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可博士一针见血地认为：作为开发公司和规划部门的共同上级——市、区政府，在规划部门代表的“城市整体利益”和开发公司代表的“本市（区）经济利益”这“一虚一实”之间，往往首先关注的是后者，因此，政府总是要求规划部门最终作出妥协，即所谓：“规划让一让，开发也让一让”，出现了城市规划条件可以“讨价还价”的局面。结果大多数被批准的危改项目都在用地性质、高度、容积率等方面都有所突破，造成整个总体规划在旧城被“全线突破”的尴尬局面。
例如：北河沿附近某危改项目按北京市总体规划要求建筑高度不得超过18m，而实际设计高度定为24m；东西某危改项目中的商业开发地段，规划条件原定为限高18m，容积率2.5，实际施工时高度升为30m，而某危改项目批准高度却是56。
突破规划的两个显著名的例子是西城区的“金融街”和东城区的“东方广场”，这两个项目都是以危改名义立项的。“金融街”在规划建设过程中，其主体建筑高度曾经一长再长，从80m到90m，现已增至116m，比总体规划的限定高度超高70m；东方广场最初由开发商拿出的方案是80m，超出总体规划的限定高度35m。该项目由于靠近故宫和天安门广场，遭到各界专家们的一致反对。但由于各种原因，最后被北京市批准的实际高度仍然达到68m，比总体规划的规定要求超高20多米。
许多改造后的新建筑，在设计上存在两种不良倾向。其中，在突破城市规划限制的同时，尽可能加大建筑的体量和密度从而增加单位土地上的经济效益，结果在体形上又蠢又大。例如：“金融街”已建成的C区，以及东方广场等；其二，不顾北京旧城的城市文脉、肌理、风貌、特色等，追求所谓“欧陆式”或者“港式”风格，有的甚至直接照搬抄国外的建筑形象来媚合来自海外的开发商（主要是港商）或个别决策者的喜好。目前，旧城原有的以故宫—皇城为中心的平缓开阔的城市空间正受到日益逼近的二流“舶来品”的严重威胁，一些专家惊呼：“北京城市中心正在走下坡路”（Downtown Downturn），若不尽快采取措施，北京旧城的整体风貌和地市特色有可能在大规模改造中沦丧殆尽。
城市规划是不可逆转的，“梁、陈”当年设计的那种“双城”形态今天已经很难能再实现了。但是，“梁、陈方案”所传递的战略性思想在今天仍有其现实意义。
正如吴良镛教授所指出的，“北京直到今天仍然面临着当年的问题，其严重性甚至超过当年，这个问题就是：是继续‘以旧城为中心’发展，继续向旧城拥挤，还是努力向更大的发展空间进行积极的‘疏解’？”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院院士吴良镛教授多次指出，北京旧城面临的最大的问题是“过分拥挤”，北京应对旧城进行积极的疏解。
然而，当20世纪90年代房地产业在北京兴起使城市土地的经济价值凸显出来，旧城地价和楼价骤然升高后，有人依照所谓的经济学原理提出，向旧城外疏解城市功能的作法是对旧城土地资源的浪费。这里，笔者无意介入中国经济学界目前正在热烈进行的关于“经济学是否应该讲道德？”的争论，但是，笔者认为，在从经济学角度讨论北京的城市中心位置时，我们至少不能忽略三个重要的事实。
其一，旧城虽位居北京的几何中心，但其“经济价值最高”的核心部位却已被全世界最重要的历史文化遗产之一——紫禁城、景山和中南海、北海等大面积占据，这就使得北京旧城已不可能按一般的城市中心模式来发展。
其二，城市中心与城市的几何中心是两个概念，而且城市中心也并非永恒不变。随着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发展，受政治、经济、交通以及城市规划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城市中心的位置和数量也在不断变化。比如辽、金时期，北京的中心在今天的广安门外，元代则在今天的钟楼一带，明、清时期移动到东西、西四和前门，形成三个中心鼎足而立，民国后因长安街打通才逐渐扩大并发展成为今天以长安街——天安门广场为核心的北京城市中心。
其三，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人居环境的要求会不断提高，因此，以人居为中心，降低建筑密度，追求更具文化品位的适宜人居住的“场所”已经成为城市中心空间结构发展的一个趋势。显然，北京旧城历史遗留下来的平缓开阔、尽度宜人、历史文化遗产丰厚的空间特征是适应今后的发展趋势的，而一味按所谓经济学理论追求经济效益恐怕只能得到适得其反的结果。
现代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发展为了避免或减弱单中心聚集带来的亚果，更不再局限于单一中心的城市形态，而是向多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方向发展。巴黎、东京、洛杉矶、波士顿、芝加哥等都出现了多个城市中心的格局；甚至出现了在区域内进行功能分工和协调的城市群（或称城市连绵带），如：华盛顿——波士顿城市群、伦敦—伯明翰—利物浦—曼彻斯特城市连绵带等。
法国巴黎为了保护其老城，在20世纪70年代就开始在老城外规划两条平行的轴线，并在轴线上规划了一系列新城，避免城市发展向老板聚集。同一时期，巴黎政府还从在位于传统城市轴线与新轴线交叉点上，由政府投资建设德方斯新都心。目前，德方斯已颇具规模，新建筑全部为极富艺术追求的现代造型，与老城成鼎足之势，不仅吸引了大量的城市活动，而且还为巴黎创造了一新的城市形象，进一步拱卫了巴黎的世界文化中心地位。
另外，东京、汉城等一些新兴工业国家的首都为了减少城市功能向中心区聚焦导致的拥挤局面，目前也在积极研究向外疏散城市功能的对策（东京准备“迁都”——将部分首都职能转移出去，汉城则准备在老城外建设与老城中心规模相当的新都心。这些城市以前曾经耗费大量资金在城市中心区建设了非常发达的基础设施，但城市拥挤问题却反而截止演越强烈，这里从反面说明了单中心发展的弊端。
其实，改革开放以后，北京也有过向外进行有机疏散的成功例子，例如亚运村，当年曾经一度要将亚运村和几个亚运场馆放在城区后，后来经过研究安排在北四环外建设。结果带动了北四环的发展，亚运村一带成为目前城市外围罗有吸引力的现代化地区。北京应当研究这些成功的经验，研究怎样在旧城外寻找经济发展的增长点，而不能只盯着旧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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