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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匮乏的当代中国急需全球出击
卞洪登 日期:2017.11.27 资讯来源:本站 浏览人次:11647

 仅用20年时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提高了7倍多,达到16万多亿人民币。然而在国民经济高速增长背后,却产生了可持续发展与资源匮乏等方面的诸多问题。为了给国民经济保留后劲,美国采取了自己的森林不采,自己的矿山不开,自己的石油不抽的资源储备新战略。而中国近年来也已经意识到了这方面的问题,禁止大规模森林采伐,也着手到海外寻找油气能源供给新途径。

 

第一节、急需全球出击的中国能源战略

 

近来,最大的中俄“安大”石油管道合作项目,正在紧锣密鼓的开展前期工作。据有关方面估计,通过2400公里跨国管道运输,到2010年俄罗斯通过安加尔斯克每年可将3000万吨石油输送到大庆油田。这也是到目前为止中国走向世界最大的一宗石油合作交易。另外一宗买卖是中哈输油管道项目正在深入进行,它投入运营后可每年供应中国2000万吨石油。

 

现在,中国产石油1.67亿吨,年进口9000万吨,为了化解能源供应风险,中国在伊拉克进口石油已经减少到每年70万吨,只占年进口的1%,并且采取多点供给,分别从越南、印尼、苏丹、安哥拉、阿尔及利亚、尼日利亚及委内瑞拉、哈萨克斯坦等国进口。尽管考虑如此周到,但是随着中国持续增长的经济发展,到了2020年我国经济又要提高3倍多,若按2030年前增长6%速度计算,中国初级能源需求达到24亿吨。这个数字将超过目前世界头号石油消费大国美国8.88亿吨的2倍多。当然,未来20年中国能源自产能力可以达到17亿吨,因此,为了满足缺口需要,中国还要进口石油5.7亿吨,天然气进口1.4亿吨。照这样的需求,很显然目前年进口7000万吨石油仅仅是个零头。要想确保年进口7.1亿吨石油天然气,就必然要未雨绸缪早作打算。为了避免美国靠战争保障油气资源供应的后果出现,中国在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中,应首先考虑海外能源基地的投资建设。目前,中国大庆、大港、胜利油田有很多石油开采设备闲置,有很多经验丰富采油技工在家待业。如果再把7000多亿人民币现金和6500亿美元急于寻找投资的银行积极性利用好,中国就可以整合更多闲置力量分赴到太平洋14个岛国,以及印度洋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等有丰富石油、天然气国家去开采。这样做既能迎合这些弱小国家招商引资需求,也能满足中国未来石油战略需要。

 

第二节  急需全球出击的资源开发战略

 

笔者曾在《统一中国》书中论述过决定战争胜负的五个字“资源与决心”。后来我又发现决定企业命运的则是“资源与成本”。现在根据世界加工中心的中国现状来看,这“五个字”倒是决定企业到底能走多远的关键。

 

过去,日本企业纷纷倒闭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市场与资源两头在外,远距离运输成本太高,从而降低了国际竞争力,使许多加工企业支撑不下去了。为了能够活下去,形势逼迫日本全球出击,到矿产、能源和森林资源丰富的国家去投资建厂。今天,由于中国遍地开放建起了那么多钢铁公司和电缆、铝板、木器加工厂,从而使得国际上铁矿沙、铜丝、铝锭、木材价格暴涨不下。这不但给世界原材料带来了暴利,同时也给众多的中国企业带来了伤害,长期下去,那些没有矿产资源压在手上的企业,迟早会被高成本原料价格搞垮的。因此,早日学习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做法,在“自己的石油不抽,自己的矿产不挖,自己的森林不伐”的基础上,放眼世界,走向四方,以最大的投资开发力度,广泛占领国家能源、矿产、森林资源制高点,这是未来的中国企业立于不败之地的有力保证。同时也是中国资源型企业走出国门,在全球出击中获利的重要一步棋。

 

