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和（公元1371~1435年）是我国历史上伟大的航海家。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先驱。本姓马，名和，小字三保（保一作宝），回族，云南昆阳州（今并入晋宁）人。世奉伊斯兰教。其祖及父都曾到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去朝圣，被尊称为“哈只”（意为“朝圣者”）。据闻其三十七世祖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郑和出身名门望族，幼年受过良好教育，了解一些外洋情况。明太祖洪武十四年（公元1381年），朱元璋为扫平元朝梁王残部，派大将傅友德征云南，次年，战事结束。郑和之父在战乱中死去，12岁的郑和被俘，拨至燕王府，后充宦官。由于郑和“自幼有材志”、“丰躯伟貌”、“博辩机敏”，谦恭谨密，不辞辛苦，渐受朱棣赏识重用。后随朱棣参加“靖难之役”，“出入战阵多建奇功”。朱棣夺得皇位后，被提升为内官监太监，执掌营建宫室及供应皇室所需。永乐二年（公元1404年）赐姓郑，自此改名郑和。
郑和七下西洋的过程：
第一次：明永乐三年至永乐五年（公元1405~1407年）。永乐三年六月十五日，明成祖派郑和及副使王景弘等出使西洋（指今文莱以西的南洋各地和印度洋沿岸一带），率水手、官兵、翻译、采办、工匠、医生等27800余人，乘长44丈，宽18丈大船（宝船）62艘，还有很多附带船只，编着严整有序的队形，踏着万顷碧波，乘风破浪，浩浩荡荡出洋了。如此巨大的船只，如此庞大的船队，航行于浩淼无垠的海洋之中，这在中国的历史上以及世界的历史上都是首屈一指的。宝船船队满载丝绸、瓷器、金银、铜铁、布匹等物自刘家港（今江苏太仓浏河镇）出发，经福建——占城——爪哇——旧港（今苏门答腊岛东南部巨港）——南巫里（今苏门答腊班达亚齐即南浡里）——锡兰（今斯里兰卡）——古里（今印度科泽科德）。永乐五年九月二日（公元1407年10月2日）郑和回到南京。苏门答腊、古里、满剌加（今马来西亚马六甲）、小葛兰（今印度奎隆）、阿鲁（今苏门答腊岛中西部）等国国王遣使随船队来中国“朝贡方物”。
郑和第一次出海时造船的等级和船队的规模都是罕见的。是一支真正的无敌舰队。美国专栏作家李露华在他所著的《当中国称霸海上》一书中作了十分详尽的描述。他写道：
欧洲的造船术首次使用干船坞，是在15世纪末的英国朴次茅斯港。而在中国，其确切的时间，最晚在10世纪。当时，有关两条大“龙舟”或游船的整修计划中，已经展现出干船坞的概念：熙宁（1068~1077）中，宦官黄怀信献计（修治游幸的龙船船腹），于金明池北凿大澳，可容龙船，其下置柱，以大木梁其上，乃决水入澳，引船当梁上，即车出澳中水，船乃点于空中；完补讫，复以水浮船，撤去梁柱；以大屋蒙之，遂为藏船之室，永无暴露之患。 龙江船厂建造的木造船只，先从船身造起，并按一定的间距配置防水隔舱。船身再以侧身板一层一层纵向加厚堆迭覆盖起来。桅杆则竖在防水隔舱前面一个叫做“锚坛”的桅位上，然后以黄麻捻填塞厚板间的缝隙，并敷以桐油、石灰混合物。用以接合厚板的铁钉，也敷上桐油、石灰混合物，所以铁锈不会损坏到木质纤维。这种桐油混合物，必须先加以烹煮，才能凝固成为优质的防水材料。自7世纪起，中国的船只就已经使用这种桐油混合物作为防水材料。当时印度洋上航行的船只，通常是使用烂泥和猪油来黏合，烂泥和猪油常在大海上分解，导致船身出现严重的渗漏。中国大帆船的桅杆，通常是用坚硬的杉木做材料，而船身的木材和防水隔板则以榆木、樟木以及来自四川的楠木制造。