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秦始皇派徐福东渡日本
2200年前，中国秦代齐郡黄县方士徐福，率领东渡船队经朝鲜半岛到达日本。开创了中、韩、日三国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历史，成为日本古代文明的开拓者。徐福东渡具有伟大深远的历史意义，它不但是中国航海史上的伟大壮举；而且还成为中、韩、日三国人民世代友好的象征，传为世界交往史上的千古佳话。
秦始皇帝二十九年（公元前218年），秦始皇东巡到了山东沿海的琅邪（今诸城东南），齐人徐福与一些士人上书秦始皇，声称海中有三神山，请求秦始皇派童男女和他一起去求长生不死之药。秦始皇听信了他的谎言，派数千童男女随他乘船出航。历时几年，花去了大量费用，并没有得到神药。
秦始皇帝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再次巡至琅邪时，徐福恐怕受到责备，便又说是途中由于海中有大鲛鱼，受到阻拦，一定要派善于使用连弩的射手去才能排除困难。于是秦始皇又派徐福率童男女三千人，装载五谷种子、技艺 百工下海。徐福及徐福船队在抵达日本北九州的大岛后，进入獭户内海，远达纪伊半岛。徐福及其伙伴从大陆输送到日本的新颖的海船、粟米和农耕技术，以及青铜和铁器冶炼技术，使得早先已有零星传入的中国文化，在日本列岛上得以巩固和延续，促使日本在绳纹文化的末期，突然展开了一种与原先的文化面貌和发展水平截然不同的新文化，这一文化便是以弥生式土器和中国铁器为特征，和原来列岛上固有的绳纹文化同时并存、共同开始它的进程的弥生文化。直到今天，在和歌山新宫叮东南有蓬莱山，还有徐福墓，墓前石碑上刻有“秦徐福之墓”五个汉字。日本佐贺县的金菌山顶有祭祀徐福的“金蘭神社”， 自公元前2世纪至如今，每隔五十年举行一次大的祭典。
对徐福东渡日本一事的真伪，国内外尚有争议。笔者查阅了许多资料，包括日本的资料，可以证实徐福东渡并非传说。据专家对韩国济州岛的多处遗迹考证可以证实。
据考证，青年时代的徐福，曾多次冒着生命危险，入海找过三神山。因此，他十分了解古渤海的情况，精通海上航行之技术。由于徐福学识渊博，通晓天文、地理、海洋等知识，掌握医药、炼丹、航海等技术；所以至战国末年，他已成为齐国方士中的代表人物。秦始皇东巡时，徐福上书请求入海求仙，秦始皇命他带领童男女往求仙药。
公元前210年，徐福率领数千童男女及五谷百工，从家乡北海岸的黄河营古港启航东渡。船队离港之后驶向庙岛群岛南端的南长山岛，再逐岛北上横渡渤海海峡，抵达辽东半岛南端的老铁山。徐福等人沿辽东半岛南海岸东航至鸭绿江入海口，然后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南行到济州岛，最后渡过对马海峡到达日本的北九州。这条航路的优点是沿途海岛隔水相望，导航目标明显。岸上山岭绵延，陆标清晰可辨。途中多天然良湾，船队航行较为安全，泊锚避风和补充淡水比较方便。这条古老的航线是公元七世纪以前，中国与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海上往来唯一的一条交通要道。
徐福一行人在东渡日本途中，曾在韩国济州岛上做过较长时间停留，留下了许多活动遗迹。济州岛人民对有关徐福的历史遗迹格外重视，采取有力措施加以保护。现选择其中四处简介如下：
（1）、朝天浦，传说徐福率领的东渡船队，曾在济州岛北部沿海的金塘浦靠岸登陆。徐福等人在岸边岩石上刻下“朝天”二字，于是此地的地名就改称为“朝天浦”了。近几年来，当地一些有识之士在这里勒石立碑，纪念徐福到过此地活动。
（2）、汉拿山，相传徐福带领童男女在朝天浦登陆后，登上了海拨1950米的瀛州山（后改称汉拿山）。他们来此寻找长生不老草，果真在山上找到了“岩高兰”（即今天的灵芝草）。汉拿山为韩国第一座高山，历史上济州岛就称为瀛州，并有著名的“瀛州十景”。
（3）、西归浦，传说徐福一行人沿着瀛州山（汉拿山）南麓下山到达西归浦，然后从西归浦启航返回中国。他们在西归途中又折向东行，最后到达了日本。在韩语中，“西”字和“徐”字的念法相同，所以，“西归浦”也就是“徐归浦”。
（4）、徐市过之，据说徐福带领东渡人员在济州岛停留期间，在正房瀑布石壁
上刻下“徐市过之”四个大字。这处重要的石刻可惜今日已不存在，只可通过照片来了解其昔日风貌。
韩国济州岛上有关徐福的民间传说和历史遗迹，完全可以证明徐福等人确实到过此地，它不但成为中韩两国友好往来的历史见证，而且还是两国进行徐福文化交流活动的载体。
二、大唐盛世与丝绸之路
古代丝绸之路的开通与维持，对中西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交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丝绸之路上，也流传着许多东西方文化交往的佳话和传说。
说到丝绸之路，人们自然首先会想到中国丝绸的西传。早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丝绸就已经大量转运到了西方世界。在古代罗马，丝绸制的服装成为当时贵族们的高雅时髦装束。因为来自遥远的东方，所以造价昂贵，罗马为了进口丝绸，流失了大量黄金。我们今天在雅典卫城巴台农神庙的女神像身上，在意大利那不勒斯博物馆收藏的酒神巴克科斯的女祭司像上，都可以看到希腊罗马时代的人们所穿着的丝绸服装，轻柔飘逸，露体动人。丝绸服装的追求已经到了奢侈浪费和伤风败俗的地步，使得罗马元老院多次下令，禁止穿用丝织服装，但并没有起多大作用。
