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与印度之间早期的商业交往，主要是通过英国东印度公司进行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是为了适应英国对东方的殖民扩张而成立的一个特殊机构。从其产生、到发展直至终结，该公司始终与英国在东方的扩张紧密相连，也一直与英国政府所授予的特权相始终。公元1600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在颁发给东印度公司的特许状中，赐予其独占好望角到麦哲伦海峡之间商业活动的垄断权。这片地理上不甚明确的地区包含了亚洲的全部与非洲、美洲的相当部分，囊括了整个太平洋与印度洋。成立初期的东印度公司是个纯粹的商业组织，它在进行商业活动时往往采取合股的形式，谈不上组织性及长远的计划，且东印度公司这时的主要贸易目标是香料，而不是印度。可见在17世纪，虽然英、印、中三方之间有贸易往来，但绝大部分的贸易都是随机的无组织的。1708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完成合并改组后，英国对中国贸易活动很快开展起来了。从此，英国在亚洲、太平洋与印度洋地区的殖民活动便有了一个统一的中心。随着英国本土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东印度公司也逐步从商业公司发展成为一个拥有行政权与军权的殖民机构，成为印度的实际统治者，并且将殖民活动进一步扩展到了远东。英国对华贸易及其对印度的统治，这时都居于东印度公司的活动范围。由于东印度公司的活动，在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英——印——中在贸易上出现了一种三角关系。这种三角贸易的外在结构是：以印度为起点，以英国为接受端，而中国则是印度向英国转移财富流动的中继站。
一、英国与印度的早期贸易关系
英国东印度公司从17世纪开始，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努力，迫于对当时垄断香料贸易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强大势力的无奈，将贸易目标转移到印度。在从莫卧儿帝国统治者手中取得了许多额外的贸易特权后，在印度设立了许多海外商馆，开始了对印度产品的贸易。
从17世纪开始，英国确立了对外殖民扩张和建立帝国的基本政策和原则，这一政策和原则的指导思想就是重商主义，先前体现为民间性的殖民拓殖，逐渐转化为政府的有意识的政策行为，建立商业帝国成为英国国家追求的主要目标。英国东印度公司是西方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对外进行贸易与殖民活动的许多合股公司中最著名的一个。这种合股公司在重商主义原则指导下行动。马克思曾经指出，商业资本“在封建生产的最早的变革时期，即近代生产的发生时期，发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而“处在优势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劫夺的制度，它在旧时代和新时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也始终和暴力劫掠、海盗、绑架奴隶、殖民地征服的行为直接结合在一起。”东印度公司的利益，决定着英国的东方的殖民政策，公司本身既是贸易机构，又是拥有先进武器装备的军事侵略组织，因而它成了英国侵略南亚和东亚地区的组织者与主力军。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统治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实现的。
1757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普拉西之战的胜利，建立了在印度的统治。从此以后，英国同印度的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英国在印度的官方机构东印度公司本身便具有了双重的性质：一方面，它是统治印度的一个拥有包括武装力量在内的全套国家机器的政权机构；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对印度及整个东方进行贸易的垄断贸易组织。这种双重性质决定了东印度公司在从事英国与东方之间的贸易时所处的矛盾地位。作为统治者的东印度公司的利益在于，运至印度境内的欧洲货物，尽可能以最低价格出售，而从印度输出的印度货物，尽可能以最好价格或最高价格在欧洲售卖。但他们作为商人的利益，则与此相反。这种矛盾状况仅仅依靠在统治印度的方式方法上作一点调整与改变，是收不到根本性效果的。人们一再指出，东印度公司的商人本性远远地超过了它的统治者本性。作为商人公司要不折不扣地奉行重商主义政策，尽可能地搜刮印度财富，使印度无限地贫穷下去。因此英国的对印贸易成了无本生意，他利用从印度攫取的财富再对印度进行“投资”，也就是用从印度抢来的钱来买印度的商品。英国人什么也没有花费，却由此白白赚到大量利润。以前的印度，就贸易方面而言，是一个出口国，1813年后却变成一个进口国。先前英国为了对本国纺织工业发展有利而禁止印度纺织品进入英国市场或对之课以重税，到这个时期，英国的棉纱和棉织品充塞了印度市场：“1818~1836年，不列颠向印度输出的棉纱增长的比例是1：5200。在1824年，输入印度的英国细棉布不过100万码，而到1837年就超过了6400万码。”这种不平等贸易，损害了印度手工业，使手工业者大量破产，也使英国工业产品顺利进入印度这个大市场。此外，印度还是英国工业的原料产地。印度农民被迫饿着肚子，为英国生产棉花、羊毛、大麻、蓝靛等工业原料，以及用于英中贸易的鸦片。尤其令人感到触目惊心的是，处在饥荒中的印度，粮食输出却保持着很快的增长速度，成为仅次于鸦片和棉花的一项出口大宗。而印度农民为了应付苛重的田赋，不得不卖出维持生存的粮食。
这种劫夺性的不平等贸易也封锁了作为政府进行统治的公司的出路，日益贫困的印度，对增加公司财富的另一来源——政府赋税收入不会有任何好处。因此，要想获得最大限度的收益，商人的利益与统治者的利益必须一致。东印度公司必须在二者之间找到一条出路，找到一个将二者利益统一起来的结合点。印度对华贸易中的原棉和鸦片彻底解决了东印度公司即英国政府的贸易难题。
