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不但是日本对中、朝的侵略战争，也是沙俄积极暗中帮助日本打垮清朝的战争。只有借刀杀人，让日本抵消清朝国力，才能够让沙俄有机可趁，在中国北部边境上瓜分占领更多的土地。
  　
1894年1月，朝鲜发生东学党起义，朝鲜统治阶级求助于清政府。清政府派叶志超率军赴朝。日本政府得讯后，急派驻朝公使大鸟圭介率军赶赴朝鲜，揭开了对中、朝侵略战争的序幕。
  
1894年2月26日，在远东局势出现新变化时，沙俄驻北京公使在给其外交部的急件中表示，“我们当然不能置身局外”，并附呈窃取的清驻汉城商务代表袁世凯致李鸿章的一份密电。5月20日，沙俄驻朝鲜代办致沙俄外交部电称：对朝事变“中国可能加以干涉”。接此电后，沙俄即派“朝鲜人”号炮艇前往仁川观察局势发展。5月26日，沙俄驻东京公使在致外交部的密电中告称：英国“在巨文岛储有足够供全部太平洋舰队三个月用的给养。” 6月4日，在中国决定出兵朝鲜后，沙俄驻朝公使馆即向袁世凯提出质问：“华兵由韩请，抑自派？”袁答：“韩请。”李鸿章知沙俄有意干涉，便令袁世凯复以：“韩请我派兵助剿，此乃上国保护属邦老例，俟事竣华兵即回，与俄无涉，不必过问。俄若再来诘问，可直告之。”沙俄驻朝代办韦贝在天津晤见李鸿章，“于派兵助韩一事”，也“晓晓致辩”。
   
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即对沙俄驻东京公使希特罗渥说：“中国军队无论如何不会满足于对暴动的镇压与平定。而可能企图留驻朝鲜并控制朝鲜。”“鉴于此，我国（日本）能不派兵至朝鲜监视中国的行动吗？”并表明：“日本派遣军队前往朝鲜目的纯为保护日本侨民以及公使馆和领事馆的安全。”陆奥宗光这番话，主要反映日本利用远东国际矛盾掩盖其侵略的企图，但也表明当时在朝鲜问题上，沙俄与日本有一种共同利害，即担心清政府在朝势力的加强，会妨碍它们对朝鲜的侵略。

在日本大规模出兵朝鲜后，由于出现了中日军队直接对峙的局面，沙俄的政策也开始有了新的变化。

1894年6月22日李鸿章会晤沙俄驻华公使喀西尼，请求俄国干涉，并表示：“朝鲜内政确有改革的必要”，“同意此改革问题应由俄、中、日三国全权代表以会议方式调查解决之。”喀西尼大为高兴，认为这样可以“增加俄国在远东势力”，极力主张沙俄介入。

为使这种两面态度不被清政府察觉，沙俄政府与其驻清公使的来往电文一贯使用密码。中日宣战后，为防止日本间谍传递情报，清政府按当时国际惯例，规定各国人员在中国发报一律使用明码。但沙俄却拒不按此规定办事。当其驻烟台领事用密码发报的要求被当地电报局拒绝后，其驻津外交官气势汹汹地责问天津海关道盛宣怀。盛宣怀回答说：“烟台为我国海军要地，岂容他人传递军情。前者线阻三日，我军均平安到韩，廿二因喀使急欲通电，是以开报，竟送广乙，高升，操江三船，已受深害。既有前车之鉴，断难再蹈复辙。”这一对话表明，日军能够于1894年7月25日，在丰岛海面伏击中国运兵船，是与沙俄有密切关系的。