罗马帝国的古典作家们把产丝之国称之为“赛里斯”(Seres)。公元一世纪的博物学家老普林尼(Gais Pliny the Elder，23—79)在《博物志》中说:“(赛里斯)林中产丝，驰名宇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到罗马。富豪贵族之妇女，裁成衣服，光辉夺目。”赛里斯就是中国，这是当时丝绸远销罗马的真实写照。
老普林尼和以后相当一段时间里的西方学者，并不清楚丝绸是如何织成的。中国的养蚕和缫丝的技术是很晚才传到西方的。唐朝初年西行取经的僧人玄奘，在公元644年回国途经于阗(今和田)时，听到一则传说，在现存的有关于阗佛教史的藏文文献中也有大同小异的记载。这个故事的主要情节是讲于阗王曾娶东国(一本作中国)女为王后，暗中要求对方将蚕种带来。新娘下嫁时，偷偷把桑蚕种子藏在帽絮中，骗过了关防，把养蚕制丝的方法传到了于阗。从此以后，于阗“桑树连荫”，可以自制丝绸了。于阗国王为此特别建立了麻射僧伽蓝， 以为纪念。近代考古学者曾在和田东北沙漠深处的丹丹乌里克遗址，发现一块八世纪的木板画，上面描绘着一位中国公主带着一顶大帽子，一个侍女正用手指着它。研究者都认为，这里所画的正是那位传播养蚕制丝方法的丝绸女神。解放后，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盆地的古墓中，发掘出大批高昌国时代(502-640)的汉文文书，证明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各绿洲王国生产的丝织品情况。
至于更远的西方世界，是迟到六世纪东罗马查士丁尼大帝(Justinian the Great，483—565年在位)时，才由印度人(一说波斯人)从塔里木盆地的西域王国那里，用空竹杖偷运走蚕种的。
物质文化的交流总是双向的，中国奉献给西方世界以精美实用的丝绸，欧亚各国人民也同样回报了各种中国的需求品。
我们今天所常见的一些植物，并非都是中国的土产，中国古代文献中记载的一批带有“胡”字的植物，如胡桃、胡瓜、胡葱、胡荽、胡椒、胡桐泪、胡罗卜等等，十有八九是来自西方。而且，古代文献中往往把这些植物的移植中国，归功于第一位中西交通的美好使者----张骞。实际上，现在可以确指为张骞带回来的物产，只有苜蓿和葡萄，前者原产伊朗高原西北的米底亚(Media)，后者是西亚和埃及最早人工栽培的一种植物。
汉初以来，西来的不仅仅有植物，还有罗马的玻璃器、西域的乐舞、杂技，到了东汉末年，史书记载:“灵帝(167—189年在位)好胡服、胡帐、胡床、胡坐、胡饭、胡空侯、胡笛、胡舞，京都贵戚皆竟为之。”(《续汉书•五行志》)
从魏晋到隋唐，随着属于伊朗文化系统的粟特人的大批迁入中国，西亚、中亚的音乐、舞蹈、饮食、服饰等等，大量传入中国。
粟特人，在中国古代史籍中叫“昭武九姓”、“九姓胡”，或就简称作“胡”，他们的故乡在中亚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粟特地区，以撒马尔干(在今乌兹别克斯坦)为中心，有九个绿洲王国，即康、安、曹、石、史、米等国。这些粟特人大多以经商为业，他们组成商团， 成群结队地东来贩易，并且有许多人就逐渐在经商之地留居下来。所以，就今所知， 南北朝到唐朝时期，沿丝绸之路的于阗、楼兰、龟兹(库车)、高昌(吐鲁番)、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和长安、洛阳等许多城镇，都有粟特人的足迹。他们的后裔渐渐汉化，但不少人的外表还是深目高鼻。在中国历史上，曾有不少人或好或坏地影响过历史车轮的运转，比如武威安氏，曾经帮助唐朝平定凉州李轨的割据势力，后被唐朝皇帝赐姓为李。又如发动安史之乱的河北叛将安禄山，和割让燕云十六州而作儿皇帝的石敬瑭，都是分别来自安国和石国的粟特人后裔。
粟特人在文化上很早就接受波斯的伊朗文化影响，他们的到来，使唐朝的一些都市充满了一种开放的胡风。我们看看唐朝最盛的开元天宝年间的有关记载，就可以感受到这一时代风潮。李白《前有樽酒行》诗:“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全唐诗》卷一六二) 是说当年长安有酒家胡女在招徕宾客。岑参《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诗:“琵琶长笛齐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岑参集校注》卷二) 说的是酒泉地方官的宴席上，胡人演唱的情形。白居易《胡旋女》诗:“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环转; 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全唐诗》卷四二六) 太真就是杨贵妃，她是唐玄宗最宠爱的妃子，其善跳胡旋舞，说明了这种舞蹈在当时的风行。史书记载安禄山“腹缓及膝”，极力描写其臃肿肥胖的样子，大概是有些夸张。他作为粟特人后裔，跳胡旋是其家常，史书说他“作胡旋舞帝(唐玄宗)前，乃疾如风”，(《新唐书•安禄山传》) 可以与杨贵妃媲美。已故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向达先生曾撰有长篇论文《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我们可以从这篇史学名作中，一览唐代长安的种种胡化景象。
