊原因：一是‘火焰山’——明火燃烧区。部分原始裸露煤层已自燃百年有余，消耗了大量优质能源并产生有害气体，导致土地无法利用，植物无法生长。二是‘流沙河’——地质蠕动区。采矿后的采空区由于力的不平衡，造成地质内部蠕动，表层附有煤矸土的地面松动位移，且掘矿排弃物在矿区周边形成多个排土场，排土场中的白碣土、煤矸石等松散堆积，易导致山体滑坡、泥石流等自然灾害。三是‘水帘洞’——底部渗水区。开采破坏了地表及地下水系统，于煤层底部形成深达十几米水面及渗水层，易造成煤矿坑沉降崩塌。”蒙草生态集团执行总裁高俊刚介绍说。
 
   蒙草生态集团科研技术团队对扎赉诺尔露天煤矿进行多次现场勘测，围绕扎赉诺尔露天煤矿生态恢复的关键问题，通过现场测绘、数值模拟与评估规划设计等步骤对露天矿闭坑的边坡稳定、场地平整修复和生态恢复问题开展了分析研究，有针对性地制订出“地形整理-植物配置-测土配方施肥-渗水再利用-基础设施修建”的蒙草式矿山生态修复联合技术方案，综合解决了土壤改良、植物给水、植物配植和山体滑坡等问题。
 
   “在治理的过程中，我们因地制宜使用当地植物、种子制成的蒙草植生毯、生物笆等护坡绿化新型专用技术产品，不仅起到防止水土流失，固坡护坡，提高植物生长率的作用。更是在植物生长的同时被降解分化，为小草提供天然养料。在植被恢复后利用矿井水灌溉植被,进行矿井水处理和利用，防止水流淤积造成沉降。”王召明说。
 
   对这个始建于晚清时期、又具有北方典型特征的百年露天煤矿，彭齐鸣表现出了极大兴趣。他接过话茬建议说：“扎赉诺尔露天煤矿的百年矿坑本身就很有历史意义，其矿山生态修复经验很有典型性，中国矿业联合会可以在这个地方举行一次绿色矿业发展万里行，好好总结推广这一经验。”
 
   理念创新实现“两化”融合
 
   “中国矿业要实现绿色高质量发展，必须要与时俱进，创新发展。要创新发展理念，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融入山水林田湖草综合管理体系；要创新发展模式，摒弃‘挖完就走’的老路子，衔接接替产业，带来可持续增长与支撑；要坚持科技创新、多学科交叉，实现矿业现代化、智能化、生态化。既要通过建设绿色矿山、发展绿色矿业，以矿业的生态化，彻底摘掉‘脏乱差’帽子，又要在矿山生态修复中通过催生新的业态、形成新的产业，以生态的产业化，实现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并存共荣。”彭齐鸣说。
 
   这一观点得到了王召明的认同。王召明说：“建设绿色矿山，不是简单地把矿山环境进行绿化、美化，而是指矿山企业从资源的开采、加工、综合利用到运输全过程，都要坚持贯彻科学发展观和环保理念。建设绿色矿山，必须要用发展的眼光，不能为了一时的‘绿色’而‘绿色’，而是要通过矿业的生态化来确保绿色矿山‘永不褪色’，从而实现矿山的可持续发展。”
 
   事实上，社会公众包括一些政府官员之所以对矿业行业心存疑虑甚至抱有成见，很大程度上缘于矿业行业自身的“不检点”。
 
   众所周知，矿业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矿产勘查阶段，这一阶段的影响主要是修路、机台占地，以及槽探坑探及泥浆的排放。但相比矿业开发活动而言，矿产勘查活动对生态环境影响很小，所以前些年社会上对此反应并不是太大。但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推进，一些地方也开始关注起矿产勘查活动来，绿色勘查也由此应运而生。
 
