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下西洋是人类征服海洋的壮举，有着伟大的意义。
第一，郑和下西洋为世界航海事业做出巨大贡献。
郑和下西洋发生在地理大发现之前，开始于1405年，这比哥伦布在1492年到美洲要早87年，比迪亚士在1487年发现好望角要早82年，比达•伽马在1498年到达印度卡里库特要早93年，比麦哲伦在1521年到达菲律宾要早116年。
郑和下西洋的规模是无与伦比的。如第一次下西洋时，有大型宝船62艘，官兵二万七千八百余人。第三次下西洋时，有大型宝船48艘，官兵二万七千余人。第四次下西洋时，有大型宝船63艘，官兵二万七千六百余人。第七次下西洋时，有宝船61艘，官兵二万七千五百余人。郑和的船队以宝船为主构成，此外，还有马船、粮船、坐船、战船等许多船只，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郑和的宝船大者长四十四丈四尺阔一十八丈。这种宝船有九桅，张十二帆，“体势巍然，巨无与比，篷帆锚舵二三百人莫能举动。”这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只。而达•伽马去印度仅有四船、约一百六十人，哥伦布去美洲仅有三船、八十余人，麦哲伦去菲律宾仅有五船、二百六十余人，这和郑和的船队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郑和七下西洋的结果，打通了从中国到东非的航路，把亚、非的广大海域联成一气，这是地理大发现之前人类航海史上的伟大成就。
第二，郑和下西洋增进了古代中国与亚非各国的友谊与交流
在1405~1433年的28年中，郑和七下西洋，到达东南亚、南亚、伊朗、阿拉伯等地，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共3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到一国就把中国的礼物赠送给国王，以建立友好关系。把中国的瓷器、丝绸、茶叶、金银、铁器、农具等与当地的特产如象牙、香料、宝石等海外奇珍异宝相交换，以加强经济文化联系。在古里交易遵守当地贸易习惯，议价时，在公人前拍掌为定，“或贵或贱，再不改悔”。在佐法儿（今阿拉伯半岛南端阿曼的佐法尔地区）“王差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换易纻丝、瓷器等物”。船队所到之处受到各国人民盛情接待。在第六次出使中，郑和船队曾到榜葛剌（汉之身毒，今孟加拉）访问。永乐年间曾数至其国，该国也数次来朝贡方物。这次来访，仍受到热烈盛大欢迎。其王“闻朝使至，遣官具仪物，以千骑来迎，王宫高广，柱皆黄铜包饰，雕琢花兽。左右设长廊，内列明甲马队千余，外列巨人，明盔甲，执刀剑弓矢，威仪甚壮。丹墀左右，设孔雀翎伞盖百余，又置象队百余于殿前。王饰八宝冠，箕踞殿上高座，横剑于膝。朝使入，令拄银杖者二人来导。五步一呼，至中则止，又拄金杖者二人，导如初。其王拜迎诏，叩头。手加额，开读受赐讫，设绒毯于殿，宴朝使。不饮酒，以蔷薇水和香蜜水饮之，赠使者金盔、金系腰、金瓶、金盆，其副使用银，从者皆有赠”。仅“千骑来迎”，“内列马队千余”，“孔雀翎伞盖百余”，“象队百余”，足见其欢迎场面的隆重盛大。体现了中印、中孟历史上的友好关系，勃泥（加里曼丹）和满剌加国的国王和王后都到过中国南京，明成祖设宴招待。特别应该指出的是，1958年在南京市安德门外石子岗东向花村发现了勃泥国王墓。勃泥国位于今东南亚加里曼丹岛文莱地区。北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就和我国有过友好往来。明洪武四年（公元1371年）国王马哈漠沙曾遣使节前来祝贺明王朝的建立。到了明成祖永乐六年（公元1408年）8月，勃泥国国王麻那惹加那及其王后、弟妹、子女、近臣等共150多人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住在南京“会同馆”内，不幸的是一个月后，麻那惹加那国王生了病，到10月就病故了，年仅28岁。临终前嘱其王后，“体魄托葬中华”。为此，明成祖辍朝三日以示哀悼，并以王礼葬之于风景如画的石子岗，在墓侧立祠堂，追谥为恭顺王。每年春秋两季还派人祭扫。以后，明朝廷还派宦官张谦护送麻那惹加那的王后等回国。勃泥国王的墓至今整修、保护完好。成为两国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东非的麻林王哇来顿本亲自率众访问中国，不幸病逝于福州。木骨都束和卜剌哇也曾多次派使节到中国进行友好访问。麻林国及诸番国向中国赠送麒麟（长颈鹿）、天马、神鹿等；木骨都束赠送给中国花福禄（斑马），卜剌哇国赠送给中国千里骆驼和驼鸡（驼鸟），这些都增进了中外友谊。
郑和及其船队依靠集体的力量和智能在惊涛骇浪中与海洋搏斗。他们勇于战胜困难，甚至不惜生命代价的开拓进取精神，表现了中国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他们所到之处进行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谱写了中外人民世代友好的篇章。他们总结的航海经验和开拓的航路是留给后人的丰富珍贵的文化遗产，永远值得后人景仰和纪念。至今各国一直保存着纪念郑和航海的文物和古迹。在爪哇有三宝垅、三宝洞、三宝公庙等；在泰国也有三宝寺。在非洲索马里把当地发掘出土的明代瓷器作为中索人民传统友谊的象征。
第三，郑和下西洋开拓了中国人的眼界
