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人类世世代代繁衍在地球各个角落
科学发现探明，人类祖先进化到现在，大约经过了50万年。
古埃及、两河流域、印度、中国的古代文明被世界公认为“四大古文明”。但是，四大古文明形成的机制、特征都不尽相同。但都与河流的走向有直接的关系。四大文明实际上也是四大古代人群由分居到聚集，由氏族部落向国家发展演化的历史。充分验证了古人们择水而居的生存方式。
我们不妨先从古埃及文明起源说起，古埃及人以尼罗河为依托。尼罗河是一条狭长条带状的通道，为交通和行洪提供畅通的孔道，古人们在这条狭长的流域范围内依赖尼罗河定期泛滥而生存。尼罗河定期泛滥为埃及定居农业造就了高投入和高回报的生活环境，它还促使埃及社会的复杂化。在公元前5000年，埃及出现的城镇政体，各自控制着平原的某一区域。 狭小的生存空间，促使野心勃勃的地方统治者极力通过统一活动扩大自己的支撑区，导致统一集权机制的形成，终于在公元前3100-3000年，由古埃及国王孟尼斯实现统一，埃及文明形成。
两河流域文明起源于西亚地区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的两条大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河下游冲积平原受干旱少雨环境控制，充沛的两河水为灌溉农业提供了唯一的生机，灌溉是当地的经济生活的命脉。
公元前5000年前后，幼发拉底河成为运河，建立灌溉网络，单个部落等级之上的社会组织出现，人群开始集聚，人口、部落再向中心部落凝聚合并。当公元前4000中叶，伴随着周围部落的消失，城市出现。这种城市包容着一个政治、经济和宗教中心，专业分工的市民居住在城墙内，发展成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这就是所谓的城邦。
印度河流域的文明是在公元前2600-1900年，在今巴基斯坦和印度西部出现了“城市文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区域大约覆盖250，000平方英里的土地。城市规划正规严谨，是经济和政治中心，出现统一的文字、神话、象征符号等，似乎是贸易和政治联盟。这些城市可能是城邦，由商人、地主和宗教领袖等精英构成部落的领导层掌控。
公元前1900年以后600年间，由于河流的改道，贸易路线的废弃，文明中心移向今印度北部的恒河流域。印度-雅利安人从礼教、语言和文化方面全面取代原生文明。
以黄河文化为特征的中国文明，是以黄河、长江、辽河三大流域为单独发展基础，在多样性的生态环境里造就了不同文化选择的文明起源多元中心。各中心社会复杂化的具体机制不尽相同，中国文明过程更趋向于从酋邦社会向成熟的早期国家过渡。
中国位于亚洲东部，面向太平洋，背倚欧亚大陆，幅员辽阔，发展空间绝对比尼罗河和两河流域要宽广的多。因而中国的文明模式更容易倾向于中心辐射型，而不是埃及和两河的模式。
中国历来以农业为经济基础命脉，贸易在古代一直未能占领社会经济主体的地位。因此中国文明进程中，城市文明始终不是最首要的。
中原文明核心形成后，采纳大河文化心态，汇聚千流，吸纳百川，使中原文化具有水一样优良的融合性、渗透性。开禹贡九道，将原各文明起源中心的优秀精华吸纳于中原，集四方成就之大成，方使中国文明生生不息。
中国文明起源地区的生态环境的多样化，造就了文明起源的多元性；一体化后又长期地充分保留了地方文化的多样性，从文化、政治、宗教、思想、哲学等诸多方面为文明核心源源不断地提供多样化的养分，以保持中国文明经久不衰的生命力，这是埃及、两河甚至印度所缺乏的，这也正是中国文明这个唯一一个从诞生之日至今从未被打断的文明成功的秘诀。
人类进化的差异性导致生活在蒙古高原的黄种人，生活在非洲大陆的黑人，居住在美洲的印地安人，走着不同的文明道路。其重要原因也是不同人种是隔绝的，自我封闭，不相来往的。当欧洲人已经进入现代工业革命，在南美大陆的印地安人还处于游牧狩猎的原始状态。
最近有些学者以基因检测得出的数据为依据，认为现代人的起源于大约20万年前的非洲，他们的后代大约13万年前走出了非洲，并迁徙到了欧洲、亚洲，取代了当地的古人类。1997年德国慕尼黑大学动物研究所的科学家宣称，他们对欧洲原始人---欧洲尼安德特人化石中基因残存物分析的结果支持了这一假说。
