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内迁的各族如匈奴、羯胡、鲜卑、氐、羌等，至隋初已逐渐与汉族融合，民族矛盾基本消失；但是，周边地区由于经济形态、地理环境、种族风俗等诸多复杂原因，仍存在并兴起了一些相对独立的少数民族及其政权。这些少数族及其政权与中原汉族及封建王朝的关系，是多民族大家庭及统一的中国内部的民族关系。随着各族人民的生产斗争、阶级斗争以及民族交往、民族融合的发展，这种关系日益走向融洽和睦。
1.突厥汗国的建立、分裂及与隋朝的关系。突厥是古匈奴的别支，兴起于阿尔泰山一带。在匈奴国家时期，其居地在今南西伯利亚叶尼塞河上游；匈奴国家灭亡后，南迁金山与高昌北山（今博格达山）之间、今新疆准噶尔盆地北部或东部某地。北魏初年，臣服于柔然，“为蠕蠕铁工” 。后部落稍盛，求婚于柔然；柔然斥其为“锻奴”，拒婚。公元552年，突厥乃结好西魏，击破柔然，首领土门称伊利可汗，正式建立了政权。次年土门死，子俟斤立，号木杆可汗，东征西讨，势力达于极盛。北齐、北周均曾遣使修好，厚加赠遗，故木杆弟佗钵可汗曾言：“我在南两儿常孝顺，何患贫也！”
其后土门弟室点密西行，据今哈萨克斯坦一带，木杆弟佗钵仍居大漠南北，隋初正式分裂为东西突厥。
突厥汗国为奴隶制国家。可汗下有叶护、设、特勒（一作特勤）等二十八级官僚贵族，各部落内又有伯克（牧主），均属奴隶主阶级。奴隶主要来自掠夺所得各族人民。但由于受中原汉族王朝及突厥统治区域内高昌（治今吐鲁番东南高昌废址）、龟兹（治今新疆库车县东南郊皮朗古城）等地封建生产关系的影响，也开始走上封建化进程。如高昌“计田输银钱”，龟兹“准地征租”。但是，突厥贵族并没有采取积极措施促进封建化进程，反而竭力维护奴隶制度，专以掠夺奴役各族人民为能事，终于导致统治区域内阶级矛盾激化，贵族内部争权夺利不断，统治地位动摇。
公元582年，沙钵略（亦木杆弟）可汗率众40万自入寇今陕甘一带，百姓大受其害，“六畜咸尽”，隋军奋起反击，沙钵略战败逃归，东突厥内部再度分裂，木杆子大逻便西奔玷厥（室点密子）。隋因其内乱而行离间之计，东西突厥互相攻杀，势力渐弱。
开皇末年，东突厥又一次分裂，突利、都蓝（均沙钵略子）争战不休，隋再行离间，嫁女于突利而拒婚于都蓝。开皇十九年（公元599年），突利战败降隋，文帝封其为启民可汗；不久都蓝为部下所杀，启民遂拥有东突厥全境，成为隋王朝的北边附庸政权。
至炀帝时，西突厥也臣服于隋。
2.吐谷浑兴衰与隋王朝建河源四郡。吐谷浑是鲜卑慕容部的一支，原居辽西青山（今辽宁义县境）。吐谷浑原为慕容廆庶兄，因争夺领地失败西迁，西晋末年，徙至今青海一带，都伏俟城（今青海湖西十五里）。5世纪中叶，乘中原战乱而迅速崛起，扩张至今新疆东部，辖境“东西三千里，南北千余里”。
吐谷浑汉化较深，职官多仿北朝，而风俗习惯多同于突厥。经济生活主要为游牧，但亦有农业。
隋初吐谷浑屡犯边，均被击退。文帝改革后隋盛，不再来犯。开皇十一年（公元591年）可汗夸吕（又作吕夸）死，子世伏（又作伏）继立，文帝嫁女（光化公主）和亲；开皇十七年（公元597年）世伏死，弟伏允立，隋再以光化公主妻之。
大业五年（公元609年），炀帝接受了裴矩的建议，派大军击破吐谷浑，置河源（青海湖南境）、西海（青海湖西岸）、鄯善（今新疆罗布泊西南）、且末（今新疆且末县）四郡，调发内地罪人戍守，大兴屯田以捍丝路。这一措置客观上顺应了汉、吐人民长期交往融合的历史趋势，并为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有利条件。
至隋末，伏允再度收复故地。
3.隋与西域的密切联系。西域自两汉以来即与中原关系密切，魏晋南北朝一度稍受影响。隋兴盛后，西域各族人民向往统一，各族酋长有心归顺，只因突厥、吐谷浑阻遏，难以如愿。炀帝时，突厥已衰，继而击破吐谷浑，开始大规模经略西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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