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矿业金融座谈会2023近日在北京举办，中国银行、银河证券、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五矿集团、中国铝业、中国黄金等矿业企业代表参会。大家研讨的焦点似乎有些“老生常谈”，还是落在了困扰中国矿业中长期发展的融资问题上。

近10年来，矿业行业受供需关系、资本流向和政策等多重“围剿”，逐渐陷入行业人才短缺、技术创新能力不足等困境。无论是破解找矿难题，促进矿产资源开发利用，还是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都亟须充足的资金保障。然而，金融机构参与矿业的利益机制和便利通道始终不太明朗，导致资本市场对矿业的关注度处于低温状态，一度将关系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行业逼为“笼中困兽”。

困局：资本进入矿业市场面临诸多障碍

长期以来，我国矿产资源保障依赖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逐步发展成为矿产品生产和消费第一大国，但却不是矿产资源第一强国。

在中国矿业金融座谈会2023上，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与中国银行首次联合发布《中国矿业金融发展研究报告2023》。报告认为，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矿产资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具有资源家底薄，人均消费高，产量、消费量全球第一，对外依存度长期居高不下等特征。当前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关键时期，需要大量基础矿产支撑，加强国内找矿突破和国际矿业合作非常迫切，需要金融机构加大对矿业领域的支持力度。

但金融资本在推进国内找矿和加强国际合作方面的表现还有些差强人意，也着实面对诸多困难。

首先，矿业投资成本大、风险高，一不小心就血本无归，导致资本进入顾虑重重。我国资本市场活跃期多呈现“喝酒吃药高科技”的局面，结构上以消费、科技、医疗、军工等产业为主，对矿业行业关注度不高。这与矿业和金融行业的天然属性密不可分，资本市场以逐利为目的，使得投资大、回报周期长、风险高的矿业很难成为资本“宠儿”。

因此，无论政府投资还是社会融资，出于风险控制都很容易将矿业拒之门外。2006年中央地勘基金成立，财政部通过部门预算方式拨款注资，用于重要矿产的前期勘查，但最终因为产出远小于投入，让财政部也望而却步，于2016年停止了地勘基金注资。社会资本通常资金规模小，且追求高收益，追求短平快地退出，并不能完全适应矿业产业发展逻辑。

其次，我国矿业市场体系建设缺乏统一有效的服务平台和引导机制。在矿业金融座谈会2023上，金融领域多位专家提到，对于矿业这类技术门槛较高的行业，引导资金进入还缺乏有效的顶层设计和平台服务，导致投资盲目性太强。比如黄金大涨，大家一窝蜂哄抢金矿，锂资源被炒火了便一哄而上去搞锂，新能源矿产需求增加，曾经常年“吃药喝酒”的基金经理也着手布局新能源。这种瞎子摸象式的盲目投资，极易造成产能过剩和供需不匹配。

此外，民营企业受资本重视程度尤为不足，参与海外竞争“两头”受气。根据中国地质调查局国际矿业研究中心研究成果，在全球资源配置领域，民营、混合所有制上市公司更具活力。民营企业市场敏感性强、灵活度高、创新力强，对资本的吸引力是显而易见的，目前国内以赤峰黄金、华友钴业等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在资本市场活跃度较高。

的确，民营企业参与全球资源配置更具便利性。除民营企业自身具备灵活度高等优势外，民营企业以逐利为目的参与全球市场竞争。不过，在国际竞争现实中，民营矿业企业既要面对强大的国际竞争对手围追堵截，还要承受无法消散的融资阴云笼罩。

有一个案例让人记忆犹新。早在2014年，天齐锂业斥资50亿元收购澳大利亚泰利森公司。泰利森拥有全球最大、品质最好的锂辉石矿。这块“肥肉”被多方垂涎，天齐锂业行动果断，成功拿下泰利森51%股权。2018年，天齐锂业拟收购世界最大盐湖锂矿SQM约23.77%的股份，决定以杠杆方式向商业银行贷款35亿美元，但当时SQM股价位于几年内的最高点。在拿到贷款后噩耗来临，锂矿价格大幅度下跌，天齐锂业却仍需支付大额利息。加之后续融资不顺利等一系列情况，在2020年的下半年，公司一度深陷债务危机。最终不得不采取引入IGO战投的方式募资偿还贷款，后果则是天齐锂业对泰利森的股份占比由原本的51%下降到26%。此番操作，被媒体形象地称之为拆了锂精矿的“东墙”，补上锂卤水的“西墙”。

探索：“政府主导、商业跟进”引来“源头活水”

