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年末，国务院和多个部委密集研判经济形势，释放出重要的政策信号。11月18日，国务院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指出，今年以来，我国发展遇到疫情多地散发、严重洪涝灾害、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电力煤炭供应一度紧张等多重挑战。会议认为，经济总体稳步恢复，可以实现今年主要目标，就业提前完成全年任务。不过，会议也提出，当前国内外形势依然复杂严峻，我国经济出现新的下行压力，要在高基数上继续保持平稳运行面临很多挑战。

座谈会明确，继续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强化“六稳”“六保”特别是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增强宏观政策的前瞻性针对性，推进改革开放，做好跨周期调节，推动经济爬坡过坎，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和就业大局稳定。

事实上，近期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多个部委也在密集研判当前经济形势，为做好年末岁初经济工作提前做好准备。

社科院中国财经战略研究院副院长杨志勇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年末需要为来年经济工作和政策选择做好准备，调研多是正常的。今年形势确实较为复杂，密集调研可以收集更充分的信息用于决策。

粤开证券研究院副院长、首席宏观分析师罗志恒表示，临近岁末年初，需要对明年经济形势做出预判并提前储备政策工具，做好政策跨周期调节也必须考虑到当前和明年的形势，做好政策衔接，此时摸底调研经济形势为常规动作。今年此时确实面临包括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等新的情况和问题，调控难度增加。

专家表示，从目前释放的信号来看，有效应对新的挑战，继续保持经济平稳运行，成为重中之重。其中，关键在于通过制度性减负、推进改革开放等举措激发上亿市场主体活力。

国泰君安宏观首席分析师董琦表示，当前，稳增长的信号愈强，强化“六稳”“六保”，对就业的重视程度显著提升。“跨周期政策应打好应对的提前量，从防风险逐渐开始向稳增长转化，助力未来就业稳定。未来两个季度左右，稳增长的政策信号将陆续增多。”

在罗志恒看来，目前释放出的信号，一是肯定来之不易的经济运行成绩的同时，看到经济仍存在下行压力和挑战。二是重点从两个大的方向去稳住经济运行，即通过改革开放以及制度性减负激发微观市场主体活力。“加大改革开放力度重在稳定预期，创造公平透明的营商环境；制度性减负比如减税降费、保障电力供应稳定以及缓解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对下游企业的压力，重在切实解决企业经营困难，增强抗风险能力和盈利能力。”

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宏观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王志刚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今年经济恢复呈现“前高后低”态势，保持四季度经济平稳运行，做好今明两年宏观调控政策的有效衔接至关重要。“通过跨周期调节，能够聚焦经济中长期发展目标，保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形成稳定社会预期，保障经济社会实现高质量发展。”

“稳定外贸出口、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缓解原料成本上涨压力、推动企业创新，旨在着力解决或帮助市场主体应对困难挑战。”杨志勇表示。

董琦表示，后续宏观政策将围绕市场主体展开，政策抓手主要锚定中小企业、煤电企业和碳减排相关企业。

针对中小企业，预计后续在继续实施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支持工具、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款支持计划、支小再贷款的基础上，出台更优惠的再贷款措施，以定向缓解中小企业经营压力。对于市场主体的阶段性减税降费会加大支持。针对煤电企业的政策核心是解决冬季电力稳定供应问题，保供稳价将延续。针对碳减排企业，央行已出台碳减排支持工具和2000亿元支持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再贷款。

宏观调控政策方面，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也将按照更具前瞻性和针对性的要求进一步发力。例如，在财政政策方面，国务院明确，研究采取新的组合式、阶段性减税降费措施。

罗志恒表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宏观调控要从供需两端同时发力，各部门出台政策要更加协同形成合力，避免政策效果互相对冲。具体到财政政策：一是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落实前期减税降费和缓税政策；二是优化债务结构，尽快下发明年专项债额度，尽快发行专项债并储备项目；三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实施绩效管理，提高支出效率。

货币政策方面，央行在2021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指出，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精准、合理适度，以我为主，稳字当头，把握好政策力度和节奏，处理好经济发展和防范风险的关系，做好跨周期调节，维护经济大局总体平稳，增强经济发展韧性。

光大证券固定收益首席分析师张旭表示，“稳”字当头的货币政策取向并没有发生变化。在2021年第三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人民银行清晰地阐述了对于不同层次流动性的调控思路，其中都体现了对“稳”字当头的坚持：对于狭义流动性，要引导市场利率围绕政策利率中枢上下波动，这是“稳”；对于广义流动性，要增强信贷总量增长的稳定性，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这同样是“稳”。

在保持物价稳定方面，王志刚认为，要继续实施大宗商品保供措施。同时，要促进有效投资和改善消费需求，促进内循环畅通。围绕促进有效投资，需要转变传统的基础投资方向，结合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大力发展新型基础设施。此外，要完善基建领域投融资机制，发挥政府投资资金的引导和带动作用，鼓励社会资金投向新基建领域；大力推广基础设施REITs等资产证券化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