在物质文化交流的同时，自古而来，通过丝绸之路的精神文化交流也在不断地进行。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早在西汉末年就传入中国。今天，佛教已没有古代那么盛行，但人们头脑中的因果报应思想; 语言中常常使用的一些词汇，如“刹那”、“影响”、“水乳交融”等等; 随处可见的佛寺山窟; 小说弹词等文学艺术形式; 都是佛教直接或间接留下的影响。特别是沿着丝绸之路留存下来的佛教石窟，著名的如龟兹的克孜尔、吐鲁番柏孜克里克、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武威天梯山、永靖炳灵寺、天水麦积山、大同云冈、洛阳龙门等等，这些石窟大多融会了东西方的艺术风格，是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它们连成一串宝珠，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文化遗产。
从魏晋到隋唐，西亚的祆教、摩尼教、景教、伊斯兰教也先后传入中国，都产生过一定程度的影响。其中的摩尼教本是产生于古代波斯的一种宗教，在波斯受到镇压，几乎绝迹，但却在中国，特别是中国的维吾尔先民回鹘人中间广为传播，甚至在九、十世纪建都吐鲁番的西州回鹘王国中，被立为国教。敦煌吐鲁番发现的汉文和各种伊朗语、回鹘文的摩尼教文献，与埃及发现的科普特文摩尼教文献一起，构成今天我们认识古代世界的摩尼教的基本文献资料。
相对而言，在宋元之前，中国思想的西传远远不如她所接受的那样多，但中国物产和技术的西传却是难以统计的，造纸、印刷、漆器、瓷器、火药、指南针等等的西传，为世界文明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直到明末清初耶稣会士的到来，才将中国思想文化大规模地介绍到西方，同时也开启了西方近代文明进入中国的时代。
丝绸之路的道路漫长而久远，而且无始无终。在古代，它是传播友谊的道路，也曾经是被战争铁蹄践踏过的道路。今天，人们已经忘却昔日曾经有过的苦难， 而把丝绸之路看作是连结东西方文明的纽带。近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丝绸之路研究计划”，把丝绸之路称作“对话之路”，以促进东西方的对话与交流。对于中国人民来讲，今天的丝绸之路，是开放之路，是奋进之路，是通向二十一世纪的光明之路。
三、成吉思汗三次西征拓展丝绸之路
成吉思汗是震憾世界的历史名人，在中国众多的帝王中，大概只有成吉思汗是最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人物。对整个世界来说，他死后的影响远比他生前更大。可以说，这位蒙古巨人已经超越历史时空，冲破国家和民族的界限，成为今天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让世界关注的新闻人物。最近，美国最有影响的媒体《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分别评成吉思汗为“千年风云第一人”、“千年伟人”。笔者认为，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在诸多历史名人中最具有现代意义和经济价值。对中国走向世界，西部大功率开发具有现实意义。
最近，蒙古国著名学者什•毕拉教授经过多年的文献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成吉思汗最早提出了“全球化”概念，并把他当作一种理论指导局势和行动，贯穿于所有征服活动中。
当年，成吉思汗的20万铁骑冲出了亚洲踏进了欧洲大地，将半个地球归属于他的统治之下，以武力将自己的政治主张扩大到全球各地。他开辟“驿路”，设置“驿骑”，把驿站延伸到西域。设置了钦察道、波斯道等国际交通网，远到波斯、叙利亚、俄罗斯和欧洲各国，连接了世界各地。蒙古帝国还把达鲁花赤派往他们的统治地区，推行黄金家族的一套政治制度，力图建立蒙古帝国的国际新秩序。一个时期畏兀儿蒙古文成了世界文字，象今日的英文一样通用于被占领的国家和地区。1206年蒙古帝国所制定的“忽里勒台”制度是当今社会的民主选举制的原始形态，当时这一制度迅速传到了被征服各国，在他们的政治生活中产生了积极影响。
毕拉教授说，经济全球化趋势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鲜明特点。随着各国间全方位交往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世界自由贸易的日臻完善，成吉思汗当年执着实施的“打破此疆彼界”、“和平自由通商”等全球化战略得到了公认和发展。但是现在的全球化与过去不同。那时候的全球化是以武力强行推行的，而现今的全球化是以和平的方式靠思想智慧促进的；那时候是通过驿站实践全球化，而现在是靠电子网络实现全球化的。我们要加速发展全球化，决不能用武力，也不能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冷战”的方法推行全球化。我们主张以先进的思想文化、科技力量推动全球化，特别要关心不发达国家，帮助弱小民族发展经济，尽快摆脱贫穷落后。
韩国著名学者金钟日说：“大地是人类的家园，我们只有一个家园，这是当今人类‘全球化’的新概念。然而，‘全球化’起源于成吉思汗的大统一。”他在最近出版的《千年历史人物》一书中写道：成吉思汗的经济政策是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雏形。……成吉思汗在其统治的广大地区，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以及宗教信仰、思想各个方面实施了开放政策。就众多宗教和教派而言，在当时的世界各地，只有成吉思汗统治地区才能够平等、共存。成吉思汗的开放政策是当今世界国际关系发展趋势的先行。