目前,中国周边国家矿产资源较为丰富,非洲和拉美国家对中国企业也比较欢迎,这正是我们全球出击实施国家资源开发战略的大好时机。据有关统计资料显示,中国首钢不但在遥远的巴西、秘鲁有铁矿,新近又在中国邻居蒙古国开起了铁矿。受其影响和启发,一向能够自给自足的鞍山钢铁公司和包头钢铁公司也在蒙古采购了铁矿资源。由于国内铜、锌、锰、铝等资源紧张,中国有色金属矿山集团公司更是只争朝夕的在周边国家的老挝、蒙古、越南、缅甸和远方的非洲刚过,拉美的巴西、智利等国开起来铁、钢、锌、铝等矿山。有人认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发展有点晚了。早在三、五年前,蒙古的金矿和煤矿开采证只需几千、几万美元,现在买一个矿山需要高达几百万美元,上千万人民币。但是,有些敢于拍板买下的企业家们也算了一笔账,花一千万人民币买一座一亿吨的中型煤矿,其总产值却能高达几百亿人民币。相比之下却是划得来的。正是基于这种考虑,笔者推崇的中国宝贝国际投资集团专门跑到蒙古国成立了荣华新时代发展公司和蒙古亚太资源开发公司,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在蒙古国收购了4家金矿、1家镍矿、5家煤矿。其中金矿总吨位达153吨,价值超过180亿元人民币,煤矿总吨位达到238亿吨,储藏量总价值达到3亿元人民币,可供应开采100年以上的特大型焦煤矿区,是未来世界上拥有36000万吨钢铁企业的中国和据有16000万吨钢产量、处于世界第二位的美国最迫切需要的炼焦煤。由于有了这么多资源储备,也促使世界上许多银行、财团和基金会,积极参与了由笔者本人发起的俄蒙中三国引进贝加尔湖淡水到蒙古和中国的“北水南调”水资源开发计划。这一切,也是消除人们对于能否完成150亿美元跨国调水计划的担心和疑虑的有力保证。

 

为了保障供给,现在中国的福建、广东和河北、辽宁、黑龙江等的企业还在俄罗斯、加蓬、巴西等国买下了大片森林。这些具有远见卓识的跨国企业,必将会在未来的世界资源大战中独占鳌头,独领风骚。

 

第三节、急需全球出击的中国渔业战略

 

拥有万里海疆、3000万渔民、97万艘渔船的中国渔业大军,2002年水产品生产量达到4480万吨,由于中国沿海渔业资源越来越匮乏,所以,为了补充需求,我国2002年向国外进口了249.1万吨,进口额22.7亿美元,两项指标同比2001年分别增长7.6%21%。专家们预计,随着国际海洋公约200海里专属区的全面施行,中国12个沿海省区(含台湾省)广大渔民将要被迫退出日本、韩国、菲律宾、马来西亚、越南近海的传统渔场。为了配合国际200海里经济专属区施行,中国政府今后每年将要拿出20亿元人民币来解决100万渔业人口,30万捕捞渔民,3万条渔船从海外传统渔场撤出的转产补贴问题。笔者认为如其被动渔改农,限期拆毁3万条渔船,被迫让30万渔民登陆改行做农民种田,到不如通过中央政府的外交支持,外经贸部门相助,国家银行放贷,支持中国渔民全球化发展,到那些急需渔船、渔民的岛国发展跨国渔业。这样既可以开发好当地渔业资源,又可以解决好中国近海撤回来的30万渔民出路问题,更可以通过开拓跨国远洋捕捞,解决好中国日益增长的渔产品供给需求问题。目前,中国水产总公司和浙江舟山群岛等渔民远渡重洋到非洲几内亚湾渔场和南美秘鲁渔场等远洋捕捞都取得了丰硕成果,特别是广东省远洋总公司及水产部公司在太平洋岛国斐济深海捕捞金枪鱼取得了成功。这一切皆表明,中国渔业走出去大有前途!有专家认为,随着福建渔民数百年来持之不懈的走向世界,已经形成了海外福建近百万华人群体,今天,浙江舟山人也在呼吁走向世界拷贝若干海外舟山渔业基地。通过国家支持和各省市的自身努力,中国未来必将能够发挥渔业大国优势,在若干个渔业国家合作建立持久双赢的渔业资源开发基地。

 

第四节   急需全球出击的中国农业发展战略

 

众所周知,中国有93000万农民。如何解决好三农问题,是直接关系到农村改革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问题。为此,笔者对于中国农业发展战略以及农民增收问题有如下四点看法:

 

一、逐步减少农民总量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

 

