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公元前印度佛手延伸到古代中国
据专家考证：起源于印度的佛教在西域传播之后，又由古代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地区。当时由贵霜王国通往西域到敦煌有两条路线（亦称官道）一条是：越过葱岭，沿着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行进，经过莎车、于阗（今和田）、尼雅（民丰）、且末、鄯善（若羌）和楼兰，然后过玉门关到敦煌；另一条是：越过葱岭，沿塔克拉玛干沙漠北缘关进，经过疏勒（今喀什）、姑墨（阿克苏）、龟兹（库车）、焉耆、高昌（吐鲁番）和伊吾（哈密），然后到达敦煌。还有一条小道，由克什米尔入红其拉甫山口，经子合、皮山到于阗。这3条路线均勾通了塔里木与中亚和印度的联系，把东方与西方连结起来。随着佛教思想的传入，贵霜王国的佛教艺术也进入了西域地区，在塔克拉玛干南北两条路线上都发现过早期佛教艺术遗存。
佛教传入中国中原地区的年代，学术界尚无定论。古代汉文史籍中，有秦始皇时沙门室利防等18人到中国的记载。据《善见律毗婆沙》记述，在阿育王时代，佛教第三次结集后，曾派大德摩诃勒弃多至臾那世界（原注：汉地）；派末世摩至雪山边国。西藏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称达摩阿育王时，高僧善见至大支那弘法。南璺佛教史书则称派末世摩至支那。以上这些布教活动因无译述遗迹传世，无法证实。但是传入中国汉族地区的佛教，经过长期的经典传译、讲习、融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而形成具有民族特点的各种学派和宗派；并外传朝鲜、日本和越南。
汉建元二年至元朔三年（公元前139—前—126），张骞出使西域期间，曾在大夏见到从四川贩运去的蜀布、邛竹杖，说明当时中印之间已有民间往来，可能佛教也随之传入汉地。汉武帝还开辟了海上航道与印度东海岸的黄支等地建立联系。近年考古发现，东汉时的四川彭山墓葬中已有佛像，江苏连云港孔望山佛教摩崖刻像初步证实也属于东汉时期。东汉明帝于永平八年赐楚王英诏言其“尚浮屠之仁祠，洁斋三月，与神为誓”，可见当时已有佛教传入。经典的传入，据传始于汉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博士弟子景卢以浮屠经（佛典），但究为何经，已失传无闻。历来均以永平年间（公元58—75）遣使西域取回《四十二章经》为佛法传入中国之始。此说是否为历史事实，近代颇有争议。因当时西域发生战乱，交通断绝，至永平十六年才开放。因此，只能推定大概在公历纪元前后，佛教开始传入汉族地区。传播的地区以长安、洛阳为中心，波及彭城（徐州）等地。当时有人认为佛教是一种神仙方术，故桓帝将黄帝、老子和佛陀同祀，“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把沙门视同方士。
三国承汉之后，天竺、安息、康居的沙门如昙柯迦罗、昙谛、康僧铠等先后来到魏都洛阳，从事译经；支谦谦僧会等前往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弘法。支谦深得孙权礼遇，拜为博士；并为康僧会建立寺塔。昙柯迦罗、昙谛精于律学，译出摩诃僧祗部的戒本《僧祗戒心》一卷。主张僧众应遵佛制，禀受归戒，为汉地佛教有戒律、受戒之始。昙谛也在白马寺译出《昙无德羯磨》一卷。此外康僧铠还译出《郁伽长者所问经》和《无量寿经》等4部。吴国译经，始于武昌，盛于建业。支谦专以译经为务，所译典籍广涉大小科经律，共88部，118卷，现存51部，69卷；康僧会译出《六度集经》9卷等。当时译经，大小乘并举。小乘经典强调禅法，注重守神养心（“守意”）；大乘偏重般若。这个阶段的译经工作和对教义的宣传、研究，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发展打下了初步的思想基础。此外，这个时期的寺塔建筑、佛像雕塑也各具规模，但今存极少。佛教初来汉地，开始只是在上层社会的王室皇族、贵族地主中有些影响。在大城市中，不多的佛寺只是供西域来华的僧侣和商人们使用，在法律上不允许汉人出家为僧。至终汉之世，佛教尚未形成一