舵杆通常用榆木，关门棒（译按：即舵柄）则用橡木。橹则常用杉木、桧木或樟木制作。龙江船厂有10排房舍，每排60间，专门用以储存建造宝船所需的材料，包括从其它船只上拆下来的旧厚木板。太祖在位时，龙江船厂曾用以建造“沙船”，这种船主要往来于中国与高丽之间，航行于相形之下较浅而且存有多处险滩的黄海上。早在7世纪起，中国人就在长江入海口的崇明岛，建造了此种形式的船，当时叫“防沙平底船”。它底部平坦，船头小而方，船尾很高，吃水不深。由于这种帆船长而平的船身和低的吃水性，所以即使不小心遇到浅水，它也不会无助地在那里进退不得。 然而，沙船在外海，就显得颠簸摇晃，不适合在惊险的南中国海与印度洋上航行。因此，交由宝船来承担这趟任务。
远洋船行的“福船”，以其本身所具有的高船首及龙骨延伸出的船身长度，为宝船提供了模型。朱棣征调福建的船工来龙江船厂建造其他的各式大帆船，特别是用以在南方海上航行的大帆船。这些船舶具有形状尖锐、“尖如刀”的船身，可以在航行时冲破巨浪，以及宽阔的舱面。龙骨安在V字形船身的底部，以增加航行时的稳定性。船头跟船尾两边隆起，每艘船都有四层甲板。最下面一层的甲板，装满泥土与石块作为压舱底的东西。第二层舱面是人们住宿的地方和仓库的位置。第三层甲板或顶舱则结合室外的厨房、食堂与舰桥。第四层甲板是一个高度很高的作战平台，它有时会与大帆的功能产生冲突。这些船舶的船头极其坚固，是用来撞击小船的。它甚至也用以抵御暗礁的撞击，而暗礁乃是南中国海上的一个威胁。春秋时期（公元前770~前476年），吴王夫差曾在靠近福州的闽江岸设立了一个船厂，而且用福建来命名这种由地方建造的优异帆船，即有名的“福船”。
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1292年），马可•波罗曾在陪伴阔阔真公主前往波斯的伊儿汗国时，率领一支由14艘“福船”组成的船队在福建泉州停留，当时，每艘船都有四桅、九帆，为数约250到260名的船员。明代所有的战船与海岸的巡防船，也都是“福船”。按照一般惯例，福船的船首都绘着“龙睛”，这样一来，船只就可以“注视”着他们要去的方向。在龙江船厂的船工，将沙船与福船的设计结合，进而为宝船的船队建造了一种新式船体。因为要迎合成祖的狂妄心态，向世界展示他的伟大政权与据有皇位的正统性，所以舰队中最壮丽的宝船，造得是硕大无朋。许多历史的记录记载它的尺寸，用繁写的“肆拾肆”，而非“四十四”，因此这个数字应该是精确的。宝船或龙船“长肆拾肆丈，阔拾捌丈”。 然而，官方长度的一华尺，在整个明代就有很大的不同，从一尺等于9.5英寸到13英寸都有。而且，华尺视其用于何种建物或使用于何地而定，也有很大的不同。
早期计算宝船尺寸的大小，以一华尺等于12.129英寸（明工部尺），或13.338英寸（淮尺）作为基准，这些尺寸是江苏地区为了建造“沙船”所定的标准规格。根据这些标准尺来算，一艘44丈（一丈等于10尺）的船舶，有448.8到493.5英尺长。这么长的木造大帆船，并不利于作战，即使它真的禁得起航海，但还是令人难以相信。现在的大部分学者都认为，宝船虽然在南京建造，但它们设计上的雏型应该是福船，因为大多数的龙江船工来自于福建地方，他们也都将工具带来了。根据在福建考古出土的实际造船尺，长度从10.53到11.037英寸都有，现在大家都相信最大的宝船，长度介于390到408英尺之间，宽度介于160至166英尺之间。
