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凭借强大的政治、经济力量，实行对外开放的自由贸易政策，既活跃了中外贸易，促进了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又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大元促进了政经交流国际化。从对外影响范围、往来国家数量和国际地位角度比较都超越唐宋时期。大元有优惠的通商政策使上都、大都、杭州、泉州、广州已具有国际化都市的色彩，泉州港成为国际最大的对外贸易口岸。旅行家、商人、传教士、政府使节和工匠，由陆路、海路来到大元，他们当中的部分人长期旅居大元，有些人还担任政府官员。据统计，这些人分别来自波斯、伊拉克、阿速、康里、叙利亚、摩洛哥、高丽、不丹、尼泊尔、印度、波兰、匈牙利、俄罗斯、英国、法国、意大利、亚美尼亚、阿塞拜疆、阿富汗等国。归国后一些人记录了他们在中国的见闻。正是这些游记，使西方人第一次较全面地把握了中国和东方的信息，一个文明和富庶的中国真实地展示在世界面前。这些信息改变了欧洲人对世界的理解和熟悉。学术界普遍认为，马可波罗等人的著作对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开创了古代中西文化交流最繁荣的时代。大元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经贸往来的国家和地区由宋代的50多个增加到140多个。海路到达非洲海岸，陆路往来直抵西欧，统一的环境为国际间、地区间的交往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史称“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出邻家”。在大量阿拉伯人、欧洲人涌向东方的同时，元代中国人的视野也更加开阔，对周边国家、中亚、南亚和印度洋地区的了解更加清楚，足迹甚至延伸到西亚和西欧。人们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和介绍，不再局限于道听途说，而大多是亲身经历。如汪大渊的《岛夷志略》一书，所记印度洋沿岸和南海各国史实“皆身所游览，耳目所亲见，传说之事，则不载焉”。该书记录了数百个地名，以及各地的山川险要、气候物产、人物风俗，与大元国的经济、文化交往情况等等，多属前人未载内容。类似的文献还有《西游记》、《西游录》、《北使记》、《西使记》、《真腊风土记》、《异域志》等，反映了元代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新熟悉和开阔的文化视野。
元代为了满足大都的粮食、物资需要，除了利用陆路和运河交通外，又开辟海运航线。海运成本低廉，终元之世，深受重视。元代修治了以北京为中心的南北大运河（大运河原为隋朝时修建，元代为补充修建）。其中主要有从山东的济宁（今属山东）到东平（今属山东）段的济州河，从山东东平到临清（今属山东）段的会通河，自大都至通州（今属北京）段的通惠河等。
元青花的出现在中国陶瓷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清丽高贵的元青花如今已价值连城，在国际拍卖市场上拍出了天价，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人们还不识元青花的真面貌。
元青花在景德镇兴起绝非偶然。“天下熙熙，皆为利来”， 元青花制法比青瓷、白瓷或影青更简单，烧成的利润好，用过去所没有的新描绘方式，自由画出各种花纹，以表现其趣味性，受到人们的欢迎。同时元朝强大的外征政策，以武力来扩大销路取得很大的成功，制品输往当时的波斯和南方的苏门答腊。
人们会问，元代短短的90多年历史，长期以来具有正统思想的汉人不屑一顾，怎么会产生如此精美成熟的青花瓷器。元青花盛产归结到一点，市场的需求和本身所具有的生命力，成本降低，销售扩大，青花瓷最终成为我国最具民族特色的瓷器而闻名于世。
元青花大量烧造则是因为当时海运交通非常发达，在这种情况下，接受海外大量订货成为可能。这种瓷器贸易也为王公贵族带来巨额利润，以满足他们娇奢的生活需要。
600多年前，元代统治者为了获取高额利润，以满足挥霍享受的欲望，鼓励大规模的海外贸易，元帝忽必烈曾下诏曰：“有市舶司的勾当，是大得济的勾当（中国古代航海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231页。由于元政府的优惠政策鼓励，航海事业空前发展。除了国内航运，规模巨大的国际海运业特别值得一提，其航向东至至日本、高丽，向南前往东西洋，包括今天的东南亚和印度洋地区，远至波斯湾，阿拉伯半岛和非洲的东北部。进行贸易的货物种类繁多，从奇珍异宝到各种生活用品，可以说应有尽有。据史料记载这些货物大致可分为七大类，其中一类既是大量的贸易瓷。元代海外贸易的大发展，造就了一些地区显赫，以航海为家业的家族，并且延续的时间很长，这是元代以前各代所不曾有过的现象。元代多年积累的航海经验，为明代郑和下西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西亚地区对青花的渴求，刺激了元代景德镇青花瓷生产工艺的提高，而元代发达的贸易和航运把瓷器带到世界各地，这对青花瓷生产的第一次高潮出现，可谓功不可没。
元代运往海外的陶瓷制品在国外出土也证明了海运的发达。例如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等国均发现了元青花小件瓷器和瓷片，一些属于生活用具，另一些则是按照当地习俗陪葬用品。这清楚地说明了这些地区是瓷器贸易的目的地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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