尽管欧洲与非洲在地理位置上的毗邻为欧洲现代人源于非洲这一假说提供了一定的合理性，不过这一假说仍缺乏确凿的证据。然而，近年来又有人提出亚洲现代人也源于非洲，这引起了更大争论。
1999年美国得克萨斯大学人类遗传学中心的科学家金力与国内一些科研单位合作研究的成果表明，目前的基因证据并不支持亚洲黄种人有独立起源的说法。有的人甚至认为，4万到6万年前源于非洲的现代人到达中国南部，并逐渐取代了亚洲大地上的原生古人。
第二节 交通工具阻碍了人类探索未知的世界
由于古代的人类是以马牛等牲畜作为代步工具，生活区域非常狭窄，处在不同地区的人群无法对话和交往，由于受到自然环境和交通工具的限制，所以古人们对自身以外的世界了解很少，处于互不接触的状态。特别是被海洋阻隔，各大陆地板块基本处于相互隔绝状态。虽然有象中国丝绸之路这样的贸易通道，但交通也是极不方便。这种相互隔绝的状态，一直到近代工业革命后，交通工具出现革命性的变化，大大缩短不同地区人类之间的空间距离，才逐渐改善。
第三节 信息闭塞使人类不能相互沟通
人类最早的的通信手段比较原始,如从春秋战国时代是以烽火台传递信息，秦始皇时代进化到了兴修驿道,特别到了元代的成吉思汗,在世界各汗国之间建起了庞大网络驿站通讯系统.但是，信息的传递速度仍没有得到根本提高，信息闭塞使得人类互相之间不能建立快捷有效的联系，以至留下了许多千古憾事。例如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张骞出塞就是一个典型事例。 汉武帝时，为了抗击匈奴，汉武帝从匈奴降者口中听说匈奴击败大月氏时，曾以大月氏国王头骨做成饮酒器，大月氏逃向西方后，深怨匈奴而图报复，却找不到盟友共击匈奴。于是下令召募使者出使大月氏，说服大月氏共同对敌，张骞毅然应募，于公元前138年（建元三年）出使西域。这位肩负重任的“张大使”途经匈奴时，不料被匈奴捉住，竟拘留长达十年，期间强迫他娶匈奴妻子，生儿育女。当张骞几经曲折，逃离匈奴，辗转找到大月氏时，大月氏早已在阿姆河一带定居多年，又自以为远离汉朝，早已没有报复匈奴之意，时过境迁，张骞联络大月氏共击匈奴的使命因而落空。无奈他带着匈奴妻子与堂邑父一起逃回汉朝，路上再次被匈奴抓住，终又死里逃生，返回他朝思暮想的汉朝，当他向汉武帝复命时，这时已距他出发整整十三年了。如果是在信息发达的今天，这样的事，完全可以在一个小时内办妥。不过，真要是那样的话,今天中国的历史就要重写了。
第四节 发达地区族群走上了探险之路
15—17世纪，欧洲航海者开辟新航路和“发现”新大陆，被通称人类地理大发现，它是地理学发展史中的重大事件。
应该说，任何一个文明民族的代表人物首次到达地球表面某个前所未知的地带，或者确定了地表各已知部分之间的空间联系，这种加深人类对地球地理特征的科学认识，均可以称为地理发现。
在十五世纪之前，只有南极洲这样的无人居住的大陆和某些岛屿、海域为人类所未知。而居住着未开化民族的陆地和岛屿，则只对“文明民族”而言是前所未知的。从各文明古国的产生到十五世纪的漫长时期，各文明民族在古代文化发源地以外的广大区域已完成了许多发现，积累了丰富的地理知识，其中最重要的是形成了大地球形的概念。
1409年，湮没了1000多年的托勒密《地理学指南》被译为拉丁文后，大地球形说广泛传播。但是古代学者没有可能直接验证地球的形状，也很少可能精确地测定地球的大小和海洋陆地的分布。15—17世纪，由欧洲通往印度新航路的发现、美洲的发现、环球航行的成功以及其他航海探险活动，圆满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使人类对地球的认识产生飞跃。这些事件被通称为地理大发现。
在西欧，葡萄牙首先发起了大规模的航海探险活动。15世纪早期，航海家亨利亲王创办地理研究机构，为取得黄金、象牙和奴隶，组织了多次非洲西岸的探险活动，先后发现了马德拉岛、佛得角群岛，并从直布罗陀沿非洲西海岸到达几内亚湾。
1473年，葡萄牙船只驶过赤道，后到达刚果河口；1487年，迪亚斯的探险队到达非洲南端，发现好望角，并进入印度洋；
1497年，以达迦马为首的船队沿迪亚斯航线继续向前，经非洲东岸的莫桑比克、肯尼亚，于1498年到印度西南部的卡利卡特，开辟了从大西洋绕非洲南端到印度的航线，从而打破了阿拉伯人控制印度洋航路的局面。葡萄牙通过新航路，垄断了欧洲对东亚、南亚的贸易，成为海上强国。
与葡萄牙人探寻新航路的同时，西班牙统治者也极力从事海外扩张。哥伦布发现美洲，就是这种扩张的最重要收获。