股强大的社会思潮，因此，未能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南北朝时期的南朝宋、齐、梁、陈各代帝王大都崇信佛教。梁武帝笃信佛教，自称“三宝奴”，四次舍身入寺，皆由国家出钱赎回。他建立了大批寺辽，亲自讲经说法，举行盛大斋会。梁朝有寺2846座，僧尼82700余人，在建康（今江苏南京）就有大寺700余所，僧尼信众常有万人。北朝虽然在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发生过禁佛事件，但总的说来，历代帝王都扶植佛教。北魏文成帝在大同开凿了云冈石窟；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为纪念母后开始营造龙门石窟。北魏末，流通佛经共计415部，1919卷，有寺院约3万余座，僧尼约200余万人。北齐僧官管辖下的僧尼有400余万人，寺庙4万余座。在南北南明，有大批外国僧人到中国弘法，其中著名的有求那跋摩、求那跋陀罗、真谛、菩提流支、勒那摩提等。中国也有一批信徒去印度游学，如著名的法显、智猛、宋云、惠生等曾去北印度巡礼，携回大批佛经。
佛教在东晋十六国的普及与发展中，成为争取各民族共同支持的一种信仰，从而增进了南北各族人民的了解与沟通，这在当时分裂的时局下，对于模糊胡汉各族的民族界限，维系一种共同的心理认同是十分有意义的。同时，佛教对在一定限度内阻止杀伐和稳定社会起到了作用。石勒、石虎在历史上以暴虐残忍著称，面对这样的暴君，佛图澄力劝石勒效“王者”，行“德化”，又恐吓石虎：“布政猛烈，淫刑酷滥，显违圣典，幽背法戒，不自惩革，终无福佑”。《僧传》说石勒听了佛图澄的劝谏之后，“凡应被诛余残，蒙其益者，十有八九”；石虎“虽不能尽从，而为益不少”。道安（公元312—385年）受东晋之邀至襄阳，一居就是15年，时襄阳为东晋抗胡的前沿阵地，道安久居此地，实有安抚军士，稳定民心的用意。公元378年，苻坚围攻襄阳，道安分散徒众，自己却与守将朱序共守城池，次年2月，城破被俘。苻坚视道安为“神器”，安置他在长安五重寺，予以优渥，道安成为北方学界的领袖。在这种情况下，道安仍然劝说苻坚不要过江攻晋，虽未成功，却表达了他对汉民族正统的东晋政权的热爱。
魏晋天下多故，士大夫崇尚玄学，鼓吹“以无为本”，“以寡治众”。然而，玄学多务清谈，不涉世务，虽风靡一时，却始终在名士豪族之中转圈子，未能深入和影响到社会下层，所以，到东晋以后，玄学思潮就告终结了。但是，玄学本身的精致思辨与魏晋名士善结佛师和崇尚玄谈之风给佛教般若学的驻足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土壤。玄学关心的是名教与自然，佛教关心的是世间与出世间，这两大问题都能够归结到本末、有无这一对总范畴之下。佛教是出世的哲学，但它这时却是以出世的姿态关心着世间，试图协助王化，尽力治道，因此，玄佛两家的“所以迹”是一致的。道安把般若的“空”理解为本体、无，否认现象的真实性，只承认本体的空寂；道安的弟子慧远（公元334—416年）继承师说，以本无为法性，也就是以般若性空为实体。师生二人的观点与王弼的“以无为本”的说法基本一致，被称为“本无宗”。当时对般若学理解和阐发的不同派别，统称为“六家七宗”，“六家七宗”的解释虽各有差异，但总的来说，都是对玄学化的《般若经》中的所谓的“空”的意义之不同看法。“六家七宗”的出现，标志着佛教经论的解释权转移到中国知识僧侣手中，佛教在汉地也找到了自己在思想理论上的入口与依据，遂成为中国上层建筑的一部份。