成吉思汗是历史上最早建立全球化运输联络系统的人，这就是闻名与世的蒙古驿站通讯联络系统。蒙古军征服地域辽阔，为保持远征军与大本营之间的通信联络的畅通，成吉思汗首先组建了号称“箭速传骑”的世界上最好最快的通信兵。这支通信兵训练有素，直接由成吉思汗四狗之一进勒蔑指挥，他们靠沿途设的驿站，日行数百里，遇有紧急情况，日夜兼程，换马不换人，及时将大汗的命令传达到所有部队，又把前线的战况转呈到最高指挥部，从而保证了情报的及时传递和战斗的胜利。日本学者，《成吉思汗战史》的作者仲小路彰说，当时“由里海前线到蒙古的克鲁伦河，只用了四十天的时间。”
因为有了成吉思汗建立起来的欧亚两大洲之间畅通有护路的运输线和通讯联络线，从此，彼此的疆界尽被扫除，一个完善的驿站系统，把这一辽阔领域的各个部分彼此连接起来，商人使者只要持有蒙古帝国下发的乘驿牌，就可以畅通无阻，所谓“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在邻家”。据史载，蒙元时期驿站多达1333处，作为辅助手段每二十里设急递铺。所以，战线长达欧亚两洲，能够做到“脉络顺通，朝令夕至，声闻必达”。美国《华盛顿邮报》说：在网络还未出现的700多年前，成吉思汗就打开了全球信息交流。可以说，成吉思汗的驰马驿站是当时通讯的最佳最快形式，是当今世界英特网的前奏。美国传记名家哈罗兰姆说：“这是人类之间最广大而开放的一次握手。” 元朝中外交通比历代都发达。军行万里，绝塞孤征，全赖驿站的道路畅通。正如著名史学家白寿彝著《中国交通史》所讲：“元时武功超越前代，远征军足迹所至，东至于高丽及日本海，西服中央亚细亚、大食、波斯，以及欧罗巴之东部，北及于北冰洋，南达印度洋诸岛。因而，元时中外交通之盛，亘古未有，而中外文化之交换亦以此时最为繁频与深刻”。由于蒙古军三次西征，以几十万铁骑兵和无数攻城器材车辆，开辟了通往中亚、西亚、东欧的道路，设置驿站，天堑变通途；又由于海外贸易，开辟了中外航海线。
横跨欧亚的三条丝绸之路是成吉思汗祖孙三代三次西征的产物。第一次西征是成吉思汗于1219年率领23万军队西征花剌子模王国，征服了辽阔的中亚地区及波斯一部。随之，哲别、速不台二将军率领三万军队于1223年进入南城，在迦勒河战役中战胜了俄罗斯诸侯和钦察人的联军十万人。这次西征为建立横跨欧亚、空前未有的大蒙古国奠定了基础。成吉思汗并对四位皇子进行了分封。长皇子术赤封地为钦察汗国；次皇子察合台封地为察合台汗国；三皇子窝阔台封地为窝阔台汗国；四皇子托雷掌管大蒙古国本部。第二次西征是1235年，由继任大蒙古国的窝阔台汗召开忽里勒台会议（最高国事大会），在会上决定由成吉思汗的诸皇子各支孙子中年长者率领十五万军队远征钦察和俄罗斯，由术赤的次子拔都担任统帅，大将速不台为军师，经过几年作战，到1243年攻占了俄罗斯、波兰、匈牙利、西里西亚、摩拉维亚、斯洛伐克、捷克等国。1243年初拔都回到了伏尔加河下游，以萨莱城为首都，建立了蒙古四大汗国之一——钦察汗国，其疆土东起额尔齐斯河与窝阔台汗国接壤，西至多瑙河（包括新征服的摩尔达维亚等地）。南部辖有克里木半岛和高加索，开辟了通往中国的国际交通——钦察道。俄罗斯各公国每年向钦察汗国缴纳贡税，成为藩属达240年。萨莱地处欧亚北路交通要冲，起到直接沟通欧亚交通的重要作用。
第三次西征是大蒙古国第四任汗蒙哥于1252年即位后，派其弟（成吉思汗孙）旭烈兀统率十万大军西征波斯，经过撤麻耳干，征服了木剌夷国，进兵巴格达，灭掉阿拔斯王朝；1259年进兵叙利亚；1260年攻陷阿勒颇和大马士革城。旭烈兀通过西征，在波斯地区建立了蒙古四大汗国之一——伊利汗国，建都帖必力思，其疆土东起阿姆河与察合台汗国为邻，西至小亚细亚土耳其，北邻钦察汗国，南至阿拉伯海，开辟了中国通往波斯的国际交通——波斯道。地处欧、亚南路要冲，曾为东西交通作出过贡献。
成吉思汗及继承者在统一蒙古和中国的战争中，全盘接收了原有的交通网，在统一战争中将中原与征服的各国、各地的交通连接起来，然后根据国计民生与贸易往来的需要新建、开辟、沟通了一些新的交通网和邮政网。
元朝第一次在我国历史上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大一统，带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三个建设网络交通高潮，元代疆域空前扩大，与汉唐时期疆域比，扩大1000多万平方公里，而且控制程度也超过汉唐盛世。交通网络进一步拓展。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通向腹地地区和全国各行省，修通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内地与边疆之间，构成了空前开阔的全国道路网，还建设了钦察道、波斯道等国际交通网，远达波斯、叙利亚、俄罗斯和欧洲国家，驿站运输空前发达，真所谓“凡在国土，皆置驿传，星罗棋布，朝令夕至，声闻毕达。”
成吉思汗建立的四个汗国，即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儿汗国的封地正好是我国西北部的俄罗斯、独联体国和中亚等国，他的子孙已经与当地的人民融合在一起，与我国西北部地区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由于成吉思汗子孙通过三次西征灌通了三条丝绸之路，所以他为中国西部大开发奠定了西部跨国商品流通大市场的硬件基础。