二、英国与中国的早期贸易关系
东印度公司自成立之始，为了销售羊毛织物便一直寻求开展对华贸易。“一旦英国的‘手纺织物’打进中国这样的一个市场，英国就找到了实现繁荣的秘诀。”但是，由于明清政府的限制以及中国国内的动乱，公司的船只只能在沿海的澳门、厦门、台湾、还有越南的河内等地进行少量的贸易活动，直到1685年，因清朝政府的解禁，英国人通过东印度公司而取得了在广州开设商馆的权利。17世纪初，荷兰人首次从我国澳门把茶叶运到爪哇转运欧洲。到了17世纪中叶以后，中国茶叶开始进入英国，饮茶之风逐渐遍及英伦，“茶叶已经在英国各饭店和咖啡店等公共场所大量销售，并已成为国家税收的对象。”1689年，东印度公司从厦门进口了第一批茶叶。此后，到18世纪后期，茶已经成为每家每户必不可少的饮料。中国茶叶输英数量骤然上升，特别是在1784年英国为了消灭茶叶走私，并与欧洲各国在茶叶贸易上竞争，将茶叶进口税从l19％减至12.5% 以后，贸易额更是成倍增长。
茶叶贸易由东印度公司一手垄断，并给公司带来了惊人的利润。如1699年东印度公司进口每磅茶叶的费用为2先令4便士，但伦敦市场上的售价却高达14先令8便士。正是由于茶叶贸易带来的高额利润，促使以追逐商业利润为首要目的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在进入18世纪后日渐扩大在华茶叶贸易，对内严禁私人茶叶贸易行为，对外极力排斥他国竞争，力图将茶叶贸易变为公司专营的垄断项目，而英国东印度公司自身则日渐成为华茶在欧洲市场的代理商。中英茶叶贸易增长极快，运出的茶叶从1783年的69000担增长到1784年的229270担。茶叶在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运出的货物中所占的比重也从1759年的88.3%上升到1825年至1833年的94.1%；1783~1833年东印度公司茶叶运出量占中英茶叶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0~60% 强，占中国销往欧洲茶叶总数的80.9%。18世纪末，由于茶叶生意的发展，使英国对中国其它商品的兴趣增加，中国的丝织品、棉织品与瓷器大量被运往英国。如在1800年左右，出口到英国的生丝年平均为1100担。随着茶叶贸易的增长，1830年，出口生丝达到7900担。在18世纪90年代，一担生丝的出口价格平均为288两，而给英国商人提供的利润，在扣除一切费用以后，还净余144两，也就是说，净利率为50%。由此可见，从1783年起茶叶贸易在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中英茶叶贸易的发展为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资金。据格林堡估计，东印度公司每年从茶叶贸易中获得的利润为100~150万镑。而茶叶贸易的真正得益者是英国政府。1820年英政府的茶税收入为300万镑，1833年为330万镑，1836年为460万镑，占英国国库总收入的16%左右。
东印度公司的茶叶和生丝的贸易，尽管利润如此丰厚，在国内还是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原因是这一贸易为逆差贸易，使英国的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而英国却找不出可以平衡这一贸易的商品，这对重商主义原则是一大违背。东印度公司一直在设法解决这一难题，甚至在广州不惜亏本削价销售英国的毛织品。英国的主要出口商品——呢绒、哔叽等毛织品，始终在中国找不到广阔的市场。1699年，英国毛织品刚刚输进中国的时候，广州大班的记录中写到：“我们发现没有人想买它”。这一年一共只运进价值不过五千英镑左右的呢绒，其中就有四分之一没有买出。四十年后，广州大班的记录中，依旧写着：毛织品是“一件非常难卖的商品”。这一年进口的呢绒，超过14两一匹，就无人问津，而其成本，至少在18两以上。
1800年以前，这项亏损平均每年达十几万到二十几万两白银（当时3两白银折合一英镑）。在毛织品以外，棉纺织品也是英国的一项主要出口商品。棉布运销中国的最初尝试，是在18世纪80年代的后半期，但销售效果长期不佳。中国人嫌棉布成本太高，他们自己织造的棉布，“虽然不怎么漂亮，却更适合他们的穿着。”到了19世纪30年代，“孖地臣行向他们的往来商家发送的行情报告中，还说到中国土产的‘紫花’布，无论在质地和成本上都优于曼彻斯特的棉布。”而到了30年代以后，棉纱、棉布的销量虽然有了明显的增加，但是它在整个贸易中所占的比例仍然很小。到了18世纪后半期，英国对中国的贸易额越来越大，能不能解决中英贸易中英方贸易逆差的问题，直接影响到英国对华贸易的前途。
三、印度与中国的贸易发展
中印贸易的方式与中英贸易不同，在其发展过程中，它逐渐由公司垄断的贸易演变为以公司控制下的私人为主进行的贸易，这种贸易一向以“亚洲国家间贸易”（Country trade）而著称，即英国垄断了英印、中英之间的贸易，只有亚洲国家间的贸易对一部分英国和印度的散商开放。最初适用于印度和临近口岸的沿海贸易方面，后来“印度、东印度群岛同中国之间的贸易，从17世纪末叶起直到19世纪中叶汽轮出世为止，都称为——港脚贸易。”这些往来于中国、印度之间进行贸易的英印散商，也就被称为“港脚商人”，到了18世纪中期以后，作为没有国家主权的印度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完全在实际统治者东印度公司控制之下。因此，贸易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解决我们前面所说的东印度公司在与印度和中国发生贸易关系中所遇到的困难。即解决在东印度公司统治下已严重影响到统治者利益的印度日益贫困的状况和中英茶丝贸易所导致的严重贸易逆差。在本国毛棉织品的销售在中国遇到困难时，东印度公司日益发现印度商品在中国市场上比英国商品更具有竞争力。尤其是明清以来中国东南沿海一带手工棉纺织业发展相当迅速，对棉花的需求量大增，印度棉花的输入便大受欢迎。18世纪30年代，进入中国时间还不久的印度棉花，就能给东印度公司带来107%的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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