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情与就业的关系
讲就业问题不能脱离中国的国情。目前我国的劳动力资源占世界总量的26%，而自然资源、资本资源占世界比重均不足10%。这一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应当选择以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也决定了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应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实施促进扩大就业，缓解失业的劳动力政策是最优先的经济、社会政策。优先发展劳动密集度高的产业，是最符合中国国情的产业政策。
谈到就业问题，也要正确分析失业人员增多，就业困难的原因。对此，专家学者各执一词，没有权威的定论。笔者认为这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一方面是市场经济优胜劣汰的机制发生了作用，出现了建国以来最大幅度的产业结构调整，一大批国有老企业缺乏竞争力，被残酷的市场竞争所淘汰而关门倒闭。另一方面是一些企业经营者自身的素质不高，不善经营，甚至有的企业领导损公肥私，导致企业资不抵债而倒闭。还有一个原因是科技革命使生产力得到了快速增长，引进了大量的自动化生产线，代替了许多人力劳动，减少了工作岗位。由于我国的产业结构不够合理，能够吸收大量劳动力的第三产业不发达，所以出现了暂时性的就业困难，这是中国体制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
中国城市中的农民工问题。由于中国的二元社会结构，农民工成了中国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国情中一个不能忽视的方面。据统计，目前外出到城市打工的农民约占农村劳动力的15%—20%左右，全国跨地区的农民工总数大约在9000万。不可否认，农民工进城务工是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重要途径，是推进城镇化的必然过程。它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增加了城市的活力，完善了城市的社会服务。但是，在目前劳动力市场完全放开的前提下，农民工进城在一定程度上是与城里人在争饭碗。由于农民工的薪酬不高，企业在不影响经营的前提下，宁可雇用农民工，也不招收城市职工，因为这不仅降低工资成本，还可避免劳动保险和社会福利支出。这种隐性就业势必对城市就业造成冲击，直接影响城镇居民的就业率。
二、增加就业就等于增加GDP
当前及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我国就业形势处于一种十分严峻的状况。主要表现在劳动力供求总量矛盾和就业结构性矛盾同时并存，城镇就业压力加大和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领域转移速度加快同时出现，新成长劳动力就业和失业人员再就业问题相互交织。焦点集中在下岗失业人员再就业上，而且这个问题已经成为一个带有全局性影响的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
把充分就业作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战略目标，应该作为今后经济增长方式的首选。放弃过去单纯追求扩大GDP总量的经济增长方式，这是因为劳动就业是最基本的人权，如果失业人口过多，超过了自然失业率，就说明资源分配运行等经济结构存在失衡现象。国民经济发展战略偏离了以人为本的发展观。劳动力大量闲置是资源的浪费，企业追求的是个别资本的效益最大化，而政府应该追求社会总资本的效益最大化。大量的劳动力闲置，间接的提高了社会成本，降低了社会经济效益。只有千方百计增加就业，不断降低社会成本，才能达到社会利润的最大化。
根据专家测算，中国每提高1%的就业率，就会增加1.5%的GDP。。目前，我国使用的仍以城镇登记失业率作为官方公布失业率的统计数据。这个数据也从1993年的2.6%上升到2002年的4.5%，然而，中国科学院测算的结果是，中国的实际失业率已经达到了7%以上，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据2002年统计，仅2001年全国国有单位和城镇集体单位在岗职工人数比1995年减少了5477万人，下降了38%。
2003年政府把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如果能把实际失业率也控制在4.5%。就会使全国的GDP增加2.5个百分点。因此，增加就业比例就是增加GDP。以就业来带动GDP的增长比单纯追求GDP增长可以取得更多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三、加快城市化进程，提供更多就业岗位
目前中国共有建制市662个，其中直辖市4个，中央计划单列市15个，地级市250个，县级市393个。2001年未，全国总人口127627万人，其中城镇人口48064万人，城市化水平达到37，65%。城市化水平不仅低于发达国家水平，也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水平。与国际低收入国家的35%相近。城市化的程度不仅与经济发展有关，同时与就业也有密切的关系。从现代经济理论上讲，城市化越高，所提供的就业岗位就越多。因为，城市越大，功能越多，分工越细，所需要的配套设施越多。中国的就业率不高，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城市化程度太低。社会提供有限的就业岗位不能满足越来越多的就业需求。这也是笔者力主首都东扩，带动北京、天津、唐山、廊坊之间连片繁荣，并且通过城市化发展带动更多人就业的目的所在。
世界上，许多国家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就业率也随之增长。尤其是第三产业发展明显加快。为什么我国没有达到国外类似生产水平下的服务业就业人口的比例？一个非常重要原因就是由于我国消费者在空间上分布离散，大量服务都是在农村自我供给的，而不是通过社会分工解决。中国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不能做到充分就业，反而出现了大量失业人员，原因不在产业政策上，因为国家早就提出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政策，以改变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国的城市化大大落后于工业化进程。换句话说是我们只注意了工业化，现代化，而忽视了城市化。目前，在中国城市中出现的大量的农民工，实际上是城市化过程中出现的隐形就业现象。
就中国13亿人口来说，中国如果解决困扰经济发展的城乡二元结构，解决第三产业上不去的产业结构，解决越来越多的就业压力，就要发展更多的现代化大城市。促进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形成与城市配套的现代服务业。如果，中国能够用20年的时间形成10个20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城市，形成40个800万至1000万的大中城市，形成200个100万人左右的中等城市，这些城市可以容纳中国60%的人口。仅城市中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就需要2至3亿人。江苏的小城镇模式只是社会生产力水平不发达的合理模式，而不是未来中国发展的理想模式，这种不适应社会发展的城市模式，必然会被中国已形成城市群、城市圈、城市带三种发展格局所取代。中国未来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城市化发展水平，换句话说，中国未来发展模式将会从过去工业产品拉动经济增长变为通过造成运动拉动经济发展，中国的就业也同样取决于城市化的发展水平。笔者之所以在本书中反复强调提出首都东扩方案，正是为了环渤海为城市圈，京津唐为城市带，北京为超级国际化大都市而作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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