四、郑和七下西洋编织30多国交流网
历史上第一支无敌舰队是明永乐、宣德年间七下西洋的郑和舰队。郑和也因此被西方史学家尊称为地理大发现的先师。据最近英国航海专家孟席斯在《1421•中国发现世界》一书中推演，郑和不仅遍访了亚非30多个国家，而且是第一个派出洪保、周闻等分宗船队发现澳洲、美洲和南极洲的人。至于哥伦布，达•伽马等人对美洲、印度的发现，以及麦哲仑环球探险都是拿着中国指南针和郑和航海图献身海洋事业的。这一切的新学说都对世界带来不小的震动。为纪念郑和对人类的伟大贡献。中国政府决定，2003至2005年掀起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盛大庆典活动。
1405年至1433年，率领200多条战船，28000多水兵，遍访30多个国家。最后旅途辛劳，客死他乡安葬在它乡的郑和，虽然在北京朝阳区有皇上封地，对明朝永乐盛世和世界航海事业有着巨大贡献的人，但是国人近600年来却没对郑和进行过一次百年大庆。更没有象葡萄牙和西班牙那样将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等航海家的塑像坚立在市中心广场让人们永远怀念。笔者以为他对世界航海史的贡献一点都不逊色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但郑和七下西洋的伟大壮举为何未被彰显炫耀，主要与其后五百余年的封建统治禁海政策和改朝换代不稳定有关。于明成祖之后的历代封建皇帝实施闭关锁国，片舟不得入海的海禁政策有关。在郑和七下西洋之后，明朝不但闭关锁国禁海，遭致葡萄牙人和日本倭寇的海上反侵扰，而且还因不得人心的东厂、西厂锦衣卫内斗和大兴文字狱，至使国力衰败，民不聊生，民怨沸腾，最终丧失了政权。清朝以后，身为陆地英雄的满清帝国更对郑和下西洋一事漠不关心，本当应在1895年中国甲午海战失利后重振国威，能在1905年举行郑和下西洋500年大庆的，怎奈此时已被八国联军打得抬不起头来，在签订了许多丧权辱国的条约之后，还要赔偿列强四亿五千万两白银。这一切皆因闭关锁国。中华民族本该拿着指南针、火药、造纸、印刷四大发明征服世界的，结果在后来的明清封建统治者手中，将航海指罗盘用作了看风水；火药变成了烟花炮竹；造纸、印刷术变成了大兴文字狱的工具。而拿到中国四大发明的欧洲国家，则把指南针用到了地理大发现的航海探险，把火药变成征服世界、实行殖民统治的武器，把造纸、印刷术变成了传播现代文明的工具。而将四大发明拱手相让没得一分专利费用的中国，最终也没逃过“教会徒弟打师傅”的厄运。这也是明清两朝没有对郑和下西洋高度重视的应有回报。
作为大规模航海的先驱者郑和，他的七下西洋的伟大意义就在于首开大规模航海探险的先河，揭开了人类地理大发现的序幕。从人类海洋事业发展的实践证明，正是由于中国郑和七下西洋使用的罗盘和探索出的海上航行图，以及以牵星板为观测仪器的天文定位技术和过洋牵星导航技术，从而使得欧洲海上探险家们才有了征服海洋的地理大发现的可能，无庸置疑：郑和掌握的航海技术是当时世界最高的水准。
据有关史书记载，在1405年郑和首下西洋的十年之后，西欧第一个受其影响掀起海洋大发现运动的葡萄牙“航海王子”恩里克，才于1415年航海出征摩洛哥休达。并在南部建立起了航海学校，发明中心舵，研究天文学和制图技术。为后来的历次航海船队打下了坚实基础，在郑和结束七下西洋后的第64年，即1497年7月8日，葡萄牙海军上将瓦斯克•达伽马率领皇家船队从里斯本出发，绕过佛得角、好望角，并于1498年3月抵莫桑比给，5月20日成功开辟到印度卡利卡特航线；由于达伽马两次征服印度有功，后于1524年被任命为印度总督，并最终病亡在印度科领。1500年3月29日由卡布拉尔率领的13艘航船在去印度途经佛得角时迷失方向，并于4月22日因祸得福抵达巴西东岸穆塔里河口，并在此竖起了象征葡萄牙拥有地理大发现主权的基督十字架。
原本是欧洲弱国的葡萄牙由于重视海洋事业，使原来只有88941平方公里面积的葡萄牙，加上巴西等7个新增殖民地国家，累加起来的国土面积比本土大了120倍，仅有150万人口的葡萄牙无法管理那么多殖民地，只好以贩买黑奴贸易加以补充，这也是非洲400年中丧失6000万人口的重要原因。
15世纪末，西班牙也紧随葡萄牙后成为发现新大陆的受益者。其中，出生于意大利热那亚，并在1470年成为法国舰队船长的哥伦布，拿着《马可•波罗游记》到西班牙游说东方有黄金国日本和中国的富饶世界，得到了伊莎贝拉女王的资助，并于1492年8月3日、1493年9月25日、1498年5月30日和1502年连续四次航海探险发现古巴、海地、牙买加、巴拿马和哥斯达黎加等美洲大陆。
如今，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和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帝国广场中央皆竖有“航海王子”恩里克，达伽马，哥伦布和麦哲伦等航海家的巨型雕像。而作为人类大航海的先驱者郑和却被他的国人冷落了整整600年。笔者希望在中国的沿海大城市广场中树立起郑和雕像，给予郑和应有的历史地位，让今天的中国人永远铭记他对人类航海史作出的伟大贡献，以激励国人重振海洋强国的雄心。
有许多史学家认为郑和七下西洋的使命主要是为了寻找靖难失踪的建文帝朱允炆和宣扬大明国威。而笔者研读元明两朝的更叠史发现，郑和七下西洋除了上述两次使命还有其它更加重要的使命，共有五大战略意图和使命，其核心战略是吸取北宋、南宋消极防守，最终亡国的教训，采取主动进功的以攻为守的积极策略，以保障大明江山的安全。