综上所述，佛教起源于印度，在两汉之际输入我国中原，先是依附于中国传统思想中的道术，后与魏晋玄学合流，开始了中国化的历程，并由此走向了南北朝时的独立发展道路和隋唐时的鼎盛时期。
佛教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无论在思想上和经济上都为隋唐时期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创造了条件。隋文帝统一南北朝后，即下诏在五岳胜地修建寺院各一座，并恢复了在北周禁佛时期所破坏的寺佛像。在首都大兴城（汉长安城东南）建立了执行佛教政策的国家寺院——大兴善寺。仁寿（601—604）年间在全国建立了111座舍利塔，并广置译场，罗致中外译师、名僧进行翻译、疏解佛教经典。炀帝继文帝的保护佛教政策，在扬州建立了著名的慧日道场等，作为传播佛教的据点，并继续发展前代的译经事业，佛教十分兴盛。仁寿年间，全国有重要寺院3792所，度僧23万人，写经46藏328616卷，修理旧经3853部，营造大小石像尊修复旧像1508940尊。
唐代是中国佛教臻于鼎盛时期。唐朝帝王虽然自称是道教教祖老子的后裔，尊崇道教，但实际上是采取道佛并行的政策。唐太宗在清除割据、平息骚乱时，曾得僧兵之助；在即位后，下诏在全国“交兵之处”建立寺刹，并在大慈恩寺设译经院，延请国内外名僧进行译经、宣化事业，培养出了大批高僧、学者。高宗继位后，在帝都和各州设官寺，祈愿国家安泰；武则天更令各州设大云寺。终唐之世，佛教僧人备受礼遇，赏赐有加。不空和尚曾仕玄宗、肃宗和代宗三朝，出入宫门，封肃国公；入寂后，代宗废朝三日，以示哀悼。唐时中国名僧辈出，对佛学义理上的阐发无论在深度和广度上都超过前代，因此为建立具有民族特点的很多宗派奠定了理论基础，而且佛教信仰深入民间，创造了通俗的俗讲、变文等文艺形式。在建筑、雕刻、绘画、音乐等方面，建树很大，丰富了中国民族文化艺术的宝库。在唐时有大批外国僧侣、学者来我国从事传教和译经事业，中国也有不少僧人（如玄奘、义净）不辞艰辛到印度游学。中国佛教宗派开始传入朝鲜、日本、越南和诃陵（今印度尼西亚），加强了中国与亚洲其他国家的宗教、文化和商业的关系。但是，到了会昌五年（845），由于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因，发生了大规模的禁佛事件。武宗下令没收寺院土地财产，毁坏佛寺，佛像，淘汰沙门，勒令僧尼还俗。据《唐会要》记载，当时拆毁的寺院有4600余所，招提、兰若等佛教建筑4万余所，没收寺产，并强迫僧尼还俗达260500人。佛教受到极大的打击。
隋唐佛教义学蓬勃发展，促成大乘各宗派的建立。重要的有智顗创立的天台宗；吉藏创立的三论宗；玄奘和窥基创立的法相宗；道宣、法砺和怀素分别创立的律宗，有南山、相部和东塔三家；由北魏昙鸾开创，隋代道绰相继，而由唐代善导集成的净土宗；弘忍的弟子神秀和惠能分别创立的禅宗，有北宗和南宗，在唐中叶后又陆续出现“禅门五家”，即沩仰、临济、曹洞、云门和法眼五派；法藏创立的华严宗；由印度僧人善无畏、金刚智、不空和惠果所奠定的密宗。这些宗派创立后，随着隋唐中国对外交通的开拓，不久即传播海外。
北宋初期，朝廷对佛教采取保护政策。建隆元年（960）普度僧人8000人，继之派行勤等157人赴印度求法，太平兴国元年（976）又普度僧人17万人，五年设立译经院，恢复了从唐代元和六年（811）以来中断达170年之久的佛经翻译工作。同时，西域、古印度僧人携经赴华者络绎不绝，至景神祐（1034—1037）初已达80余人。译经规模超过唐代，但成就稍逊。宗派以禅宗特别是临济、云门两派最盛，天台、华严、律宗、净土诸宗稍次。由于各宗互相融合，提供“教（天台、华严）禅一致”、“净禅一致”，因而广为流行华严禅、念佛禅，等等。另外，在天台宗中分为山家、山外两派，而在民间念佛结社特别兴盛，影响极大。天禧五年（1021），天下僧尼近46万人，寺院近4万所，为北宋佛教发展的高峰。徽宗时（1101—1125），由于朝廷笃信道教，曾一度下令佛道合流，改寺院为道观，佛教一度受到打击。
