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当时世界政治正处于美苏大两阵营对抗特殊时期，由于在政治上已经一边倒的新中国政府的建设资金要依赖于苏联政府答应的3亿美元巨额经费的支持，因此，由苏联援建中国的专家声音也不得不则重倾听。于是呼，以一位名叫巴兰尼克夫为首的苏联专家团提出的在旧城内兴建国家行政中心的方案占据了上风。 苏联专家支持行政中心设在旧城的另一个理由是借鉴莫斯科的经验，“当讨论改建莫斯科问题时，也曾有人建议不改建而在旁边建筑新首都，苏共中央全体大会拒绝了这个建议，我们有成效的实行了改建莫斯科。”
报告还对梁思成主张的建设西郊新市区的设想予以反驳，指出这是“放弃新建和整顿原有的城市”。
“华南圭方案”：北京旧城不必全保
在关于完整保留北京的问题上，“梁陈方案”同样遭到反对。很多人认为完整保留北京太过保守，该保留的保留，不该保留的就应摒弃。
留法回国、我国工程学先驱的华南圭是反对者之一，他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对待遗产应区别精华与糟粕，如(故宫)三大殿和颐和园等是精华应该保存，而砖土堆成的城墙则不能与颐和园同日而语。”
1949年，华南圭提出了《北京新都市计划第一期计划大纲》，在示意图中可见北京城是个密集的网状结构：原有的建筑与格局被改变，城墙被拆除修筑环路，市区内除故宫、天坛、地坛、天安门广场等少数地点外，其余均被道路横平竖直地切割成密密麻麻的小方块。梁思成将之批评为“纯交通观点”。
“朱赵方案”：力挺苏联专家
使“梁陈方案”完全陷入了孤立境地的，是1950年北京市建设局工程师朱兆雪、赵冬日提出的《对首都建设计划的意见》，他们大力肯定了行政中心区域设在旧城的计划。
该方案中说：“北京旧城是我国千年保存下来的财富与艺术的宝藏，它具有无比雄壮美丽的规模与近代文明设施，具备了适合人民民主共和国首都条件的基础，自应用以建设首都的中心，这是合理而又经济的打算。”
建立新城和保护旧城的成本都太高，朱赵与苏联专家一样，同样认为经济原因是“梁陈方案”不可行的重要理由。
新中国第一个首都规划是在毛泽东主席表态后最终确定下来的。
针对政协委员建议反思城市规划一事，北京规划部门有关专家就此表示，目前北京交通出现的很多问题在10多年前的北京城市规划中就已经预见到了，但规划没有预测到北京经济发展如此迅速，汽车的保有量上升得如此迅猛。该专家同时表示，当初的规划目标如今并未完全实现，新规划关键在执行。“93规划”已考虑避免“摊大饼” 该规划专家介绍，93版的北京城市规划为缓解城区内的居住压力，避免“摊大饼”式的城市建设扩张，规划了位于市区与县城之间的10个边缘集团。这10个边缘集团呈分散式布局，通过正在建设中。该专家认为，上述规划比较准确地预见了将困绕北京交通的核心问题：城市布局、功能分布过于集中，向心交通流量巨大，而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发展没有跟上城市发展的需要。
据介绍，1993年有关部门对北京交通发展的预测是：“2000年全市民用汽车保有量可达到70万辆左右，2010年将达到130万辆左右。”这一预测大大低于目前的发展水平（目前机动车保有量已超过200万辆）。
此外，由于这个规划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一些当时的规划目标也难以实现，“比如，有些当时规划为绿地的地方被建成了住宅区。”而针对很多市民反对不停地修环路的规划，这位专家认为，环路的作用在于顺走过境车辆，避免其进入市区，从而减小市区的交通流量。“从一定程度上说，环线加放射线的规划是有道理的。” 但是随着北京机动车持续增长之后，从苏联莫斯科照搬过来的一个中心点环城摊大饼发展的模式已经严重造成了京城堵车进出困难的被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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