这是直至目前为止，世界各地所曾造过的最大的木造帆船。 施于最重要船舶上的“四四四”（44丈4尺或444尺）这个数字，并非随便给的。“四”这个数字代表“地”，因为中国人认为地有“四隅”。中国人也认为“中国” 位居四海之中。其他还有四方、四季、四维——即儒家思想中所指的四种维系天下的德性：礼、义、廉、耻。对宝船来说，所有“四”的数字都是吉兆的联结。宝船长度虽然比起中国以往所建造过的任何远洋大帆船为大，但风格与船体却跟早期船只的模型没什么不同。唐朝的船有20丈长，宋朝的船则接近40丈。宋徽宗的“客舟”长10丈、阔2.5丈；而他作为特使任务之用的“神舟”，据说有3倍大。元世祖忽必烈的船，每一艘超过十帆，据说可搭载1000人。而在杭州西边的大湖上，则有宋朝人叫“西湖舟船”的巨大游艇，据推测长50余丈，“皆奇巧打造，雕梁画栋，行运平稳，如坐平地”迄至永乐皇帝时，船只似乎仍一样的体势巍然，龙江船厂大部分的干船坞，都有90到120英尺宽，而其中两座干船坞更达210英尺宽，足以容纳一艘160到166英尺宽的船。以宝船的长度而言，宽度显然较大。但就像典型的福船一样，他们都是“平衡如秤”的，具有高稳定性的设计，如V字形的船身、长长的龙骨和稳重的压舱底。龙骨是以铁筋将数根长木料捆束而制成。当船在狂风暴雨的天气下颠簸前进时，船首的水柜会注入部分海水，以减缓海浪猛烈的摆荡。这时，船两侧的浮锚也会放下，以增加船在狂暴大海上的稳定。在船尾是一对用以在近海停泊的8英尺铁锚，每一个重量估计超过千磅。每根铁锚都有四只爪，而每只爪都是从主锚分离出来的尖锐角铁。这种外形的锚，早在基督纪元一开始就已经在中国开始使用了。
宝船在设计上，又应用了另一项中国的发明——防水隔舱，更增加了宝船的强度。这种防水隔舱，是仿自竹子多节的结构。另外，宝船也使用可以升降的平衡舵，产生额外的平稳度，就像额外的龙骨一样。平衡舵就像许多安在船尾桩前面的舵一样，安在船尾桩后面，以使宝船这样大的船舶易于驾驶。欧洲的造船技术引用防水隔舱、船尾桩和平衡舵的设计，则已迟至18世纪末或19世纪初。 然而，从宝船的帆具、索具与重要的设施来看，它又相当类似“沙船”。这种船有9枝错开的桅杆，与12张以红丝料制成的方形大帆。因此，它们能充分地利用风力，而且比典型的福船航行得更快。虽然宝船戴着24座射程达到800或900英尺的铜炮，但它并非战船，因为它没有福船为战斗而设计的高台或延伸出去的厚板。事实上，宝船是为了装载各色宝物而设计的。船上有供朝廷特使使用的豪华舱房，且装潢有露台和附栏杆的轩堂及前厅。宝船的船舱则满载了用以跟外国交换的高级丝绸和瓷器。船身雕绘着鲜丽的图案，船首装饰着兽头雕像及目光炯炯的龙睛，在船尾则饰以龙凤纹和鹰、球图案，象征着好彩头。船的底部涂上白漆，接近红色水线的地方，则是一个太极图案。
成祖在永乐三年（1405年）春天，南京所聚集的这支拥有317艘船的船队中，到底有多少大型的宝船，现已无法知晓。据明朝小说家罗懋登在16世纪所写的一本有关郑和远航的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中所述，这种由总兵太监及其他使节所指挥的华丽船舶，仅仅只有4艘。而且，从历史资料的记载也可以证实，宝船船队大部分由各种大小的其它形式的船只组成。在整个船队中，次大的船是八桅的“马船”，有些长达339英尺，宽达138英尺。马船主要载运马匹，亦即朝贡贸易中的主要部分，当然还载运有其它贡品和船只航行修缮船舶的各种必要材料。其次，是七桅的“粮船”，大约长257英尺、宽115英尺，负责装载全体水手——有些次远航的人数达到2.8万人——所需的食物。宝船船团中的大部分士卒，则由六桅的“客船”负责载运，该型船只长220英尺、阔83英尺。宝船船队拥有两种战船，一种是五桅，长165英尺的“福船”，另一种是比较小的八橹巡游艇，大约长120英尺或128英尺，用以震慑海盗。