1999年以前,中国农业大丰收,达到年产5亿吨粮,是历史上产量最高的年份,而正是这些高产之年,玉米、小麦卖不过5毛钱一斤,一年算下来除去灌溉、化肥、农机和劳力成本后亏得一塌糊涂。有些地区兔子、肉猪养多了卖不动,还有福建、海南等地的桔子、西瓜的市场价,还不够摘下来运出去的人工费。这些种啥啥亏,养啥啥赔,物贱伤农的例证离我们的时间并不远,有些还仍然记忆犹新。为了防止增产不增收的历史不再重演。恰当减少农业产量,想方设法减少农民指标是十分必要的。从美国、加拿大、日本经验来看,皆是以大幅度减少农民指标和农业产量来提高农民收入。据有关数据显示,目前拥有29000万人的美国只有640万农民,尚不足总人口2%;地大物博的加拿大只有83万农民。但他们却将吃不完的小麦、玉米、大豆卖到世界各地,从而使当地农民住洋房开飞机比城里人还富。与此正相反,中国虽然有93000农民还要用强力政策保护他们种粮积极性,但不知将来高价化肥催长出来的高产粮食卖给谁,其高成本的粮价又该如何与WTO放开后的低价粮开展竞争。笔者认为,“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照这样靠补贴农民,靠种粮创收办法,超不过两年还要再出现一次大的“物贱伤农”危机。为此,笔者呼吁,农民增收的最好出路是减少93000万农民指标。在国家宏观政策调控下,应为农民制造更多“物以稀为贵”的紧缺农业环境,而不是丰收增产不增收的恶性竞争环境。目前,美国大豆、玉米和加拿大小麦都比中国现行价格低一倍多。由于种粮不如买粮划算。所以比中国土地面积大近一倍的俄罗斯宁愿买粮也不愿种粮。作为常年套茬在贫瘠的的土地上拼化肥拨地劲争高产的中国该到休耕养地力的时候了。作为世界上农民最多的国家该到提倡“要想农民致富,首先减少农户”的时候了。在这方面,中国政府一直鼓励农民季节性到城里打工,但又与许多城里下岗职工产生直接竞争矛盾,这样难以从根本解决两亿农村富余劳力问题。后来提出推行城市化搞开发区来减少农村人口和富余劳力,结果又与政府出台的保护耕地不被占用产生了直接矛盾。这种陷入发展两难境地的局面不知何时才能得到解决。

 

记得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代领导人想用15时间把中国建成工业化国家,而世界上的工业化国家的农民指数不能超过50%;第二代中国领导人改革初始,曾经提出过“无粮不稳,无工不富”的发展战略。为了农民多致富多创收,政府在推行包产到户的同时,更注重扶持乡镇企业发展。实践证明这些措施有效帮助了当时的农民比城里人还富有。今天,随着时代发展,有些地区的城里人,已由过去30块钱月工资增加到3000元,有些亩产不足200斤的低产田也高产接近2000斤。但是,丰产不增收的中国农民已经不满足于现状,他们还要更上一层楼。为此,政府应为他们想出更多的致富办法。来彻底解决农民增收问题。

 

同样属于国家农业部管理的100多万乡镇企业,本来是值得中国政府骄傲的“秘密武器”。但是这些隐藏在农村、农业、农民中心的“秘密工业纵队”,由于受到市场过剩的影响,其威慑力已经今不如惜了。

 

过去,许多价廉物美的乡镇企业产品可以占领城里市场,现在也和国企一样许多工厂都关停并转歇业了。在城里人下岗同时,乡镇企业职工也解甲归田了。本来能够吸纳农业富余劳动力的乡镇企业,现在也遇到了和城里失业者们同样的危机。据有关方面统计:2003年国家预算本打算吸收250万人进入乡镇企业,到年底只兑现了105万人。2004年本打算吸纳更多到乡镇企业打工的,现在也应商品积压过剩而泡汤了,甚至原有就业的乡镇企业员工也回乡种田了。为此,笔者建议,国家有关部门应该制定鼓励政策,引导乡镇企业向不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转产。例如,河北保定地区的容城县各乡镇衬衫厂累加起来每天产量可以达到8万件。一年生产总量达到2920万件。一个小县产量相当于一个世界大国加拿大人均一件的惊人产量。一次,我陪同阿富汗工业部长穆罕默德•马绍到保定乡下参观衬衫厂时吓了他一跳。马绍惊叹不已的认为:“如果将这些做工精巧的衬衫厂挪到阿富汗将会使你们赚很多钱!因为我们出口到欧美国家不要配额。”因此,中国乡镇企业不“走出去”发展没有出路,同样也很难带动更多富余农民致富。

 

二、保护基本农田一成不变不是农民增收的最佳办法

 

