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真人如何处理与契丹人关系，对金政权的稳定有很大的关系。反辽初期，为了团结各种力量对付辽统治者，阿骨打与1116年初诏谕下属，对契丹等族诸部官民，“已降或为军所俘获，逃遁而还者，勿以为罪，其酋长仍官之，且使从宜居处”。
这种较宽松的政策，大体施行到1132年耶律余睹谋叛时为止。此后，金廷对契丹的政策每况愈下，特别是在1161年撒八等领导的契丹人起义后，女真贵族对契丹人的不信任，歧视和压迫日趋加剧。女真贵族对契丹人的压迫，除了强施以兵役，让他们在战场上为其卖命以外，还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经济上予以掠夺。金灭辽后，女真贵族为了军事需要，承袭辽朝群牧制度，设立官牧场，以契丹等族人为其放牧。从金天德年间设置的五群牧所名称“皆仍辽旧”看，金官置牧场的牧户大多应是契丹人。契丹牧民，在金委派的官吏监督下，放牧马驼牛羊。金统治者“立蕃息衰耗之刑赏”，经常派人查阅实牲畜数量，达不到规定要求的“令牧人偿之”。所牧牲畜，马长到三岁即转交给女真人，牛要借给民耕种；遇到有大战争，则征括殆尽。在群牧所之外的契丹人，地方官吏每借向金廷进马驼鹰鹘之机，“辄率敛部内”。至于被编入猛安谋克的契丹人，沦为奴隶的，则无偿地为女真奴隶主从事农业等劳动
二是分散迁徒，强行同化。还在女真贵族对契丹人实行较宽容政策时，即以分散迁徙的办法来防止其谋变。曾诏告让契丹人“从宜居处”的阿骨打，在耶律余睹归附后，一直将余睹的家属“监护之”，余睹多次乞求“侍妾及子”，始终不给。对跟随余睹来附的部民，亦“恐在边生变”，下诏将其徒之“内地”。金太宗即位后，疑“山西诸部族”与天祚帝“阴相结诱”，命其弟昂与孛堇稍喝等以兵4000，将契丹人“护送”至岭东（今张广才岭东）居住。金世宗时，强迫迁徙则是为了消除契丹人的民族意识，达到将其同化于女真的目的。金世宗明确地说过，分散迁徙契丹人是“伸与女直人杂居，男婚女聘，渐化成俗”。金廷于1163年罢契丹猛安谋克，将契丹人分隶于女真猛安谋克；1177年又令西北路招讨司，将未参与窝斡叛乱的契丹人，徙于乌古里石垒部地（今绰尔河及雅鲁河流域）。在成吉思汗起兵反金后，金廷害怕契丹人有异质，实行了高压政策，“下令辽民一户，以二女真户夹居防之”。此政策实行后，契丹人处处受监视，颇感不能自安，反抗的情绪更加涌动。
契丹族规模最大的反抗行动，莫过于金朝猛按耶律留哥发动和领导的起义了。1211年，身为金朝猛安耶律留哥从边境赶至隆安（今吉林省农安），带领部分契丹边卒，招集当地聚居的契丹人，发动了反抗金朝的斗争。
耶律留哥带领起义军转战隆州、韩州（今吉林省梨树偏脸城）之间，攻城下邑，克府开仓，夺取武器，分发粮财，多次打败金军的追剿，数月之间发展到十数万人，列营百余里，威震辽东大地。
1212年，耶律留哥带领义军投蒙。因起义军内部有不同意见，留哥偷偷与儿子离开起义队伍，带着金币九十车、金银牌五百朝见成吉思汗。此时的起义军并未形成坚强的领导核心，发生了几次火拼，频繁地更换领导人，于1219年以失败告终。这场起义前后进行了8年时间，改变了金蒙双方在东北地区力量的对比，为蒙古统一东北创造了条件，也为后来东夏国政权的存在和发展起到了不容低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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