特殊的水船是为了伴随宝船而特别建造的，它可以在海上供应人们干净的饮水长达一个月或更久，这是世界各地有史以来首次为大型的舰队提供这样的便利。然而，船队通常还是必须试着每10天就在港口停泊一次，以便注满水舱，所以一次大型的远征，大约需要20艘这样的水船。宝船船队在海上航行时，可能借由巧妙的声号与视讯系统，来达成各式船只之间的通信传递。所有的船只，都配给大旗一面、信号钟若干、小旗五面、大鼓一面、铜锣若干，以及灯笼十盏。人们习于在船上用声音信号发布命令，响亮的鼓声足以让相邻的船只彼此听见，警告它们在暴风雨接近时避往安全的港口。在黑夜或恶劣的天气下，则通常用灯笼来传递信号。宝船船队并且使用鸽子作为远距的通信联络媒介。每一艘船都可以借由本身特殊的颜色，与一面上面写着白色大字的黑旗，来分辨自己属于哪个支队。当宝船船队建造完毕时，全体船员亦召集整齐。
航程当中，在居首的总兵太监下面的，是作为朝廷的代表与特使的7名钦差正使太监。在正使太监下面工作的，是10名副使监丞所带领的52名没有特殊官阶的内监。在太监监管之下的军事将领，包括负责指挥伴随船队前来的所有部队的两名省级的都指挥使，负责督饬军团下属的93名指挥，104个营级的千户，以及103个连级的百户。每一艘船的船长，都经皇帝特别指定，并赋予“生杀”的大权，以维持船上的秩序。另外，船队上也有准备官方文件的书记官二员，负责管理粮食供需的户部郎中一员，及负责掌管谒见外交礼仪的礼部官员二员。另外，又有阴阳官一员，辅以阴阳生四员，负责仰观天象，预测天候，掌管历日，解释自然现象。又有官名“通译番事教谕官”——即“通晓番书之教师”——的教官十员，在船上担任翻译官。在这些人之中，当然有通晓阿拉伯语和一些其它中亚语言的人。
宝船这支船队另有180名医官和药生，专事收集外国的药草。整个船队，大约每150人就可以分配到一名医生。大多数普通的水手和士兵，都是被处流刑的罪犯。最后，专业的工匠如铁匠、醝匠与搭罩篷匠，也被包含在这次出使的任务中，以应付在海上航行时所需要的修缮工作。关于船队成员的记载，有几种资料，彼此之间略有不同，据《郑和家谱》记载为：“钦差正使太监七员，副使监丞十员，少监十员，内监五十三员，都指挥二员，指挥九十三员，千户一百四十员，百户一百零三员，舍人二员，户部郎中一员，鸿胪寺序班二员，阴阳官一员，阴阳生四名，医官、医士一百八十员，旗校、勇士、力士、军力、余丁、民稍、买办、书手共二万六千八百零三名，以上共二万七千四百一十一员名。”而据明钞本《瀛涯胜览》记载，则为：“官校、旗军、勇士、通事、民稍、买办、书手，通计二万七千六百七十员名。官八百六十八员，军二万六千八百名，指挥九十三员，都指挥二员，千户一百四十员，百户一百零三员，户部部中一员，阴阳官一员，教谕一员，舍人二员，医官、医士一百八十员，余丁二名，正使太监七员，监丞五员，少监、内官内使五十三员。”另外，祝允明《前闻记》的“下西洋”条，则记载：“官校、旗军、火长、舵工、班碇手、通事、办事、书算手、医士、铁锚、木醝、搭材等匠、水手、民稍人等，共二万七千五百五十员名。”在返航时，全体人员，职务不论高低，朝廷都会赐予币帛，以酬谢其对皇上所做的奉献。在航程之中，如果有人受伤或殉职，他们或他们的家人将获得额外的补偿。就如朝廷的圣旨颁行全国各地，要他们提供物资以建造宝船一样，朝廷也下令各省上贡宝船前往海外贸易所需要的各项物品，其中包括数千匹的丝绸和棉布，以及大量的铁制用品、食盐、麻布、茶叶、烧酒、菜油与蜡烛。
苏州与杭州是丝织业的传统中心。朝廷严令村舍制造户与纺织作坊为宝船生产特殊材质及优质的高级丝绸和锦绣。海外垂涎的是用高级织物“缂丝”或“刻丝”制成的朝廷官服，这种织物的双面都显示出象征皇家的龙凤纹。缂丝以针为梭，每一厘米作经线24条，相形之下，法国最称精致的高布尔毛织挂毯（Gobelintapestries），仅有经线8至11条。
