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奔九”的莫里斯 斯特朗老先生，已经选中了他的隐居之地—北京。
莫里斯 斯特朗1929年出生于加拿大曼尼托巴省，1972年至今曾8次当选联合国副秘书长，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地球工作者”。
他曾经组织召开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大会，参与制定了著名的《地球宪章》，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制定和执行过程中曾做过大量工作。可以说，斯特朗这位环保老兵对于气候变化这一议题有很大的发言权。斯特朗认为，比起当前的金融危机，全球性的环境危机更需要引起重视，金融危机最多持续几年，而环境危机已经存在了几十年。有人把当前金融危机视为放松环保努力的借口，认为就此可以对气候变化避而不谈，但人类当前对自然资源无节制的开发利用所造成的破坏将产生比国际金融危机更严重的后果。我们面临着物种灭绝，供人类消费的水质的明显下降及森林的持续退化等威胁，甚至食物链受到了污染。所有这些都威胁着人类的可持续发展，人类的生存正处在危险中。
斯特朗还认为，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过程中，联合国应该扮演领导角色。当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指出气候变化这一问题时，世界上很少有人注意。但是，在环境研究使我们可以更好理解并且定量全球变暖的潜在危害时，联合国的不懈努力就发挥了重要作用，将气候变化带入全球政治议程。《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签订，为发达国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设定了目标。但是，尽管签订了协议书，温室气体的排放一直在增加，而且有关气候变化潜在威胁的证据现在已是不争的事实。这就强调了为年底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而举行的几次会谈的重要性。
斯特朗指出，气候变化协议应该包含一个气候安全项目，或者至少建立一个“其后安全基金”。这个基金的规模大约是1万亿美元。我们在气候安全上的投资将会为商业以及个人带来新的机会，为建立新的经济模式做出重要贡献。
斯特朗坚信，世界各国政府有能力改变我们的未来。“我们必须学会控制我们对环境的影响。我们是历史上第一代有机会重塑我们星球的人，我们今天所做的，做不了的，都将影响着未来。”
斯特朗很是赞赏中国，他指出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是很负责任的，因为中国已经颁布了很多法律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比如，汽车排放，中国在这方面有比美国还高的标准。中国在气候变化上做出了积极努力，很多事应该由发达国家，如美国，欧盟及日本承担的。虽然中国的一些行动超出了国际社会要求，但中国将不会接受更多的国际责任，除非发达工业国做出同等相应的承诺。
斯特朗说：“我是中国的老朋友，我钦佩中国﹑喜欢中国。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领导人与此同时也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并在保护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做出了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巨大努力，比如在北京，每天早上拉我去工作的汽车，每周都有一天要停驶。”
不安于北京隐居生活现状的斯特朗先生最后认为：“如果能让北京汽车每天都能欢快跑起来，我们必须找到既能保护地球生态，又能确保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方式。因为只有实现可持续发展，才能使所有人包括我们后代人的各种需求得到满足，并且满足人类追求更好生活的渴望。”而低碳经济和发展太阳能，潮汐能，沼气能，核能，风能，磁能和氮能，氢能等无碳经济就是满足这一要求的最好经济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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