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进步的管理者都重视运用科学技术成果发展国民经济，促使社会生产力水平大幅度提高。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发展史上，元朝一些统治者于此贡献颇大。要了解元朝社会经济的发展，不对元朝经济科技发展状况进行探讨是无法臻于全面的。在元代，科技著作繁富，科技发明不断涌现，而且在社会生产力发展领域得以广泛应用。于此，汉唐望其项背，宋朝也难与之相比。形成这一事实的原因很多。但主要是因为元朝出身于阿尔泰语民族的统治者抛弃了中原前代统治者传统的抑制经济科技发展的国策，元代科学家和广大人民在这种环境下努力发挥聪明才智。于是在元代的经济科技界群星璀灿、能人辈出、著述繁富、功盖前朝。元代经济科技发展的历史还呈现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特点。那就是在此朝，古老中华民族的经济科技成果以前所未有的规模、速度向全球异域传播，深刻地影响了整个人类经济科技文明发展的进程。中国人民也在这个时代比过去更广泛地了解了世界他国经济科技文明的精华。在元代，人们熟知的王祯、郭守敬、鲁明善、黄道婆、也黑迭儿、也速不花等各族经济科技代表人物相继辉映于历史舞台。正是这样一个由政府官员、学者乃至平民组成的肯干实事的人才群体，创造了令人震惊的科技成果。这个队伍的成员，不计名利、踏踏实实，在社会赋予自己的位置上以各自的方式和途径发挥了中国人特有的聪明才智。他们的辛勤劳动，导致了元朝这样一个经济科技异常发展，至今仍使我们中华民族子孙自豪的时代。
有人言元代科技真正用于生产或国民经济发展事业的不多，而主要用于军事。这是不正确的结论。鸟瞰元代科技成果应用范围，可以发现其时农业、手工业、畜牧业、交通业、城建业的兴盛无一不与科技成果应用于其中相关。
其中郭守敬关于水利建设的科学著作、王祯与鲁明善等关于农业的科学著作，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进步产生极大的影响。此外，民间的科技研究和对科技成果的运用推广也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
鲁明善 元代杰出的畏兀儿农学家。名铁柱。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东约二十余里的哈拉和卓堡)人。生卒年不详，生活与元代后期。鲁明善是维吾尔族人。父迦鲁纳答思官至大司徒。曾任靖州路(治今湖南靖县)、安丰路(治今安徽寿县)达鲁花赤。延祜元年(1314)，出任安丰肃政廉访使，兼劝农事。继承和发展我国周秦以来的农本思想，认为以农桑为本，才能使百姓丰衣足食，安居乐业，知礼明义，任内，察视江淮地区农情，研讨诸农书，编纂刊印了《农桑衣食撮要》又名《农桑撮要》、《养民月宜》二卷。约一万五千余字，按“月令”体裁撰写，列有农事二百零八条。按月列举应做之农事，包括农作物、栽培，家畜、家禽饲养，农产品的加工、贮藏等。全书文字通俗，简明扼要。至顺元年(1330)，调任大都(今北京)后，此书再次刊印。对元代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曾起了一定的作用。
长期活动在淮河流域。他认为：“农桑是衣食之本。务农桑，则衣食足；衣食足，则天下可久安长治。”他主张作为地方官，最根本的是要做好“劝农”这件事，使老百姓能安心从事农业生产，在他担任地方官的寿春郡（今安徽寿县）社会秩序比较安定。但他对此并不满足。
公元1314年，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刻印。这是他经过刻苦学习和实践编写成的一部通俗易懂的农业技术推广资料。他从指导农民进行农业生产出发，大胆否定和剔除了以往农家月令书中不切实际的内容及糟粕。全书约一万余字，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个方面，是一本农村小百科全书。
对于鲁明善的《农桑衣食撮要》一书，历来的评价都是很高的，明朝的《永乐大典》和清朝的《四库全书》都收录此书。后人将此书与官颁的《农桑辑要》和王祯的《农书》并列为元代三大农书。