明朝官方在江西景德镇的瓷窑，明初时为20座，但宣德年间（1425~1435年）增加到了58窑，主要生产用以出口的白瓷和一种易碎、薄胎的景泰蓝瓷。此外，宝船也装载了在亮釉上附雕绘的北方粗瓷——磁州瓷，与福建所造的釉彩带黄褐色的德化瓷，以及咸认具有神奇功效的灰绿色青瓷。从菲律宾群岛到东非，大量各式各样的中国精致瓷器，已陆陆续续地为人发现。 广东南海县的铁工业，如铁钉、针、锅碗瓢盆和铁丝等行业，同样有相当成长，这些东西不但是为了龙江船厂所需而制造，同时也是为了海外贸易。这支浩大船队的需求是如此的庞大，而这个需求几乎是立即涌现，它开始成为天下百姓的一大负担。为了减轻供应造船所需最重要的桐油和麻布的负担，成祖下令在南京城外开辟了大片的园圃，种植上万株桐树，以应付龙江船厂的需求。这些船舶，还是一艘艘地从龙江船厂的船坞下水，进入长江。朱棣注视着这批即将奉旨行事、整帆待发的船队时，他知道他统治下的光辉已经显现，而全世界即将目睹他的万丈光芒。
当龙江船厂的船只建造工作正顺利开展之际，成祖却面临谁来指挥这支庞大船队的抉择。他问自己：是35岁的郑和吗？对这趟危险的航程，他会不会太老了呢？
“陛下难道忘了‘老马识途’这句谚语吗？”一个朝廷官员上奏说，“事实上，就像干姜和枣子，越老越好！”
这个官员继续指出郑和的优点，他说这些优点可以从郑和的面相上看得出来。郑和的脸“粗如橘皮”，表示他生命中历经沧桑，足以忍受这两年出使的颠沛之苦。他两眉之间的印堂（预指着个人行运）“太窄”，显示他的精力将投注于其职业生涯，服侍皇上。“剑眉虎额”两者，则显示出郑和具有作为军事将领的能力与特质。其口“如海”，表示口若悬河，辩才无碍；眼光“烁如激流”，显示其精力与活力，与日俱增。
不管成祖对相术的想法如何，他最后任命了郑和担任正使与宝船船队的总指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将如此重要的军事指挥任务赋予一名太监。为了表示对郑和长期随侍的信赖，成祖授予一些嵌印上宝玺的空白诰敕，有了它，郑和就可以在海上代传圣旨。
第二次：明永乐五年至永乐七年（公元1407~1409年）。永乐五年九月十三日，在郑和回国十几天后，就第二次下西洋了。主要访问了占城、爪哇、暹罗（今泰国）、满剌加、南巫里、加异勒（今印度南端）、锡兰、柯枝（今印度西南岸柯钦一带）、古里等国。于永乐七年夏七八月间回国。郑和专程到锡兰，对锡兰山佛寺进行布施，并立碑为文，以垂永久。碑文中记有“谨以金银织金、纺丝宝幡、香炉花瓶、表里灯烛等物，布施佛寺以充供养，惟世尊鉴之”。此碑于1911年在锡兰岛的迦里镇被发现，现保存于锡兰博物馆中，是用汉文、泰米尔文及波斯文所刻，今汉文尚存，是中斯两国友好关系史上的珍贵文物，也是斯里兰卡的国宝。
第三次：明永乐七年至永乐九年（公元1409~1411年）。永乐七年九月（公元 1409年10月）“命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等统领官兵二万七千余人，驾驶海舶四十八号，往诸番国开读赏赐。”此次仍由刘家港启航，至福建开洋。所历国家“……太监郑和赍敕使古里、满剌加、苏门答剌（腊）、阿鲁（今苏门答腊岛中西部）、加异勒、爪哇、暹罗、占城、柯枝、阿拨把丹（今印度的阿麦达巴丹）、小柯（葛）兰、南巫里、甘把里（今印度西部坎贝一带）诸国，赐其王锦绮纱罗。”永乐九年六月六日（公元1411年7月6日）郑和还京。郑和一下西洋时，曾至锡兰山，其王“亚烈苦奈儿侮慢不敬，欲害和，和觉而去。亚烈苦奈儿又不揖睦邻国，屡邀劫其来往使臣，诸番皆苦之。”这次郑和回国途中特去访问锡兰，他又发兵五万劫郑和船只。郑和临危不惧，率兵2000抄其后路，生擒亚烈苦奈儿并家属头目。回国后，献俘于朝。群臣主张杀之，成祖为维护两国人民间传统友谊，“悯其愚无知”，命释放，给以衣食，令再立其国中贤者为王。海外闻之，无不感服，而郑和“有智略知兵习战”，遇大险，能镇定自若，迅速决定克敌制胜之策，具有大将风度。