随从郑和航行的马欢著有《瀛涯胜览》，费信著有《星槎胜览》，巩珍着有《西洋番国志》，记载了所经各国的情况，丰富了中国人的海外地理知识。又郑和下西洋时绘有航海图，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番图》（见明茅之仪《武备志》卷240），一般简称为《郑和航海图》。此图蜚声中外，其中虽有一些错误，但至今仍有重要价值。
美国专业作家李露晔，曾为《国家地理杂志》撰稿十年，并且经常为《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及其他报社撰稿。在他所著的《当中国称霸海上》一书中对中国的海洋帝国是抱有很大的遗憾。他说：
这一年是明朝永乐十六年（1418年）。停在麻林地港外几艘最大型的船，是400英尺长的九桅巨船，中国人称为“宝船”。宝船装着昂贵的货物，如瓷器、丝绸、漆器以及高级艺术品，来交换中国所需要的象牙、犀牛角、玳瑁壳、珍贵的木材和香料、药物、珍珠与奇石。伴随宝船前来进行贸易的是将近百艘的粮船、水船、马船、战船和多橹的巡逻艇，以及多达28万名的水手和士兵。这是中国史上也是世界史上空前的大舰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攻击舰队出现之前，没有任何的船队可以与之匹敌。在1405至1433年这段短暂的时间，总兵太监郑和所指挥的宝船船队7次英雄式的远航，遍及了中国海与印度洋，从台湾岛到波斯湾，并远及中国人心目中的黄金国——非洲。虽然中国从阿拉伯商人那里得知欧洲的存在，但并不想去那里。欧洲这个“泰西”之地，所能提供的只有羊毛和酒，对他们来说，缺乏吸引力。在这30年之中，外国的货品、药物与地理知识，以空前的速度输入中国；相对地，中国也在整个印度洋上伸展了政治空间和影响力。当时世界的一半已经在中国的掌握之中，加上一支无敌的海军，如果中国想要的话，另外一半并不难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在欧洲大冒险、大扩张时代来临之前的100年，中国有机会成为世界的殖民强国。但中国没有！
在宝船最后一次航行后不久，中国皇帝下令严禁出海航行，并停止了所有远洋帆船的建造与修缮工作。违反禁令的商人和水手都被处死。在一百年间，举世无双的海军，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反而使倭寇在中国沿海一带肆虐。中国在对外大扩张时代之后，紧接着的是绝对闭关自守的时期。15世纪初，中国这个世界科技的领导者，很快地离开了世界历史的舞台。就在同时，正在萌芽的国际贸易和刚开始的工业革命，把西方世界推向了现代。 当1498年，达•伽马和他那支由3艘破帆船组成的船队，在前往印度的途中，绕过好望角于东非登陆时，当地的居民向他们夸示精致镶边的刺绣青丝帽 （可能是指乌纱帽）。非洲人嘲笑葡萄牙人所拿出的小玩艺儿——小珠子、铃铛、珊瑚项链、洗脸盆——而且似乎不认为他们的小船有什么了不起。村中的长老说，在很久以前，曾经有白色的“鬼”，穿着丝绸，驾着大船，到访他们的海岸。然而，却没有人知道这些人是谁，也不晓得他们来自何方。宝船就这样从世界的意识中被遗忘了。
郑和与达•伽马到达非洲的时间相差了80年。 或许有人想知道：如果他们相遇，会发生什么事呢？了解大明帝国海军超凡的力量，达•伽马以他85英尺到100英尺长的小船， 敢不敢继续穿越印度洋呢？见过葡萄牙的破船，中国舰队指挥官会不会想在前进的途中踩扁 那些挡路的蜗牛，以阻止欧洲人打开一条东西贸易的通路呢？中国明代如何成为海上的强权，又为什么在宝船范围广阔的远征之后，有系统地自我摧毁本身强大的海军，而失去了原来超越欧洲的科技优势。整个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如何看待自己以及自己在世界当中的地位——这个问题至今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今天，中国在对外国人和外国势力的问题上还是一样暧昧不明。不管对外门户是开是合，他们仍旧闷闷不乐地以孤立来自我安慰。
第四，郑和埋下的另一支伏笔
马六甲每一位学童都会读到一则故事，这则故事说郑和受命护送一位名叫汉丽波（Hang Libo）的美丽中国公主，到马六甲来做芒速沙（Mansūr Shah）苏丹的新娘。她的父亲怕公主在新家会寂寞，送了500名少女来陪伴她。而这500名少女也都在当地成婚，并且定居于靠近马六甲港澳的一座山的山脚下，后来这座山就叫中国山（Bukit China）。公主改信伊斯兰教，为苏丹生了一个孩子叫明马（Mimat），而那些贵族少女的子孙，据说成了马六甲广大华人社群的核心。
根据明代官方正史的记载，并没有皇室的公主曾与马六甲的苏丹通婚。然而，在中国山的广大华人公墓中正好有两座墓，任何人都可以断定，它的时代就始于明代。汉丽波可能只是中国宫廷中的一名宫女，或是马六甲一位所谓“华人甲必丹”的女儿。公元16世纪时，葡萄牙当局曾任命若干华人为“甲必丹”，负责管理华人社区的事务。葡萄牙的记录，就注明嫁给马六甲第二位苏丹的，是“中国甲必丹之王”的女儿。
马六甲的华人喜欢汉丽波公主的故事，尤其为故事中暗示其家族与中国的皇室或贵族有远亲关系为荣。无论如何，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就像费信所提到的，他们可能是留在马六甲的郑和手下水手与当地女子成婚所繁衍下来的子孙。若干郑和手下的水手，不顾永乐皇帝严禁出海的禁令，想在另一块土地上生活，于是逃离了船只。一如汉丽波公主故事所暗示的，宝船船队影响深远的结果之一，就是整个东南亚散布着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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