南宋时期，江南佛教虽仍保持一定盛况，但由于官方限制佛教的发展，除禅、净两宗外，其他各宗已日益衰微远非昔比。禅宗不立文字，不重经论，因而在会昌禁佛和五代兵乱时所受影响较小。净土宗强调称名念佛，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名号，简单易行，且北宁以后禅教僧人又多归宿净土，故能绵延相续，直至近世，仍基盛行。
宋儒理学一方面汲取佛教华严、禅宗的思想，从而丰富了经门的内容，另一方面又批判和排斥佛教。排佛者中最著名的是欧阳修，但欧阳修的排佛思想曾受到契嵩和尚、宋朝宰相张商英、李纲和刘谧等人的反对。张商英作《护法论》创三教调和说，认为孔子之道与佛教所主张的识心见性、无上菩提之道无异儒参治皮肤之疾，道以治血脉之疾，佛以治骨髓之疾，三教本旨无违。刘谧的《三教平心论》也发挥了同样的旨趣。
元代的统治者崇尚藏传佛教，但对汉地佛教也采取保护政策。佛教中的禅、律宗等继续流传、发展，寺院林立，僧尼21.3万人，中央和地方设有严密的僧官制度，加以监督，颁行了《敕修百太清规》，雕印了著名的普宁寺版的大藏经。
明万历以后，祩宏、真可、德清、智旭四大家出，进一步发展了对内融会禅、教、律等宗学说，对外融通儒、释、道三家的风气，所以深受士大夫的欢迎和一般平民的信仰，并使佛教更加具有中国的特色。
清初皇室崇奉藏传佛教，对汉地佛教采取限制政策。康熙时禁令稍弛，迎请明末隐居山林的高僧重返京师，使已经衰微的佛教一时又呈现出活跃的气象。雍正虽重视藏传佛教，但主张儒佛道异用而同体，并行不悖，提供佛教各派融合。他亲制《拣魔辨异录》、《御选语录》，提供不问宗派异同，都应念佛，对近世佛教有重要影响。乾隆时刊行《龙藏》，并编辑《汉满蒙藏四体合譬大藏全咒》，对佛教的发展起了一定推动作用。清末以来，杨文会、欧阳竞无等在日本和西欧佛学研究的推动下，创办刻经处、佛学院、佛学会等，为佛教义学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时期。中国近代思想家如康有为、谭嗣同、章太炎、梁启超等都受过佛学的影响。佛学思想曾是谭嗣同所建立的《仁学》体系的思想渊源之一。此外，一批名僧如月霞、谛闲、圆瑛、太虚、弘一等也都奋起从事振兴、弘扬佛教的工作，使佛教产生了新的气象。
2.佛国众多的东南亚
东南亚佛教是以南传上座部为主的佛教。主要传播于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印度尼西亚，以及越南中、南部的部分地区。据有关史料记述，公历纪元前后，上座部佛教已在东南亚流行。《太平御览》引万震著《南州异物志》称：“林阳在扶南西七千余里，地皆平博。民十余万家，男女行仁善，皆侍佛。”《水经注》引竺枝著《扶南记》中也有“扶南举国事佛”的记述。扶南即柬埔寨的古称。2—6世纪，东南亚佛教已很隆盛。比佛教传入更早的婆罗门教，经与佛教并存和融和的阶段之后，虽为佛教所取代，但对佛教的影响仍然存在。婆罗浮屠、吴哥寺、薄甘王朝的塔寺以及其他一些寺庙建筑、佛像雕塑和佛事仪式，都带有一定的婆罗门教色彩。10世纪以后，上座部佛教受到大部分国家封建领主的推崇和提倡，并加强了同锡兰（今斯里兰卡）的联系，互派僧侣留学，根据巴利语音序创立本民族文字，用以写定音译巴利三藏典籍，确定了摩诃尼迦耶和达磨育特两派僧王制度，佛教被尊为国教，在大众中产生了深刻影响。18世纪到现代，泰文、缅文、高棉文、老挝文的巴利三藏音译编纂工作逐渐完备，并进一步将部分经卷译为本民族文字，使上座部佛教得以更加广泛地流传。