   第二阶段也就是矿业开发活动阶段，这是对生态环境影响最大，也是社会公众尤为关心、政府官员最担忧的阶段。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对矿产资源的刚性需求量不断增多，我国的矿业行业得到了迅猛发展，但由于一些地方的中小型矿山在开发过程中生态环保意识不强，“开发过度，保护不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一定冲击，损害了矿业的整体形象。
 
   “传统矿业造成了一定的生态环境问题，‘先开发、后治理’的模式对生态环境带来一系列破坏，造成地形地貌上的伤疤以及对‘山水林田湖草’生态系统的破坏，还有‘脏乱差’及安全问题，使矿业社会形象深受影响，并引发了社会矛盾。”彭齐鸣说。
 
   而第三阶段则是闭坑阶段，这个阶段对生态环境的影响最深远。过去许多矿山闭坑后“拍拍屁股走人”，对形成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不治理不修复。加之许多矿山法人数次变更，责任主体灭失，致使历史遗留的矿山地质环境问题愈发突出。采矿过后，留下的是矿坑遍地，废石成堆，狼藉一片。
 
   “矿产资源需求永恒，矿业不可替代，但传统的矿业发展模式难以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彭齐鸣表示，我国矿业行业过去“找”、“挖”、“走”的模式不可持续，也不适应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社会主义强国的要求。新时代的中国矿业必须把生态优先理念贯穿矿业开发全过程，真正走“产业生态化、生态产业化”之路，这也是中国矿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实际上，作为深耕矿山生态修复20多年的蒙草生态集团，一直在致力于“两化”融合发展之路。2014年1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蒙草生态集团视察，对该公司注重应用乡土植物进行草原生态建设的思路给予了充分肯定，对于推动草原生态建设与生态产业相结合的思路非常认可，鼓励他们要因地制宜地推广蒙草、应用蒙草。
 
   “我们知道，我国有数万座矿山，占地面积高达数百万公顷。面对满目疮痍的采区，尘土飞扬的排土场，寸草不生的山体，我们希望用生态的力量，唤醒曾经的绿色。所以，发展绿色矿业、建设绿色矿山，以生态化来改造提升矿业，是新时代矿业发展的必由之路。”王召明说。
 
   位于呼和浩特市东北处的呼和塔拉草原，蒙草生态集团经过2年时间的生态恢复治理，已基本恢复原有生态状况，重现了草原生态风光。修复后的呼和塔拉已经成为离呼和浩特最近的集观光、休闲、马术、会议庆典于一体的自然生态草原旅游景区，成为呼和浩特市民休闲放松的心灵牧场，创造出了良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成为生态产业化的一个示范。
 
   “生态修复必须产业化，积极发展矿业全流程的生态修复再造技术，真正让生态修复成为一种新型产业，并与矿业相伴相随，持续发展。在边开发、边治理，实现全程动态复绿（造绿）基础上，还要重视闭坑后新进产业的生态修复与再造。生态修复与再造还要参与产业发展总体规划之中，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生态文明建设方案。”曾担任原国土资源部地质环境司司长10年的关凤峻，对矿山生态修复产业化一直十分重视。他说，如果不通过构建新机制让矿山生态修复形成产业，不能让矿山生态修复“有投入有产出”形成良性循环、自我发展，即便是财政资金投入得再多，也将后继乏力，弄不好还会让地方政府背上沉重的包袱。
 
   此言非虚。当前，一些地方在矿山生态修复中，畏首畏尾，急功近利，未能通过建立有效的机制来吸引社会资本投入，没有做好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也没有发挥好政策的引导和财政资金的“四两拨千斤”作用，最终陷入了“修复容易维护难”的尴尬境地。
 
   “目前，我国矿山总的复垦率不到 10%，截至2015年，共投入治理资金超过 900 亿元，治理矿山地质环境的面积超过 80 万公顷。”王召明说，矿山修复涉及到水、土、气、人、草、畜等多样化的生态大数据，不是一项“只投资没回报”的公益事业，而是可以产生价值和利益、有前景的产业，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将它做成产业更有利于长久的保护。20多年来，蒙草生态集团从黑岱沟煤矿修复开始，累计修复矿山、边坡2680万平方米，完成工程产值近20亿元，业务范围以内蒙古、宁夏、甘肃、山西、陕西等干旱半干旱区域为主，辐射全国。
 