第四次：明永乐十一年至永乐十三年（公元1413~1415年）。郑和前三次出使都是在东南亚和南亚一带航行，行至古里而返航。近邻各国友好来往加强了。而成祖以“远者犹未宾服”，所以再命郑和远航至阿拉伯—波斯湾、红海、东非海岸一带。“遣太监郑和等赍敕往赐满剌加、爪哇、占城、苏门答剌(腊)、阿鲁、柯枝、古里、南渤利、彭亨（今马来西亚彭京河口）、急兰丹（今马来西亚哥打巴鲁）、加异勒、忽鲁谟斯（今霍尔木兹海峡格什姆岛）、比剌（卜喇哇）、溜山（马尔代夫群岛）、孙剌（似今莫桑比克的索法拉）诸国王锦绮纱罗绢等物有差。”此次出使，郑和曾亲至西安羊市大清真寺聘识回文者哈三充通译，还有马欢也任通译同行。据马欢所著《瀛涯胜览》云：此行有宝船63艘，大者长44丈，阔18丈，中者长37丈，阔15丈。共27670人，规模仍然很大。永乐十一年十月（公元1413年）出航，永乐十三年七月八日（公元1415年8月 12日）回国。
第五次：明永乐十五年至永乐十七年（公元1417~1419年）。永乐十五年五月十六日出航。到占城、爪哇、满剌加、锡兰、柯枝、古里、阿丹（今亚丁湾西北岸一带）、剌撒（今也门民主共和国亚丁附近）、木骨都束（今摩加迪沙）、麻林（今肯尼亚的马林迪）、卜剌哇、忽鲁谟斯、苏禄、彭亨、沙里湾泥等地。永乐十七年七月十七日（公元 1419年 8月 8日）回国内。
这次出访，满剌加、古里、爪哇、占城、锡兰、溜山、麻林等19国都遣使朝贡，辞还，命郑和等与其偕往，赐各国国王锦绮纱罗彩绢等物。应柯枝国王可亦里之请，赐其印诰并封其国之山为镇国山，明成祖并亲制碑文赐之，以志友好。
第六次：明永乐十九年至永乐二十年（公元1421~1422年）。第六次下西洋的主要任务是送忽鲁谟斯等16国使臣返国。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公元1421年3月3日）复遣“郑和等赍敕及锦绮纱罗绫绢等物赐诸国王”，与 16国使者偕行。这次所到之处有占城、暹罗、满剌加、榜葛兰（孟加拉）、锡兰、古里、阿丹（阿拉伯半岛）、佐法儿、剌撒、溜山、柯枝、木骨都束、卜剌哇等地。所到国家很多，多是分批、分队而行。永乐二十年（公元 1422年）八月十八日返还。
第七次：明宣德六年至宣德八年（公元1431~1433年）。明宣宗宣德六年闰十二月，此时明成祖及仁宗已逝，郑和年已60岁，仍率27550人的船队远航。“凡所历忽鲁谟斯、锡兰山、古里、满剌加、柯枝、卜剌哇、木骨都束、喃勃利、苏门答腊、剌撒、溜山、阿鲁、甘把里、阿丹、佐法儿、竹步（索马里）、加异勒等二十国及旧港宣慰司，其君长皆赐采币有差。”（《宣德实录》卷六七）郑和船队于宣德七年（公元1432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至忽鲁谟斯，于宣德八年二月二十八日开船回洋，行二十三日，三月十一日到古里，二十日大批大队船回洋。郑和就在此归途中病故，遗体由随船官兵运载回国，葬于南京中华门外牛首山下。现此墓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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