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长期视角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增长经历了两个阶段的变化。第一阶段是从改革开放初到2012年，经济在强劲需求的拉动下实现高速增长。在绝对要素成本优势下，以中低端制造业驱动的投资及出口贸易快速增长，在集中力量办大事、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积极性及高储蓄三大体制优势下，基础设施适度超前发展，在房改以及土地招拍挂改革下，房地产投资持续提升。尽管在这个阶段，我国经历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短暂的高通胀，以及1998年和2008年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但是经济强劲增长的动能和趋势都未改变。第二阶段是从2013年至2023年的经济转型期，随着内外部环境及产业结构的变化，自2013年起我国相继经历了中低端制造、基建投资及房地产投资三大传统需求的退潮，与此同时，以高端制造、信息技术及科技创新为主的经济新动能尚在培育发展过程中。自2010年起我国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保持高速增长，平均高于规模以上企业工业增加值增速4个百分点，然而在体量规模上，2022年以新产业、新业态、新商业模式为核心的“三新”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仅为17.36%，新动能还难以弥补传统动能退潮带来的缺口。在新旧动能转换期，我国经济增速从10%左右的高水平逐级下台阶，这在宏观上表现为总需求增速下降，在微观上表现为企业业绩不稳定性提升、可预期性下降，企业经营压力持续加大。

当前随着需求端调整逐步到位，我国经济有望步入第三阶段，实现新一轮平稳增长。近年来我国贸易依存度逐步下降，已经从2006年64%的水平下降至目前约30%的水平，基础设施投资增速降至个位数，房地产投资增速持续磨底，随着三大传统需求的调整基本到位，新旧需求间将实现新的平衡。一方面，我国制造贸易出口链条、基础设施投资链条及房地产产业链条较长，拉动效应仍不可小觑；另一方面，未来需求结构的变化将更多呈现出此消彼长的特征，如新能源汽车投资替代传统汽车投资、新基建投资替代传统基建投资。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化，供给端结构变化带来的改革效应将进一步凸显，我国将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今年是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经济常态化恢复的第一年，各类风险问题集中爆发，展望2024年，经济发展面临的外部挑战及内部风险都将有所缓解，但经济运行仍面临较大的增长压力，经济增速在5%左右波动是相对合理的。在新旧动能持续转化、产业结构不断优化的趋势下，结合我国庞大内需市场、深厚产业基础、特色体制机制的优势，未来我国经济有望进入5%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