   科技创新打造“共同体”
 
   矿山生态修复不单单是为了“植绿”“复绿”“造绿”，让外观变得更好看，更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系统综合治理理念，以自然修复为主，并与人工修复相结合，恢复生物的多样性，打造生命共同体。
 
   “矿山生态修复，必须要研发针对不同地理人文环境的生态修复再造技术，既要营造出比矿业开发前更高质量的生态环境，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又要能更好地突出自然修复为主的特性，恢复生物的多样性。”彭齐鸣说。
 
   然而，近几年来，我国一些地方在矿山生态修复中，偏重了人工干预而忽视了自然修复，为了迅速达到复绿之目的，盲目引进一些抗旱、抗碱、抗寒、抗涝等外来物种，结果是矿山环境恢复好了，但因为许多外来物种与当地原生物种不匹配，又破坏了当地的整个生态系统。
 
   “其实，一个地方长什么植物不是由人来决定的，是由这个地区的土壤、水分、气候等自然因素决定的。”在蒙草生态集团执行总裁高俊刚看来，蒙草生态集团的独特之处，就是从传统的“人定胜天”的想法转为“人定顺天”的理念，而这也正是顺应了自然修复的要求。
 
   事实上，近年来，蒙草生态集团依托20余年“乡土草种业及大数据”的精准生态修复实践，成立了矿山与土壤专项公司以及矿山生态修复研究院，针对不同类型的矿山、矿坑、排土场、边坡生态修复，提供一站式综合解决方案，在受损场地调查、规划设计、施工方案设计、矿区修复产品研发、矿山修复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研发的矿区乡土植物生态包、蒙草植生毯、蒙草生物网格、蒙草土壤改良剂、蒙草微生物菌剂等多项工艺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矿山边坡治理、采矿用地修复、植被恢复等项目中，达到了理想的修复效果。
 
   “我们的矿山修复研究院，以‘先研究、后修复’的‘小草扎根’理念为指导，在实施过程中，对‘水体、土壤、植被、动物、微生物’等基础数据采集，实地进行产品与技术的应用性测试，并通过对项目进行持续动态监测，为工程质量及效益提供有力保障。”王召明说。
 
   蒙草生态集团还建立并拥有国内数据和规模都较为领先的世界级乡土植物种质资源库，储存乡土植物种质资源5000余份，有地理标记的植物标本3.3万余份，干旱半干旱地区土壤样本近100万份。同时，结合20余年矿山修复实践和历史数据，构建矿山生态大数据平台，为矿山生态恢复提供精准的方案和技术指导。
 
   据了解，蒙草生态集团依靠科技创新，目前已经构建起了特色种业体系、生态大数据云平台和完备的技术标准与科研平台。特别是生态大数据，可通过互联网、物联网，集成生态数据云平台，整理收集指定区域水、土、气、植物、动物、微生物等生态系统相关数据，并建立指标分析模型，为地方的生态做全方位的体检，做好生态预警，核算生态价值，从而指导生态建设及产业发展。在“大数据”指导下，蒙草生态集团累计完成各类生态修复总面积近2000万亩。
 
   同时，他们还建设了蒙草乡土植物种质资源综合研究基地之一的蒙草草博园,专注于“乡土植物种质资源”的研究驯化及实践运用，为生态多样性保存、生态修复、种业科技等提供科研及技术保障。
 
    “买来的种子能种出一片草坪，却种不出一片草原。挖掘保护好当地原生物种、药用植物、生态环境用物种等特色种业的品种，坚持以自然修复为主，兼顾人工修复，才是矿山生态修复的方向和目标，才能真正打造出一个系统完善、功能齐全的生命共同体。”王召明最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