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是在明初兴起的。1368年建立的明朝，只是把蒙古统治者驱逐出了中原大地。但是北元半壁江山还在，为了防范蒙古人复辟元朝和入侵，明王朝从东北的鸭绿江直至西北的嘉峪关一线秣马36万、厉兵八九十万，设立了九边重镇，这就人为地造就了一个高额的消费区。
为解决这些兵马的生存和需要，近薄九进重镇的山西的大商小贩，捷足先登，蜂拥而至，操起贩运各种货物的生意。晋商主要是做“食盐”生意崛起的。因为明王朝最初实施“开中法”，即商人输粮供边塞军士食用，王朝付商人盐引，商人凭盐引到指定盐场和指定地区贩盐。由于盐是专卖品，获利颇丰。晋商抓住时机，以山西运城关公老家产盐的地缘优势，借“开中法”捷足先登而兴。当明政府颁布开关互市令后，他们进一步与关外各民族展开贸易，互通有无。一直到清朝前期，晋商用牲口驮等传统方式由江南展转向蒙古、俄国贩卖茶叶，也发了大财。
此外还有：得天独厚的交通地理优势也是晋商成功的客观原因。我国的农业经济生态区可以分为两大块。从黑龙江的漠河到云南的腾冲，画一条东北西南向的斜线，这条线的西北是游牧经济区域，而东南是中原汉族广大农业、手工业区域，它们是两类不同的农业生态系统。这两类农业生态系统分界线，在北方大体与长城平行。而山西背靠蒙古草原，南接中州河南，右连陕西，左屏河北，位于这两种经济区域之间。因此，山西就自然而然充当了促进相互联系和彼此互补的这一角色。作为农耕经济文化极为发达的中原地区，自古需求游牧经济文化的某些补充。比如游牧地区的特产马、羊、骆驼及皮毛、药材等，这是农耕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因此，蒙古游牧地区对中原农耕社会和生活的补充是全面的，而非某一时、某一地、某一物的交换。
只要存在着两种不同类型的经济文化区域，就存在着这种互补。同样，中原先进的农耕社会对蒙古游牧地区在各个方面的“汉化”和补充性更强，也更全面。无论持久的“汉化”，还是时断时续的“互市”，从未隔断过这两大经济区域之间的联系。
晋商从明代五次北伐北元战争开始，到清代康熙大战葛尔丹，乾隆大帝大战沙俄的历次战争中所承担的后勤供给的边贸生意上，而渐渐壮大的。
所以说，没有西北草原丝绸之路和明清战争，就没有晋商乔家大院和平遥古城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