老挝:1世纪初期，大乘佛教和婆罗门教曾一度流行于南部地区。14世纪中叶，由柬埔寨传入上座部佛教，被尊为国教，并确立了达磨育特和摩诃尼迦耶两派僧王制度。16—17世纪，曾一度成为东南亚的佛教中心，修建了许多寺塔，雕塑了佛像，创立巴利语佛教学校和实行僧侣考试制度。19世纪末沦为法国殖民地后，佛教受到严重的打击，寺塔被毁，经像被劫，僧侣惨遭杀戮。随着20世纪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佛教又出现复兴的气象，成立全国统一的佛教组织机构，整理出现了寮文巴利三藏典籍，并恢复以寺院为主的巴利语教学的教育中心制度。
柬埔寨:早期的宗教信仰，除了原始的拜物教和精灵崇拜外，在公历纪元前后，即深受婆罗门教和佛教的影响。5—6世纪时，大小乘佛教开始传入。由于同中国和印度的贸易往来频繁，大乘佛教得到较大的发展。其间高僧迭出。硕学沙门到中国传教、译经者不乏其人，如6世纪上半叶，即有僧伽婆罗和曼陀罗仙等人。9世纪后，已成为东南亚的佛教中心，但印度教也并不衰，9世纪末创建、12世纪完成的吴哥城以及以后建立的吴哥窟大伽蓝，即为两教混合在寺庙建筑上的反映。此后，由于受到外族的影响，大乘佛教和印度教趋于衰微。14世纪中叶之后，泰国的上座部佛教传入柬埔寨，逐渐推行两派僧王制度，并定为国教。国王为佛教的当然护持。20世纪初叶，柬埔寨人民在反抗法国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中，虽然许多佛寺受到破坏，但佛教仍有一定的发展。很多僧侣参加反殖民主义的斗争，创办了巴利语学校、西哈努克大学和佛教研究所，出版了高棉字母的巴利语三藏典籍和高棉文译文的部分上座部经论。
泰国:古称暹罗。从那坤巴通发掘出的佛教文物和寺塔遗址判断，早在公元前，已有小乘佛教的传入。以后，婆罗门教和大乘佛教才由印度传入南暹罗及其沿海邻国。11世纪，缅甸的阿努罗陀王朝崛起，其势力扩展到暹罗北部和中部的许多地区，阿努罗陀王笃信小乘佛教，并大力支持其发展传播。因此，小乘佛教又一度在暹罗，特别是北部地区流行。13世纪中叶，泰族在速可台建立了独立的部族国家，势力逐步向南扩张，将南暹罗地区纳入其统治范围，并接受流行于这个地区的大乘佛教。同时，带有婆罗门教色彩的大乘佛教宗教仪式，也逐步为泰国小乘佛教信徒所接受。此前，锡兰曾于12世纪时举行佛教第七次结集，整顿僧团组织，严肃戒律，使上座部佛教在锡兰臻于隆盛。当时北暹罗地区的一些部族国家，都派遣比丘前往学习，并传入具足戒仪式。速可台王朝建国初期，锡兰教派势力，已扩展到南暹罗地区，并在那坤室利塔玛罗陀建立锡兰派传教中心。速可台王朝第三代君主拉马康亨，曾迎奉锡兰僧团到都城弘扬教义，使锡兰教派得以流行，而大乘佛教却退居次要地位。此后，佛教在封建君主的护持下，逐渐形成僧王制度，佛教几成全民信仰，渗透到日常生活习俗之中。速可台王朝第四位君主黎汰王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曾一度出家为僧，开创了泰国国王必须在一定时期内出家为僧的先例。他于1361年迎请锡兰高僧，用上座部佛教统一了本国的宗教。
1767年，大城王朝的阿瑜陀耶为缅甸攻陷时，王宫和各寺院所藏典籍及经像文物，均毁于兵火。吞武里王朝建立后，国王郑昭下令收集佛教文献，汇集整理保存，但不久郑昭被弑身死，此项工作遂告停顿。曼谷王朝建立后，拉玛一世继承郑昭未竟的事业，于1788年召集230名硕学比丘和30名皇家学者，对已收集的三藏典籍进行整理编定，此即泰国佛教史上的第九次结集，编写的三藏名为“结集版三藏”或“皇家版三藏”，共计288箧。在拉玛四世统治时（1851—1868），对佛教进行了改革，在上座部内出现了一个要求严格遵守戒律的派别，称为“正法派”，而把传统的佛教称为“大众派”，这两派在教理上没有重大差别，只在遵守戒律方面有所宽严。现泰国佛教主要是这两派。拉玛五世朱拉隆功王在位时（1868—1910），提出将全部三藏付印的计划。付印前，不仅对泰文本作了详尽的校订，还和高棉文、僧伽罗文及孟加拉文进行了比勘，于1893年出版，共39卷，印行1000部。这次编印的泰文藏经，尚遗小部经8种未曾编入。1925年拉玛七世继位时，遵照其兄拉玛六世遗嘱，重编泰文三藏，收录所缺的小部各经，编为45卷，于1928年全部出版。现泰国有90%都是上座部佛教徒。