6月27日，日本第二次遣韩部队抵朝鲜，清驻朝官员再次告急。6月30日，丁汝昌再电李鸿章请调回在朝三舰，集中海军力量，候陆兵大队调齐，与日决战。但是，同日沙俄驻华公使遣员告李鸿章：日虽不允撤兵，但保证不先挑衅。李鸿章得此信后，即复电清驻朝官员：“俄廷迭谕该使调处，必有收场。”复丁汝昌电说：“日外部告俄使，在韩之兵如无他缘故，不先与华兵开仗。”对丁备战之请，不置可否。

 7月2日，清驻朝官员又致电李鸿章：日“似将有大兵续至”，“叶军居牙（牙山），难接济”，“应迅派兵商船全载往鸭绿或平壤以待大举。若以牙军与续兵相持，衅端一成，即无归路”。前线军情如此严重，但李鸿章听信沙俄花言巧语，6日电总理衙门；“喀今午电俄京，甚切实。想此电到俄，或有办法”。8日再电总理衙门：“闻俄廷连日电驻东使，语气甚紧”。对前线将士备战要求，根本不予考虑。日军乘此机会节节进逼，结果后来造成朝鲜路上要塞的牙山战役失利。

 1894年底，日军继甲午海战后，开始向中国本土进攻，相继占领大连、旅顺。沙俄发现日本的侵略活动正在逸出其许可范围，日俄矛盾开始上升。
   
日本明知沙俄意图，为尽可能长时间使沙俄对日本侵略中朝保持纵容态度，对将向中朝提出的侵略要求讳莫如深；同时，要求沙俄帮助其诱迫清政府放弃抗战，提出乞和要求。
     
日本与中国相比是个小国，无法支持长期战争。1894年11月6日，美国为通过“调停”中日战争，扩大在远东的影响，曾照会日本政府，指出战争持久对日本不利。日本此时也感：“中日战争非能永久继续。”但日本决不能主动停战。因此日本力图诱迫清政府直接向其提出乞和要求。11月17日日本交美国的复照即声言：“在中国政府尚未直接向帝国政府乞和前”不能停战。
   
然而此时清政府迫于国内人民的抗战要求，尚未明确表示乞和愿望。在恭、庆亲王向慈禧、光绪汇报美使田贝调停活动时，光绪曾说：“冬三月，倭人畏寒，正我兵可战之时，而云停战，得毋以计误我耶？”
 
沙俄为诱使中国在其允许的范围内与日本达成和议，积极配合了日本的逼降活动。
     
11月28日，沙俄外务次官密告日本驻俄公使：“一周前驻俄中国公使委托俄国政府仲裁战争”，俄国已告他“冲突事件不若直接与日本交涉”。同时又对日本驻俄公使表示：“为日本国计，早日收拾战局，以得多额偿金为得策”，“俄国政府对日本占领台湾当无何等障碍”，并说只要日本同意这些条件，“俄国为日本之利害，不辞随时周旋尽力。”
在国际资本主义诱迫下，清政府不顾国内人民反对，于1月5日派遣张荫桓、邵友濂至日本乞和。但这时清政府尚指示张、邵，“如割地及力所不逮者，万勿擅许。”
 
日本政府觉察清政府这时尚不愿满足其侵略要求，因此，在张、邵抵广岛前，已决定以拒绝张、邵的行动向清政府施加压力。张、邵到日后，果被日政府以“全权不足”为理由加以拒绝，日本同时将该事密告沙俄。
 
沙俄立即与日本站在一道逼迫清政府。2月24日，沙俄驻日公使施特罗渥拜会陆奥，表示了沙俄政府的态度：只要日本“宣言名义上及事实上承认朝鲜独立”，沙俄即能“劝告中国政府”，派遣具有“割地”、“赔偿”等全权的使节去日乞和。日本立即复照沙俄表示：“能得到俄国政府此种赞助，甚为欣悦”。

沙俄的这种态度，使日本更肆无忌惮，接连攻占牛庄、营口，直逼京津。
 
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终于结束了要不要接受日本割地要求的争论，于1895年3月4日，授李鸿章以割让土地之权，至日本乞和签订割让台湾等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