当前,由于全国5000多个开发区和部分城市房地产大面积圈地,从而造成许多围而不建的撂荒地和开发区开而不发的问题项目,长期拖欠失去土地的农民补偿资金,从而导致农民上访严重。这一切激化矛盾的现象,不得不引起“亲民政府”的关注。为了维护失去土地的农民利益,有关部门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基本农田政策,令那些在农业产业调整中改做经济林的农田恢复原样,令那些无序扩张圈地的3763家开发区关停并转。这一切保护农民利益和基本农田不受侵害的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从农民增收的角度上看,这些措施并非是保证农民增收的最佳办法。依笔者之见,与其拿钱支持农民种田积极性,还不如国家拿钱支持有条件的开发区把农产品深加工的食品工业搞起来,这样更有利农副产品升值和农民增收。另外,作为几年前卖粮难而做的农业产业化调整成果的经济林,本身就是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现在要再一刀切恢复种粮也是不科学的形而上学做法。从有关数据分析看:中国7年内耕地减少1亿亩,主要原因是退耕还林的生态环境所需减少8800万亩。从另外一个角度分析,2003年全国复垦新增耕地31.08万公顷,比当年城市建设占用耕地多出3.13万公顷。从各种数据分析来看,城市建设和开发区建设占用耕地面积并不大。从笔者在德州、宜宾开发区看到的情况看,目前农转非的家庭收入高于过去种田时几倍收入。从经营城市角度分析,一个只有1.6万元人民币1亩耕地征用成本,卖到181亩就可以为当地政府城市化建设增10倍财富。这就是中国城市纷纷奇迹般崛起的奥秘所在。同时也是世界城市化发展前五强国家的成功奥秘所在。例如美国农业人口640万只占总人口的2%;日本只占5%568万农民;德国3%226万农民;英国2%109万农民;法国4%213万农民。上述国家数字充分证明,要想自己的国家现代化、城市化、只有减少耕地、减少农民,才能真正让农民增收富起来。目前,拥有10亿人口的印度,农业人口已经缩小到50%,最高粮食产量只有1.96亿吨,最高基本农田不足1.8亿公顷。因此,目前占总人口近80%的中国9亿农民巨额数字应该越变越少越好。城市化、工业化的目标实现的越快越好!

 

三、实施走出去战略是中国农民增收的重要措施

 

从日本成功经验来看,早在明治维新时期,一边向德国学习工业现代化经验,一边制定向中国、巴西、秘鲁等国实施百万大移民计划,尽管受战争影响,向中国“满洲国”伪政权地区移民100万的计划最后只完成了30万垦农任务,但是日本向巴西移民150万农民却取得了成功、向美国、加拿大、秘鲁移民也取得了成功,其中日本侨民滕森还当上了秘鲁总统。而中国,在早期走出去发展的侨民中也出现了许多闪光点,例如,广东人餐馆开遍世界各个角落,福建人垄断了美国75%的西洋参原料产地,另外有85%华人在新加坡政治、经济、文化上发挥重要作用,1200万华人成为印尼经济支柱,800万华人成为马来西亚最优秀经济人才,600万华人在泰国作出巨大贡献,就连东南亚最大的胡志明市,也是以50万越南华人为核心经营起来的。笔者在秘鲁、巴西、古巴、美国、加拿大发现,华人在这些拉美国家里都是优势少数民族。其中150年前被欧洲人贩猪仔贩到拉美的中国农民后代,现在已经出现了许会在秘鲁当总理,邵黄在古巴当将军,李明在墨西哥当驻华大使的美好图景,由香港移民到加拿大的伍冰枝女士还当上了加拿大最高行政长官总督。这一切都是过去被动走出去发展产生的奇迹。在2001年第六届南京华商大会上,前总理朱镕基激动的说:在20年改革开放招商引资中有一半资金来自于世界各地的华商投资,这个数据足以说明,走出去的中国人对国内建设贡献最大。因此,要想农民增收,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实施走出去战略,用政策和榜样鼓励中国农民到世界上土地最肥沃,市场最广阔的天地里求发展,这也是全球化时代人类大融合的必然趋势。

 

四、实现农民增收的九大策略缺一不可

 