缅甸:佛教传入较早。根据《岛史》记载，印度阿育王于公元前3世纪曾派须那与忧多罗两位长老到金地传教，有人认为金地即今之下缅甸塔通地区，但此说不能认为确凿的史实。公历纪元前后，从东南印度到缅甸有航路可通，锡兰与缅甸的交通通过东南印度为中心而发展起来，因此锡兰的上座部佛教大概是通过海道传入的。据骠族（缅甸族一支）古都卑谬发现的碑文记载，5世纪时，锡兰已流行上座部佛教。6世纪后期，佛教密宗的阿阇利耶教，又传入缅甸的蒲甘地区。11世纪中叶，蒲甘王朝阿努陀罗王统一缅甸全境，他排斥了阿阇利耶教，立上座部佛教为国教，尊阿罗汉长老为国师；1058年始创缅文字母，音译了上座部佛教三藏典籍，奠定缅甸上座部佛教的基础。此后缅甸王朝虽几经变迁，但一直信奉佛教。13世纪末，蒲甘王朝崩溃，缅甸出现了南北朝分立，但南北朝都信奉佛教，北方在阿瓦大造寺庙佛塔，南方也修建大金塔。此后历代国王都将大金塔增高，并敷金箔，增设回廊，形成现代所见的形态。18世纪中叶，缅甸南北朝为雍籍牙王朝所统一，佛教十分繁荣。这个王朝的孟云王在明恒费时11年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砖塔和一口大钟。12—19世纪末，僧伽罗僧伽派和末罗姆摩僧伽派逐渐分裂，形成善法派、瑞琴派、门派等。1871年，明顿王曾召集各派长老2400人于曼德里举行第五次结集，重编缅文巴利三藏，后将全部经典刻在729块大理石碑上，以垂永久。随着20世纪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缅甸僧侣建立了佛教组织，参与反英殖民主义的斗争。缅甸独立后，曾于1956年释迦牟尼涅槃2500年纪念时，邀请各国佛教界代表，举行了有2500人参加的第六次结集，校勘上座部缅文巴利三藏，印行结集版藏经51卷本。1961年，宣布佛教为国教，继又取消国教的地位，执行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目前缅甸佛教徒约占总人口的80%以上。
印度尼西亚:在公历纪元前后，印度尼西亚是海上交通的要冲，居民都为印度人，主要信仰婆罗门教。5世纪初，法显去耶婆提（今苏门答腊及爪哇）时，据他著的《佛国记》所载，当地盛行婆罗门教，但亦有少量的佛教。稍后，印僧求那跋摩赴华，路经阇婆时，已见佛教甚为流行。据中国史籍《宋书》、《南史》和《梁书》的记载，5世纪中叶至6世纪上半叶，苏门答腊、爪哇和巴厘等地已广信佛法，崇仰三宝。7世纪末，在苏门答腊地区建立了室利佛逝王国。中国高僧义净往返印度时都在此落脚，据其所述该地大小乘并举；但从出土的文物看，密教系的观世音菩萨和多罗菩萨信仰也很普遍。8世纪初，到中国的印度高僧金刚智，曾在室利佛逝滞留，不空即在阇婆拜金刚智为师。可见8世纪前后大乘佛教特别是密教一系在室利佛逝十分流行。8世纪以后佛教由室利佛逝向马来半岛发展，当地王室都信奉密教，在马来半岛建立了大批密教寺院，民间亦多信奉者。
5世纪以后佛教在爪哇广为流传。8—9世纪，在中爪哇建立的夏莲特拉王朝诸王，都信奉大乘佛教与印度教混合的密教，建立了很多寺院，如世界驰名的婆罗浮屠大寺，高达十层，代表十法界，石砌回廊都刻有精美的浮雕，庄严雄传，是世界美术史上的奇观。
10世纪初，室利佛逝的高僧编集了著名的佛教教义书《圣大乘论》。13世纪庚•安禄在东爪哇创建的新诃沙里王朝和14世纪韦阇耶建立的满者百夷王朝都信奉佛教。爪哇佛教是大乘密教和印度教湿婆派的混合物。他们把佛陀和湿婆看作一体，在崇拜的对象中夹杂有印度教的很多神祗。15世纪伊斯兰教传入爪哇后，佛教和湿婆派的信仰逐渐衰落，以致绝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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