郭守敬幼承祖父郭荣家学，攻研天文、算学、水利。)元世祖忽必烈攻下南宋首都临安，在统一前夕，命令制订新历法，由张文谦等主持成立新的治历机构太史局。太史局由王恂负责，郭守敬辅助。在学术上则王恂主推算，郭主制仪和观测。 至元十五年（或十六年），太史局改称太史院，王恂任太史令，郭守敬为同知太史院事，建立天文台。当时，有杨恭懿等来参予共事。经过四年努力，终于在至元十七年编出新历，经忽必烈定名为《授时历》。
《授时历》是中国古代一部很精良的历法。王恂、郭守敬等人曾研究分析汉代以来的四十多家历法，吸取各历之长，力主制历应“明历之理”（王恂）和“历之本在于测验，而测验之器莫先仪表”（郭守敬），采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科学态度，取得许多重要成就。
他创制和改进了简仪、高表、候极仪、浑天象、仰仪、立运仪、景符、窥几等十几件天文仪器仪表；还在全国各地设立二十七个观测站，进行了大规模的“四海测量”，测出的北极出地高度平均误差只有0.35；新测二十八宿距度，平均误差还不到5'；测定了黄赤交角新值，误差仅1'多；取回归年长度为365.2425日，与现今通行的公历值完全一致。
元代经济科技的发展不只表现于农业、畜牧业，而且还表现于纺织业。黄道婆于此贡献最大。她年轻时流落海南岛的崖县，从当地黎族人民那里学会了运用制棉工具织崖州被的方法。在元代贞元（１２９５- １２９６）年间回到故乡，教家乡人 做造捍、弹、纺、织之具 ，人既受教，竞相作为，转货他郡，家既就殷。
黄道婆传授的棉纺织机具和技术，改变了家乡的贫困面貌。她逝世后，人们 莫不感恩洒泣而葬之，又为立祠，岁时享之 （《南村辍耕录》）。元至元二年（１３３７年）、至正二十二年（１３６２年）曾为她立庙。明代天启六年（１６２６年），张之象塑其像于宁国寺。清朝嘉庆年间上海人又在渡鹤楼西北小巷为之立庙。可见她造福桑梓之大和人民对她爱戴之深。《南村辍耕录》言黄道婆于错纱、配色、综线、挈花各有其法。她织成的被褥，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 灿然若写.由此足见黄道婆所做工具之先进、所传技术之复杂。正如管学成先生所言： 黄道婆传播纺绵技术的史实说明了科学技术对提高生产力、富国富民是何等重要！
在元代，农民在前代制作农具的基础上改革和创造了不少新的农具。后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记载的农具有３０种，而王祯《农书》记载的则有１０５种，其中不少又属元代的新发明，且多运用于生产，收效显著。对此，正史与野史俱有说明，古今无异词。《农书》介绍的７种新型制的灌溉机械水车，对元时农业生产力的提高和加强皆有贡献，中外治科技史的史家们无不称道盛赞。元代各类型农书的各族作者以惊人的规模记载了元代农民在生产实践中日积月累的知识和应用效果，充分反映了当时的耕作技术水平。元政府命大农司遍求古今农桑典籍， 芟其烦而撮其要 ，于至元十年（１２７３年）颂行《农桑辑要》一书。之后又有维吾尔族农学家鲁明善的《农桑衣撮要》和汉族农学家王祯的《农书》问世。据说元代农书共１０余种，现存不过几种。
这些书直到今天还可以作为重要的参考资料。元代农书主要介绍和记录了其时农民在农业生产科技方面的四类重大成就。即重视施肥技术；重视垦荒与利用土地；重视精耕细作；重视因地制宜与改造自然。元代不少开明的统治者对上述农书总结的农业生产科技成果，都以政府律令的形式，命行省、州、县官长广泛推广。这种政策促进农业经济的繁盛。
在元代，不仅农业科技广泛应用于生产，而且畜牧业科技也有发展并运用到了牧业生产之中。这种发展和运用，上承匈奴、柔然和之后的辽、金，达到了令人赞叹的程度。这当然与元时开明统治者重视本族传统的牧业相关，更与众多各族畜牧业科技研究者的努力相关。对于马的饲料，《农桑辑要》提出 食有三刍 之说。即将喂养马的饲料分为善刍、中刍、恶刍三等。
讲饥饿时喂恶刍，草多而料少。到一定程度添加些豆谷精饲料。待到快吃饱时，又多增加些精料，使马吃饱吃好。至于马食用的草，必须经过细剉、去节、去土的工序。豆、谷饲料的制作要经过筛簸、去除沙土灰尘的工序。对马的饮水问题也有精细研讨，主张 饮有三时.即清晨饮水少，白天酌量饮水，黄昏尽量饮水，夏、冬两季少饮。至于在役使之时，清晨和中午要满足其饮水，晚间则少饮。又提出马饮食过饱后，不宜急速行走，只宜缓行。