首先从被朱元璋1368年推翻后逃往上都建立的北元政权来看，这个曾征服亚欧41个国家的世界最大的蒙元帝国，并未从根本上被打垮。例如，在朱元璋登基称帝的同时，明朝仍处于大蒙古帝国的包围之中，长城北面还有北元帝国和瓦剌军在威胁着明朝，西边有成吉思汗子孙金帐汗国统治俄罗斯、乌克兰等东欧国家，西南有控制阿拉伯各国的伊利汗国以及后来派生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当皇帝的莫兀尔帝国，在南方还有早已被成吉思汗子孙征服的马来半岛和印尼爪哇岛等，他们都在团团包围着没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明朝政权，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卷土重来危及大明江山。就在建文帝朱允炆削藩引起的“靖难”内乱之后，盘据在中亚的成吉思汗后裔帖木尔帝国欲起兵50万东征明朝，重建蒙古人在中原的统治。明成祖朱棣闻讯非常担心，钦点郑和率领27800人的无敌舰队主动出击拓展战略纵深，以此达到威镇西南原来臣服于元帝国的各番属国目的，联合印度洋周边国家组成统一战线，形成对帖木尔帝国的战略包围，以牵制其东进中国的行动。随后，明成祖也亲率50万大军，五次北伐北元，巩固北部边防。由于明成祖南征北战的战略得当，从而以强大的国威武力压制住了北元的复辟和西部蒙人政权的复国计划。就在郑和率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军舰队出发之际。原打算兴师东征的劲敌帖木尔突然病故1405年。为明朝去除了心腹大患。从此，郑和无敌舰队顺利地开进了印度洋登上了阿拉伯半岛，疏通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海上丝绸之路。除了军事目的之外，从当时的全球战略上讲，在明朝失去蒙古人控制的西北陆上丝绸之路贸易通道之后，郑和能够及时打通海上丝绸之路，后来东南沿海的贸易，则是对大明江山的长治久安作出了巨大贡献。
因此，笔者认为郑和七下西洋具有一箭五雕的战略意图。一、搜寻建文帝外逃残余力量下落；二、打击陈祖义等猖獗海盗，疏通海上贸易通道；三、调解周邻矛盾，稳定边疆海防；四、宣扬国威，施舍四方，以丝绸、陶瓷等厚礼善待印度洋沿岸各国，以此牢固树立明朝去各蕃国威信和朝贡地位；五、向盘据在阿拉伯半岛的帖木儿帝国蒙人政权示威，以维护明朝和南中国边防海疆安全与稳定。
实践证明，正是明成祖朱棣皇帝实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北伐和七下西洋走出去发展战略，使大明进入了永乐时代最繁荣辉煌的鼎盛时代。而在明成祖之后的历代统治者未能继续坚持走出去发展的国策，在随后实施闭关锁国禁海的保守政策，处处限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例如，1449年明英宗被北元瓦剌军擒为俘虏，1523年出现葡萄牙入侵广东新会，1565年后出现倭冦屡犯东南沿海的被动局面。至于清王朝的闭关锁关国政策更是把中国逼到了绝境。这些例证皆说明了后期推行闭关锁国封建统治的明清王朝错过了郑和七下西洋构建的良好国际环境。同时，也充分证明了“积极进攻，主动出击是最好的防御”的英明论段。今天，在中国打开国门实施对外开放以庆典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来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即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首先，中国人已经从闭关锁国中解放出来，在改革开放招商引资中壮大了自我。但是，为了早日实现伟大的中华民族复兴，我们还要把前20年招商引资请进来坐标系调升到全球出击走出去上面来。过去，招商引资只是对外开了一扇门，就已经弄得各大商场饱和了，仓库堆满商品销售不出去。这就需要我们打开另一扇门，全球出击走出去，攻占更多的国际市场。在中央政府新的开放座标系指引下，我们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重点，也要尽快调整到开发西部沿边跨国大市场上来，只有这样才更有魅力吸引东部沿海企业走向西部，共同开发沿边跨国大市场，仅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三国市场就已经超过了中国人口总和；在农业国际发展战略上，我们要发动更多的农业专业户帮助非洲朋友开发更多的跨国家庭农场；在渔业发展战略上，我们要改变110万条渔船、3000万渔民无鱼可打的被动局面，改变被迫拆船渔民上岸当农民种田的现状，改为走出去发展战略，到太平洋岛国等急需渔民渔船的国家开展合作捕鱼；在能源发展战略上我们也要走出去与那些有石油、矿产资源，而无能力开发的国家共同开发、共谋发展。
