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初特别是19世纪中期大规模到达南美的中国苦工，如果熬过了卖身契上的工作合约（一般为8年），成为自由之身后，都靠卖凉茶、花生米、木炭等糊口度日。后来，开始有人从中国带来工艺品，如刺绣、雕刻、披肩等在当地贩卖，大受欢迎，有的中国移民便开始提着包裹沿街逐户敲门推销，被称为“提包生意”。因为提包生意全家都能做，特别是妇女和小孩还会得到主顾的信任与怜爱，所以这种糊口方式在南美风行一时，现在南美的老华侨谈起早年的生活，每个人都会谈到自己或长辈“提包”的生活经历。
因为中国人节俭、肯吃苦，全家老少一起努力工作，点滴积累，所以第一代劳工的子女们成人后开始摆脱种植园的奴隶生活，而到了20世纪40年代左右，孙辈们又摆脱了沿街叫卖的生活方式，开始在南美开起了中国杂货店。关键是老一辈华裔备受没有文化的痛苦和屈辱，达到温饱后，马上省下钱来让儿孙辈在当地接受教育。老一辈华侨华人给当地人留下了爱读书、能读书的印象。受教育的华裔后辈开始从20世纪70年代左右进入当地的中层社会，改变了中国人是奴隶、小商贩的形象。
比如秘鲁的一位黄姓华裔后辈在首都利马开办了一家一流的超市连锁店——E•WONG，近20家连锁店由兄弟5人共同经营，他们的爷爷经历了第一代劳工的悲惨生活，他们的父亲黄炳辉于1942年在利马开了两家小杂货店。靠着小杂货店的支撑，黄炳辉让5个儿子都上了大学，儿子们合力使自己的家族成了当地的“超市王”。
此外，20世纪50年代起，像非洲、美国等地的华侨、华人因当地战乱或受到迫害移民南美，来自香港、台湾的移民在此时也形成过一个小的高潮。这些移民的经济条件和受教育程度高一些，也有助于改变中国人的形象和地位，促进华侨华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中国著名画家张大千也曾于20世纪50年代定居巴西，住了20多年，给当地人留下深刻印象，至今尚有佳话流传。
从赚钱发财到努力融入当地社会
现在南美洲的华侨华人有40万左右。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使南美又迎来了一个新的移民高潮，来自中国广东、浙江、上海、北京等地的移民或继承祖业，或与亲人团聚，或学习，或经商，在南美开始了新的生活。虽然其中一部分文化程度仍然不高，不懂外语，没有特殊技能，需要从餐馆或小工厂做起，但也有一部分新移民有文化、有资金、有专长、有现代化商业知识，他们一来就甩掉了前辈用于养家创业的提篮小卖、锅碗瓢盆，直接进入进出口贸易或办实业的领域。出生在南美的华裔经过父辈们的积累，加上自身文化素质的提高，大多也经营着或大或小的餐馆、商铺、钱庄、银楼、贸易公司等，南美的华侨华人很骄傲：“我们不同于北美的中国移民，他们都是打工仔，而我们80％都是老板，有自己的事业。”
生存发展之后，南美的华侨华人开始有人从事文化、教育、艺术、科研事业，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甚至在秘鲁出现了华裔总理、部长、省长、将军等10余人。曾任秘鲁部长会议主席（即总理）的维克多•许会，他的父亲于20世纪初到秘鲁，让子女在秘鲁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许会认为中国人的后代进入秘鲁政界的必经之路是读书，进入政界可以更好地向人展示华裔的形象。曾任秘鲁自由省省长的阿雷尚德罗•陈一直能讲一口流利的广东话，他也强调中国人除努力、节俭外，还要更多地对居住国产生影响，树立认真、正直、关心社会的形象，这样才能赢得人们真正的认可与尊重。巴西知名的华裔地质学家刘占江，曾任职于巴西空间技术研究院，他的研究成果为巴西地质学界赢得了荣誉，也为巴西的华侨华人争了光。
作为技术人员曾服务于巴西国家空军20多年的华裔教授项夏雨的体会是：“无论是在学校读书还是在空军工作，我都没有感受到歧视，因为我知道自己是一个移民，应该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拿出更好的成绩。你做好了，别人会肯定你，社会也尊重你。我的同事在夸奖我的时候就说中国人聪明，这比我挣大钱更有成就感。”
除了个人凭借努力进入南美国家主流社会外，华侨华人从20世纪50年代起也开始发展社团及文化的建设，创办侨团、侨校、侨报，在当地扩大影响。
南美洲华侨华人在近200年的时间里，几代人用血汗与才智为自己赢得了生存、自由与尊严。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有一些旧的或新的问题存在，比如社团内部或社团之间不够团结；新老华侨之间缺少宽容与理解；后辈不了解中国文化继而与父辈难以沟通；还有一些人迷恋赌博，给当地人造成“华人好赌”的恶劣印象……这些都会成为今后华侨华人发展的障碍，需要引起重视并迅速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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