哥伦布相信大地球形说，认为从欧洲西航可达东方的印度和中国。哥伦布的西航计划得到西班牙国王和王后的支持。1492年，他携带着西班牙国王和王后致中国皇帝的国书，率领船队从帕洛斯港出发，经加那利群岛后向西航行，先后到达巴哈马群岛和古巴、海地等岛。但是，哥伦布误以为巴哈马群岛是印度的辖地，把当地土著居民称为印第安人，并误认为古巴是中国的一个省。
1493—1496、1498—1500和1502—1504年，哥伦布又进行了第二、第三和第四次航行，先后发现了多米尼加、波多黎各、牙买加、特立尼达等岛屿，以及由洪都拉斯到巴拿马的海岸。第三次航行中在帕里亚湾首次登上美洲大陆。哥伦布至死也没意识到，他发现的这些地方并非中国和印度，而是一块新大陆。后来，意大利探险家亚美利哥•韦斯普奇到达美洲，才认识到这是一个新大陆。
在人们认识到大西洋西岸的陆地并非亚洲，而是一个新大陆后，人们的地理视野扩大了。1513年，西班牙探险家巴尔鲍亚越过巴拿马地峡，看到了西南面的大海，他把这片海域称为“南海”(今太平洋)。
为了到达亚洲，人们努力寻找沟通大西洋和“南海”的海峡，或者象好望角那样的地角。基于这种愿望，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在西班牙国王查理一世的支持下，开始了新的航海探险活动。麦哲伦曾经参加葡萄牙远征队，到过非洲、印度、苏门答腊、爪哇、班达群岛和马六甲海峡等地。
1519年麦哲伦率船队，从西班牙的桑卢卡尔港出发，经加那利群岛，到达南美东岸以后，即沿海南下，在南美大陆和火地岛之间，穿过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海峡，进入“南海”。起初向西北，后转向西航。船队在航行中从未遇到风暴，即把该海域称为太平洋。1521年船队到达菲律宾群岛，麦哲伦在与当地土著人的冲突中被杀。1522年麦哲伦船队剩下的“维多利亚”号返回桑卢卡尔港，完成环球航行。
发现新大陆后，欧洲至印度、印度尼西亚、中国和美洲的最有利的通商航路都被西班牙和葡萄牙所占据。荷兰、英国等为发展海上贸易，开始在高纬度地区寻找通往印度和中国的新航路，并探险世界其他地区。
16世纪，荷兰的巴伦支为探寻一条由北方通向中国和印度的航线，曾三次航行北冰洋地区，先后发现熊岛、斯匹次卑尔根岛，并到达新地岛最北端、喀拉海和瓦加奇岛；17世纪初，英国的哈得逊曾屡次探索经北冰洋通向中国的航路；斯霍特于1616年到达美洲南端的合恩角；荷兰的塔斯曼于1642—1643年环航澳大利亚，发现新西兰和塔斯马尼亚岛。
这些航海探险进一步扩大了人类的地理知识，并进行了一些有关洋流、风系等的科学考察以及岛屿和陆地的探测。
14、15世纪时，欧洲各国已有资本主义萌芽。15世纪末，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等，迫切要求向海外寻找市场和原料出产地。但是奥斯曼帝国牢固控制了东西方贸易通道，从地中海经埃及出红海，向印度洋的航路又在阿拉伯人手中。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国家为了扩展商业和殖民活动，积极鼓励航海事业，开辟新航路。这是促成地理大发现的主要原因。
其次，欧洲商人和航海家对黄金的贪欲是促成地理大发现的另一原因。此外，西班牙和葡萄牙都位于欧洲突出于大西洋中的地区，地理位置也有利于航海业的发展。
地理大发现引起了人们思想上的变革，对地球科学的进步和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都起了很大促进作用。古代学者关于大地球形的猜测，通过地理大发现，特别是环球航行得到了证实，宗教迷信关于地球形状的种种说法最终被否定；证明了地球上存在着一个统一的世界大洋，海洋与陆地相比较，海洋占据了地球表面的大部分推动了全球海洋和陆地的考察研究；促进了地球科学的进步，也促进了天文学、航海学、天气预报学的发展及造船技术等科学技术的近代化过程；促进了欧洲的资本原始积累和世界市场的出现，开始了殖民掠夺，同时也促进了西欧各国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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