回顾前面走过的路,各届政府曾经探索过多种农民增收办法。总括起来讲共有以下九个方面:一、包产到户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二、兴办乡镇企业实现“无工不富的愿望;三、兴办经济开发区和科技园区让农民土地升值;四、推进卫星城和小城镇建设,让农民在城市化进程中演变为城市人口;五、实施农业产业化调整,退耕还林,增加经济果林面积,改变农业增产不增收现象;六、减少农民杂费税负担,让农民偿到“节约一分钱就等于挣了一分钱”的甜头;七、适当增加农业补贴,给予每亩优良品种10元人民币补贴等。八、保护基本农田,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九、实施走出去战略,充分肯定农民跨出国门创收的正确性。从上述九项措施分析,只有协调发展才能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和国际化进程问题。按照低于50%农民才算工业化国家标准,目前,93000万中国农民还有近3亿人需要改变前途另作新的安排打算。首先,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可以吸纳1亿农民进城打工就业;其次,经济开发区和科技园区等可以改变许多农民工业化非农化发展进程;第三,实施走出去战略,“变亿万农民为亿万侨民”是中国农民增收的最大出路。因为前两种发展要占用大量基本农田耕地,与新出台保护耕地政策相悖,所以近期很难大规模展开。最后一种的“走出去战略”,则是中央“十五大”及“十六大”制定的大战略。从众多已经走出去的“农民变侨民”的经验来看也是十分可行的。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欢迎中国农业专业户到世界各地开发跨国农场。中国福建农民在美国经营西洋参取得成功足以说明,只要正当劳动和合法经营,发达国家也是支持的,从中国妇女农民嫁到日本、韩国农村情况来看,国际婚姻也是中国农民走出去的重要出路。另外,从亚非拉等友好国家开出的招商清单分析,大部分国家都需要中国人走出去开农场,开林场、开采矿石,捕捞养鱼,开发畜牧业等。只要中央政府在用资金补贴鼓励农户种粮积极性之外,再拿出一块专项国际合作基金,专门支持补贴走出去建设跨国农场的中国人。相信,那些一直被外国人称之为“中国农业专家”的种养殖专业户、养猪大王、种蘑菇大王们,都会在国际上发挥巨大的作用。同时也会在各级政府关怀下早日实现“变亿万农民为亿万侨民”的宏伟计划。“全球出击,世界为家”是当代中国农民致富增收的必由之路。

 

四、非洲“保定村”经验证明了“变出口农业为出口农民”的正确性

 

从惯性思维上认为,广东、福建等东南沿海是产华侨的地方。然而谁也没料到,地处北方内陆地区的河北保定也出现了3000多名农民华侨。这就是在非洲建了52个“保定村”的传奇佳话。起初,保定30多个农民因办护照困难,通过偷渡形式到非洲“混穷”的。结果到了目的地才发现,非洲许多国家土地肥沃,灌溉条件比河北保定好,市场需求也比中国好,种多少粮食都被抢购一空,种多少蔬菜都会卖个好价钱。尤其中国人特有的种蘑菇技术,产出来的蘑菇一直是当地人和欧洲市场的抢手货。由于非洲市场饥渴什么都需要,分布在非洲各国的“保定村”农民在当地农闲时还做起了买卖,他们把种粮挣来的钱邮到国内采购许多积压纺织品、五金家电到非洲卖。每个集装箱货柜能挣几万元人民币。据科特迪瓦“保定村”负责人刘建军先生介绍:发运到科特迪瓦的一个集装箱收入,顶上中国一个农户十年收入,发十个集装箱挣的钱顶上中国农民百年收入。只要有资本金周转,这样的奇迹3-6个月就会实现一次,同时还不耽误在当地种庄稼的那份收入。如今,这位曾经当过河北易县县长和保定外贸局长的退休老人刘建军先生,已经被当地人选为科特迪瓦联合大酋长荣誉称号。有了这么高的政治荣誉,刘建军带领保定农民走出去到非洲、东欧等国发展信心更足了。从“保定村”到非洲经营撂荒土地,贩卖中国积压物资。从几块钱收购一张鳄鱼皮,到中国白沟市场加工批发就可以卖上几百块好价钱的一系列做法,皆证明了“会做事的人可以把稻草当金条卖,不会经营的人则把金条当稻草卖”的奇迹是可以发生的。另外,“保定村”走出去发展的成功经验也充分证明了笔者在新出版的《国策百谏》一书中提出的“变出口农业为出口农民”的必要性和正确性。

 

五、温州青田经验证明了“变亿万农民为亿万侨民”的可行性

 

凡是到过温州的人都知道,处处繁华似锦的温州城市建设大部分出自于民营企业家之手,其中大部分典型建筑都是用温州农民海外创业挣回来的钱建起来的。除了在家乡作贡献之外,这些被称为中国“犹太人”的温州人在世界各国创造了许多经天纬地的奇迹。其中在欧洲心脏法国巴黎的10万温州人已经牢牢站稳脚根,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许多温州农民都变成了腰缠万贯的旅欧华商。有人说,欧洲华商是温州人的天下,这话并不夸张。由于走向欧洲的温州人居多,所以每当各国华商选举欧洲华商会首领的时候都被人数众多的温州华商抢了头彩。