在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年大庆期间，我们要再一次颂扬中国人和平开发海洋事业的理念。历史上的郑和下西洋所率领的200多条远洋船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庞大的无敌舰队，但是他们除了做一些匡扶正义，打击海盗，助邻和睦、助弱抑强、施舍天下的好事之外，并未恃强凌弱，攻城占地，推行殖民统治。反之，同样是15世纪的葡萄牙、西班牙等弱小国家却在侵略殖民地国策中强大了。特别是后来的荷兰、英国和法国等西欧国家都以炮舰政策，拿着中国的四大发明，侵略占领了世界上近百个国家。相比之下，中国人是仁慈的，和善的，没有侵略别国的野心，不会依仗国力和武力去侵占别人的国土。例如，当郑和第三次下西洋送礼给锡兰国王被围攻洗劫后，下令反击抓到支持海盗、危害一方的阿烈苦奈儿国王后，并未杀掉和占领该国，而是带到北京驯化后送回锡兰，这就是中国郑和下西洋宽厚待人的历史。现代中国人也是宽厚待人的，例如1962年中国西藏等地遭受印度越境侵略后，中国边防军仅用不到10天时间就把印度陆军打垮了，但是，中国胜利后在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情况下把包括印度准将在内的所有俘虏都释放了，同时主动的把军队撤离到军事隔离区以外。今天，印度仍然侵占着由英国侵略者麦克马洪遗留下的边境有争议的9万平方公里土地，如果凭今日中国的强大实力，不超一个月就可以夺回被占领土，但是中国至今仍以国际法准则进行冷处理，以和平方式妥善解决被强占领土问题。这一切皆说明，中华民族是个礼仪之邦，是个忍辱负重的负责任大国，特别在今天国际法则的约束下，中国的强大和民族复兴不会对别国构成威胁。同样，举办盛大的郑和下西洋600年大庆，也绝对不会给国际社会带来中国威胁论。因为，如果中国是个侵略成性的国家，早在1962年轻松地吃掉印度，同样，如果中国是个侵略成性国家，早在郑和下西洋时代，他所访问过的30多个国家都会变成中国人的殖民地，尤其是中国领先于世界的航海技术，同样可以进一步将当时还没有能力发现新大陆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以及整个世界都会变为中国人的殖民地。如果这样，恐怕世界历史会重新改写喽！如果真是这样，整个世界早在600年前就已经进入大同世界了。由此可见，历史证明，中国从不要别国的领土，对一些因强加给中国的不合理条约而被列强霸占的领土也没有强行索还。如对根本属于中国领土的南沙群岛，也是采取搁置争议，从没有采取过激行动。通过郑和600年大庆，只能会让世界各国更加确信，中国是个讲信誉、以和为贵、以邻为友、敢负责任的东方大国！
五、中亚各国的东干人
“东干人”在许多中国读者的心目中或许还是一个陌生的字眼，一些人只知道它是苏联少数民族之一，其实东干人的根在中国。说起最早的东干人，可追溯到19世纪60—70年代。那时甘肃、陕西、宁夏一带发生了反清回民起义，左宗棠统领的清军对起义军进行了镇压，于是白彦虎为首的起义军残部6000—7000人被迫翻山越岭，越过边界迁到了异国——今天的中亚各国，屈指算来已有120多年了。目前中亚东干人总人数约在10万—12万。主要分布在楚河两岸，其中最集中的村落主要分布在哈萨克斯坦（营盘、新渠、江尔帕克一提别）、吉尔吉斯斯坦（米粮川、啃葫芦、红旗）和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卡尔•马克思农庄等）三国。前两者分别有东干人4万—5万，后者约2万。
来自中国西部黄河、渭水流域的东干移民，放下刀枪铸剑为犁铧，他们给中亚各国游牧民族带来了中原地区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他们本来大多是农民，失去了祖辈耕种的土地，更加珍惜土地和新开垦的家园。100多年来他们开垦荒地、改造沼泽、挖渠引水、精耕细作，取得了丰硕的果实。东干人种植的水稻、棉花、蔬菜、瓜果不仅质量好，而且产量高，深受当地各族人民称羡和推崇。许多蔬菜品种是中亚当地民族没有见过的，东干人喜食的辣子、韭菜、黄豆、茴香、南瓜、甜瓜等品种至今哈萨克人还按东干方言称呼它们，他们也向俄罗斯人学会了种植西红柿和马铃薯。
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生产斗争和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是民族智慧的结晶和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东干人做为一个外来的移民群体既保存了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又有选择地吸收了伊斯兰文化、斯拉夫文化以及突厥文化的一些优点和长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干文化。
东干人最初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汉字在长期流涉过程中已经失传。东干语主要是作为口头语代代流传，其中保存着很多陕甘方言一样的特殊词汇和读音，例如吃馍称为喋馍，喝水读做喝水（fei），休息叫缓（huan）一下（ha），老婆叫婆姨，朋友叫联手……。东干语汇中也有了很多外来词，例如电话（телефон）、电视（телевизор）、收音机 （радио）、汽车（машина）、集体农庄（калхоз）、党（партия）等均来自俄语。1927年，曾有过一套用拉丁字母拼写东干文字的方案，但未能推广。直到50年代，东干人开始使用38个俄语字母来拼写中国西北方言，形成了一套东干文字，可以说这是汉语拼音化的一种尝试。他们使用东干文字编写出了课本，创办了报纸，出版了书籍，兴办了学校，并坚持了东干语广播。东干族出了大批的优秀人才，其中有将军、部长、诗人、作家、院士、教授、演员和一大批博士、副博士，这是东干人重视教育、以教育为本、大力提高全民族的整体素质的结果。今天东干人已成为中亚地区以至全中亚文化水平最高的少数民族之一。东干人一般都会说两三种语言，对内都用东干语交流，对外则一般都会说两三种语言，如俄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乌兹别克语等。东干语汇中至今还保留着晚清时期在陕、甘、宁一带流行的方言特色，例如把政府官员称作“大人”，把政府称作“衙门”，领导称为“上头”。东干人把中华传统礼俗保存的极为完整，这在婚丧嫁娶中表现的尤为突出。举行婚礼时东干新郎要穿长袍马褂，戴礼帽，插红花，披红绸，近年来已改为穿西服，戴礼帽，打领带；而新娘却至今盘头结发，凤冠霞帔，着长袍，戴披肩，脚上穿着绣花软底鞋，几乎和国内戏曲中旦角的穿戴一模一样。