同时注意使马劳逸适宜。闲时拴于空地，让其随意睡卧，不使之久立，也不使之久步，更不使之终日驰奔而不得休闲。更重要的是还提出 有汗不得饮饲.凡是经过役使或远行，必须牵转，等到马喘定汗干之时去鞍，并系于避风之处，然后饮之饲之。这些技术原则，即使在今日的草原牧区，也多为牧人所遵循。元时维吾尔族农学家鲁明善主张对牛要爱惜饲育。水要按时喂给，勿令饥渴。在饲料上，主张 三和一搅，须要管饱.第一和为草多料少；第二和为草料各占一半；第三和为草少料多，以诱使牛多吃。在一般管理上，夏天水牛入水坑以免受暑，冬天入暖屋以免受冻。牛毛稀疏，最不耐寒，暖屋用糠穰铺垫，称之为 牛铺.牛拉粪于上，次日覆盖，每日覆盖，十日清除，粪上堆草。除了用草，也可用干土垫栏。牛室之门宜朝阳，使阳光照射入室。冬天用乱麻编织毯段，给牛穿衣，使能保暖。另外，在元代牧业经济科技中有一个重要成就，那就是畜牧医学的繁盛。它曾对元代畜牧业的发展也有重要影响。人所共知，去势（阉割）是畜牧历史上的重大发明。
牲畜去势不仅是为制服其烈性，易于役使管理，更重要的是提高牲畜的经济价值，使之肥壮。《黑鞑事略》记载，在元时蒙古地区 其牝马留十分好壮者作为移刺马种外，余者多骟了.骟即去势。马经过骟，价高常马。骟马的积极意义在于人工淘汰了驽马，优选出良种。其实，阉牲之法并非始自元代，但在元代得到了充分的利用并进一步得以完善发展。元人对牲畜一般疫病的防治工作也有重要研究。产生了行之有效的马血尿方、牛血尿方。《农桑辑要》一书记载马的病状达２９种，治疗药方３２种。记牛的病状１６种。用药多以中药为主。治马心热、马气喘、马黑汗的药方各有特色。
此外，在治畜病时还利用动物类中药，甚至有些是动物的分泌物。如治 马黑汗 方用干牛粪； 牛虱 方用猪脂； 牛腹胀 方用燕屎；治 羊疥 方用猪脂。治 羊夹蹄 方用羝羊脂等等。元人还用食盐增加牲畜筋肉、精力。人们针对羊患缺盐症背腰拱起、膀胱积尿、眼结膜、口粘膜呈暗红或黄色、严重可致死亡的情况，常以喂盐的方法治。《新元史》卷一百《兵志？马政》篇载： 至顺元年，云南行省言，亦乞不薛之地所牧国马，岁给盐，以每月上寅日饲之，则马健无病。比因伯忽之乱，云南盐不到，马多死。诏令四川行省以盐给之.亦乞不薛之地，即古水西国，为元代国营牧厂所在。
这条史料说明元国营牧厂也十分重视用盐治畜病，努力争取让朝廷从北邻盛产井盐的四川播盐治疗本牧厂马病。实际上时至今日，内蒙草原牧民治疗马、牛之病时也需要盐。盐在今天仍是防治牲畜疾病的良药。
《蒙鞑备录》是元史学界众多学者研究元初历史时常常加以利用的著作。《蒙鞑备录》云： 鞑国地丰水草，宜羊马。其马初生一、二年，即于草地苦骑而教之。养三年，然后再乘骑。故教其初是以不蹄啮也。千百战群，寂无嘶鸣，下马不用控系，亦不走逸，牲甚良善。日间未尝刍秣，惟至夜方始牧放之。随其草之青枯野牧之。至晓搭鞍乘骑，并未始与豆粟之类。 元代蒙古人为使马善驰耐久，对其饮食十分注意。 凡驰骤勿饱；凡解鞍，必索之而仰其首，待其气息调平，四蹄冰冷，然后纵其水草。寻常正行路时，并不许其吃水草，盖辛苦中吃水草，不成膘而成病，此养马之良法也。 最值称道的还应是 控马法 ，此法特点显著，在中国畜牧业发展史上应占有重要的一页。研究蒙古族早期历史的学者经常利用的《黑鞑事略》云：蒙古人 自春秋罢兵后，凡出战好马，并恣其水草，不令骑动，直至西风将至，即取而控之，系于帐房左右，啖以些少水草。经月后，膘落而实，骑之数百里，自然无汗，故可以耐远而出战.元代蒙古人控马的具体方法，自然流传到了北元时代。明萧大亨对之载记最详： 夷人畜产，惟牛羊犬马骆驼而已，其爱惜之勤，视南人之爱惜田禾尤甚。见一良马，即不吝三四马易之。
得之则旦视而暮抚，剪拂珍重，更无以加。出入不以骑，惟畜其力，以为射猎战阵所需而已。凡马秋高甚肥，此而急驰骤之，不三舍而马毙矣，以其膘未实也。于是择其尤良者，加以控马之方。每日步马二三十里，俟其微汗，则絷其前足，不令跳蹈踯躅也；促其御辔，不令饮水龁草也。每日午后控之至晚，或控之至黎明，始散之牧场中，至次日又复如是。控之三五日，或八九日，则马之指膏凝聚于脊。其腹小而坚，其臀大而实，向之青草虚藨，至比皆坚实凝聚，即尽力奔走而气不喘，即经阵七八日，不足水草而力不竭。
我中国不知控马之方，往往乘肥马以涉远道，则马之死者十而九矣。故马不在肥，在肥而实。明朝萧氏所言的蒙古人的控马之术就是元代《黑鞑事略》所说的蒙古控马术的详细内容。这种控马法，是在春秋放牧、秋高马肥的基础上进行的，目的在于防止马长虚膘，以适应长时间乘骑、奔驰、役使的需要。对这种控马法，元时虽有简略记录，但大意已备。明代萧氏虽有详记，但也是元时蒙古人所创方法的详记。笔者猜想，此法主要出自于元时广大蒙古族牧民，但也与元太祖、世祖时代专门管理国营牧场的钦察人相关。
更多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