 

另外,当代中国农民走出去发展最多的当数浙江青田县。这个山多地少人穷的落后地区,曾经涌现过一批穷则思变的“领头羊”,例如偷渡到菲律宾后以托马斯名字转道欧洲匈牙利的张曼新,现在已经成为赫赫有名的欧洲华商会主席,和全球爱国华侨反独促统总召集人。青田还有一个名叫尹啸平的人,起初是从老山沟里跑出来偷渡到马耳他小岛上当厨师的,后来辗转意大利、罗马尼亚等国,最后一举成为罗马尼亚华商会主席。在他的帮助下,现在不但尹氏家族280多口移民到欧洲各国,而且来自河南、陕西、四川等地的下岗工人也在他的帮助下在罗马尼亚中国城成了雇佣当地洋人守摊就业的小老板。

 

当前,国内大农业形势非常严重,农产品价格低、农药残留多、激素多,出口创汇卖不了好价钱;许多靠山吃山的林场已经禁止采伐,散养的山羊也严禁放牧,一定程度上限制农民增收空间;许多靠海吃海的渔民休渔期严禁出海,为了减少中国渔船违规撞入周边国家海域捕鱼被抓事件屡屡发生,中国已经痛下决心,要将100多万条渔船强令拆掉30万条,1000多万渔业人口也要转移一批上岸务农。这一切困惑只有寻找更多国际舞台才能得到彻底解决。从上述温州、青田人的诸多成功经验不难看出,只要勤劳智慧的中国人肯离开老婆孩子热炕头,浩浩荡荡走向世界大舞台,就是睡马路打黑工也能整出个腰缠万贯的新一代华商来。

 

“心无界、路无限”。温州市和青田县农民走出去的经验足可以证明,笔者在《国策百谏》一书中提出的“变亿万农为为亿万侨民”的倡议是可行的。

 

第五节  急需全球出击的国际交通战略

 

“要想富先修路”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人的口头禅了。尽管中国规划建设的9万公里高速公路仅次于美国,尽管超过百万公里的村村通公路大发展,惊叹整个世界。但是若没有若没有横贯世界的大格局国际交通战略部署,那是难以满足周邻国家与中国打交道做贸易的渴望,同时也是满足不了日益崛起的大中国与开发西部、振兴东北发展战略。同时,中国与“东盟十加一”合作以及中亚五国的上海会议合作,这一切皆需要国家交通战略来沟通发展合作渠道。早在几年前,中国曾经尝试通过连云港经新疆阿拉山口横穿中国至欧洲鹿特丹港的横贯欧亚的第二条大路桥建设。

 

通过这样的国际合作努力,不但使中国西部大开发受了益,而且也使中亚国家尤其是欧洲法、德等国与中国等亚洲国家紧密地连在一起。而我国贯通这条新亚欧大陆桥的成本仅仅是从新疆石子河到边境阿拉山口修补了一条300多公里长的连接线铁路。仅此举手之劳就把亚欧大铁路的贯通,不但打破了中国几十年前奉行的自力更生,闭门造车与世隔绝的政策,而且打破了以往中国绕道新加坡马六甲海峡至欧洲的国际运输惯例。这样与贯穿中国亚欧的大铁路相比,交通距离可以缩短25%,运费和时间也可以缩小20%以上。由此可见,实施国际交通战略有百利而无一害。因此,中国在未来的交通发展中,尽可能地将所有通往边境的铁路公路和机场航线与周边国家连接起来,这样既方便了中国企业全球出击走出去,又方便了周边国家矿产资源和人财物流融入中国大市场。这样既达到安邻、富邻的目的,又实现了西部大开发刺破“瓶底”后队变前队,内陆变前沿的大发展目标。假如从中国广州、南宁、昆明穿过缅甸、孟加拉,直抵印度、中东至非洲埃及等国;假如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经昆明、蒙古至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和柬埔寨、老挝、越南经东北三省至俄罗斯哈巴罗斯克遥望白令海峡对面的美国阿拉斯加班那也只是时间问题了。

 

总之,中国的海陆空交通不仅要有传统网络优势,还要构建井字型的铁路大交通和发散型的公路、水上交通风格,使中国的国际交通战略为全球出击的中国经济插上翅膀,安上风火轮飞奔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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