东干人又是虔诚的穆斯林。他们恪守教规，重视礼仪，讲究道德。他们勤俭节约，慷慨公正，诚实守信，重视家庭，尊老爱幼，乐于助人。这些好的品质在中亚地区有口皆碑，为其他民族所公认。更难能可贵的是东干人的团结协作精神。往往是一家有事全村帮忙，不管是盖房子还是婚丧嫁娶，“添油”帮忙、送礼道贺成为风尚。有时为了帮助一个素不相识的同胞甚至可以越过国界奔波几十公里，体现了极强的民族凝聚力。此外东干人与中亚的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维吾尔等毗邻民族平等相待、取长补短、友好相处并逐步融合，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道德中“和为贵”的哲学思想。笔者认为，这个中亚颇具特色的移民群体是中华优良道德传统的继承者。关于东干文化与民族精神的特色，一位东干学研究的专家王国杰先生曾精辟地指出：“上百年来中亚东干人入乡不随俗，兼容不变质，同中有存异，多元有核心。百年里东干人与苏联社会发展同步，但却没有被同化，显示出东干人的顽强个性，也表现东干人文化的旺盛生命力。”
关于东干一词的来历，大体有三种说法：一种认为是突厥语汇的译音，意为“留住下来的人”；另一种认为东干人即东甘，也就是来自甘肃东部的意思；而一些东干族老人则认为东干是陕甘方言中的“东岸（gan）子”一词的音变和转化。或许当年人们问他们是何处人氏时，他们遥指东方说：我们是“东岸子”人，即来自“东岸”的意思。他们自已并不称为东干人，而自豪地称为“中原人”、“陕西老回”。东干人对中国、对中华文化有着极强的亲和力和认同感。他们重历史、重乡情、重民族感情。他们也续家谱、写方志，重视民族史的研究。中苏交恶近30年，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使同根兄弟间产生了疏离。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治清明和经济的繁荣，越来越多的东干人渴望回故乡寻根，渴望发展与故国的交往与合作。一位东干诗人写道：“百年谁也没去过，老爷的省；陕西也没人来，探望弟兄。……我们盼望能过去，路途太远；祈祷客人转回家。见了老陕，向众人问好呢，祝愿一片；陕西西安建设好，宏图大展。”1990年一位研究东干学的陕西籍学者到了营盘，东干人惊奇地问他从哪儿学会的东干话（即陕西方言），他说在身后还有上千万陕西人在讲这种话呢，几个东干小伙子兴奋地把他抬了起来在村子里转了一圈，并且喊着：“老舅家来人了！”他们把汉族称为老舅，这是多么动人的情景，多么感人的亲情啊！
国内的人们都知道，从北美到拉丁美洲，从东南亚到非洲，到处都有华侨、华人和华裔在生生不息，辛勤耕耘。但是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对东干人这一迁居中亚的特殊群体却鲜为人知。我们有责任对这一批炎黄子孙，中国回民的穆斯林兄弟给予更多的关注。。随着中国的繁荣富裕，现在不少东干年青人都在从事集市买卖或边境贸易。他们往往三五结伴来一趟乌鲁木齐、西安甚至北京，采购各种物美价廉的日用轻工用品，发回到中亚集市上销售。我们走马观花地逛了阿拉木图和比什凯克近郊的几个集市，那里从呢绒绸缎、服装鞋帽到日用百货，品种齐全，应有尽有，几乎全部是中国货。在市场卖货的商人中，不少是东干族。
无论务农还是经商的东干人，生活均比较富裕。走进东干人的家庭，住房宽敞，窗明几净，墙上、炕上铺挂着地毯，家用电器样样不缺。有的东干人农庄（如营盘，新渠）几乎每个家庭都安装了电话并拥有1—2辆小汽车。随着中亚地区市场经济的发展，东干家庭，大多进入了小康水平。他们是勤劳致富的典型。
我国在西部大开发中要加强与西部边疆接壤的哈、乌、吉、塔等国的合作，特别要加强与中亚东干人的联系，促进和推动中国与中亚各国的理解、交往与合作。这是因为：第一、东干人与中亚当地各民族有着血肉联系，他们既懂俄语，又懂哈、乌、吉、维等族语，不存在沟通与交流方面的障碍。第二、东干人熟悉当地的风俗民情，人文地理，了解中亚市场的特点与需求。第三、东干族很多人本身就是精明守约的商人。因而，无论从事贸易经商还是投资合作，东干人均是中国与中亚各国之间很好的中介和纽带，是我们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桥梁。此外从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语言学和比较文化学等角度对东干学的研究，也会对我国传统文化遗产的继承产生积极的影响。东干人虽是我们的亲戚和远房兄弟，但现已是中亚各国的公民，这一点足以证明，变中国公民为世界公民的全球出击样板，早在100年前的中亚各国生根开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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