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必然绝对的倾向于腐败!而苏联模式的权力结构，就是一个集决策、执行、监督三权于一体的“过分集中”且十分落后的绝对权力;而苏联模式的选人用人体制，就是一个只会向权力负责，很难向权利负责，不科学且十分落后的“逆淘汰”用人体制!
十八大以来，仅中央纪委官网上公布的被调查处理的官员就有近700人，省部级及其以上高官就有50多人，落马高官中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7人，占十八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总数376人中的2%，远高于全国党员年平均受处分数的0.15——0.17%。
这50多名落马高官，既没有一个笨蛋，也没有一个不努力，不少人甚至堪称能吏、干将。但是为什么却都倒在了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下。
普遍出现的问题要从制度上找原因，反复发生的问题要从规律上找原因。
十八大前，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我和董瑛的新著——《苏共亡党之谜》。我用厚厚一本书，揭示了“苏联模式”导致苏共亡党的两个根本性原因：一是集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于一体的“过分集中”的权力结构，二是从上到下层层任命干部的过分落后的选人用人体制。这是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两个根本性原因!
这两个根本性原因，导致三大定律：一是“武大郎开店”定律，高我者莫来;二是“赵高指鹿为马”定律，不依附我者休提;三是“买路钱”定律，不给好处者无望!
这三大定律催生了苏共亡党、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及我们一些地方和单位选人用人上的“四大现象”，即：想干事的人，通常不想让你干事;能干事的人，一般不能让你干事;会干事的人，大多不会让你干事!于是，就形成了往往能干成事的人，常常容易出事!
2013年6月9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刘志军涉嫌受贿、滥用职权案;7月，法院作出一审宣判，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40多年前，刘志军从武汉铁路分局武昌工务段一名养路工做起，一步一个台阶，一直干到铁路界的最高长官——铁道部长。
以刘志军主抓的高铁为例，据中国青年报10月21日报道：中国现已拥有占世界总里程50%的高铁网络，拥有全球最庞大的运营数据库。不但成功的实现了新技术的引进，而且成功的实现了新技术的改进和出口。中国高铁今年海外订单就超过千亿元。有数据显示，国外建设高铁每公里成本为0.5亿美元，中国只有0.33亿美元，相差1/3。综合土建和车辆两个方面成本，中国高铁造价只有国外造价的1/3-1/2。这些都成为中国高铁实现出口的必要助力和推手。
仅此一例，也可看出，刘志军的能力不可谓不突出，其政绩不可谓不优异。
然而，同样是这个刘志军，据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1986年至2011年，刘志军利用职务便利，为邵力平、丁羽心等11人在职务晋升、承揽工程、获取铁路货物运输计划等方面提供帮助，先后非法收受上述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460万余元;为丁羽心及其与亲属实际控制的公司提供帮助，使丁羽心及其亲属获得巨额经济利益。
刘志军之前的褚时健——红塔集团原董事长，一手将红塔集团建成大型企业，曾经是中国有名的“中国烟草大王”。 15年前，被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74岁保外就医后，与妻子承包荒山开始种橙。2012年11月，褚时健种植的“褚橙”通过电商开始售卖。84岁，他再次成为拥有35万株冰糖橙的亿万富翁。
刘志军之后的周永康——原政治局常委，47年前即从大庆油田673厂地质队的一名实习员、技术员干起，直至升任到中央政治局常委、正国级领导人。在其不断提拔的过程中，其“两面人”不断圆熟，其腐败也在不断加剧!
刘志军这类能吏、干将，在已经查处、正在查处或还未查处中，人数并不算少，且很有才干，也很勤奋，但为何最后却殊途同归？
他们的自身素质当然有问题，但是沿用于苏联模式的权力结构和选人用人体制则更有问题!前者是个人问题的主观原因，后者是制度问题的客观原因!
邓小平在30多年前就指出：“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
更多文章：
平遥与西北草原“丝绸之路”
中国对菲投资激增6倍
中国清退16万“幽灵官员”好
在华做生意需避免五个错
沿千年商队足迹寻访香料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