在中国矿业金融座谈会上，中国银行金融研究所副所长莫万贵提出了“有效市场+有为政府”的解决思路，强调政府“搭台”，让市场主体“唱戏”，充分利用政府运筹帷幄的实力和财政资金的引导能力，让金融机构贡献资金和资源，共同为矿业发展赋能。

这与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提出的探索构建“政府主导、公益先行、商业跟进、科技引领、快速突破”的中央、地方、企业协调联动机制不谋而合。其中，“商业跟进”与“企业跟进”一字之差，却有千里之遥。“商业跟进”强调不仅矿业企业参与进来，更重要的是引导银行、基金等金融机构积极参与到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中。

莫万贵提到，矿业前期投资有很长的蛰伏期，资本进入后一时间看不到收益，需要政府资金的引导和支持。无独有偶，另一产业与矿业面临较为类似的境况，那就是芯片产业。过去三十年，芯片经历了从全球化资源配置到“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转变的趋势。尤其是近年来，受政策驱动和地缘政治影响，全球半导体供应风险加剧，加之受新冠肺炎疫情和产业链整体不稳定等因素，芯片产业出现周期性供应短缺。

为此，我国采取提供财政税收优惠政策、通过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突破芯片产业链核心技术和难点，以及设立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大基金等形式对芯片产业进行扶持。

其中，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大基金（以下简称“大基金”）以国有资本带动社会融资的模式，初衷即为芯片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国内芯片产业的繁荣发展。大基金坚持“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的原则，采取公司制的经营模式。一期注册资本987.2亿元，最终募集 1387 亿元；二期注册资本是2041.5亿元，股东增加到27家。

在一期大基金的带动下，新增社会融资（股权融资、企业债券、银行、信托及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约5145 亿元，各地方政府和协会也成立了子基金。按照基金实际出资结构，中央财政资金撬动各类出资放大比例约为 1∶19，提升了行业投资信心。对投资者来说，因为缺乏专业领域知识，普遍热衷于跟随具有国家背景的大基金投资方向，对大基金参与或者持股的公司认可度较高。

在国家一系列政策“组合拳”的扶持下，国内芯片产业渐有起色。首先是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值逐年攀升。据相关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芯片产业市场规模达到约5500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过20%。其次是技术水平逐步提升，具备一定的芯片设计和制造能力。再次是产业链不断完善。

扶持产业发展的“大基金”模式，它的发力点是增强企业自身“造血功能”，让企业在市场竞争中拼出核心技术力，带动更多社会资金进入后，再有序退出。

破局：打造“金融”对“矿业”的支持通道

近两年，我国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办法，研究修订《矿产资源法》，完善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登记管理及矿业权出让制度，积极推进“净矿”出让，统筹生态保护和矿产勘查开发，从政策层面给出矿业繁荣发展诸多“利好”。

资本市场闻风而动，也看到了矿业发展的良好前景。“融资无门”的矿业企业，以及恐“投资失策”的金融机构，缺少的可能就是政府引领搭建的一条“通道”。

一是精准把脉矿企投融资需求，进一步完善国内矿业价值评估标准体系和服务平台。逐步完善以市场为主导的矿业权价值评估体系，加强矿业发展战略指引、产业定位、政策研究、信息共享、中介服务、技术支持等方面服务体系建设。目前，矿业权评估师资格被重启等一系列具体举措陆续出台，相信统一有效的价值评估标准体系以及优质的矿业权服务平台将呼之欲出。

二是借鉴现有国家扶持类基金运作模式设立矿业“大基金”，采取市场化运作模式，加强资金使用监管，形成矿业投资良性循环机制。由于矿业，尤其是前期勘查阶段，面临投入成本高、投资风险大、回报周期长等难题，导致不能仅靠市场化资金支持产业发展，必须同时依靠政策性资金的支持。政府扶持类产业基金具备“进可攻退可守”的优势，可较为灵活地参与矿业市场运作。

三是充分借力金融机构，积极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龙头”矿企，提升全球资源配置能力。中国地质调查局国际矿业研究中心数据显示，国际大型矿业公司高度金融化，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巴西、英国等国矿业公司金融机构持股比例一般在50%以上，我国矿业金融化程度偏低。在中国矿业金融座谈会上，相关专家提到金融机构为矿企提供的不仅有资金，还有有效的金融运作支持，可提升矿企的成本控制能力、融资能力、国际经营能力和风险应对能力等，助推其成为国际化程度高、市场竞争能力强、经营发展多元化的“龙头”企业。

全球博弈中，战略性矿产资源地位凸显。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号角已吹响，师夷长技、破除沉疴，期待金融机构蹚出一条便捷通道，润物细无声般融入到矿业繁荣发展的浪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