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过热”一词经常在媒体大众中出现，但“过热”指数始终没有弄明白。因此在1993年整治“经济过热”大动作中，许多银行行长免职、处罚、倒了霉，错在哪都不知道。有人说是他们把国库银行钱放空了，使其它行业用钱吃紧。而行长们争辩说：支持特区建设是中央号召的，把深圳、海南岛等地房地产市场培养到5000元一平米，是政绩不是过。倒是整顿后的六年经济大萧条让许多企业停产关了门，积压银行资金贷不出去。的确，现在看起来房产增长指数5000元并不让人惊诧，尤其是资金涨库急于寻贷的银行并不存在放空银子的恐慌。尽管如此，今日中国则再一次掀起了整治“经济过热”浪潮。然而令人费解的是，从2004年慎防“经济过热”到2006年连续三年治理“经济过热”的行动中，国家出台的许多扼制高增长的政策调节手段并未奏效，该多数据仍在高攀不下。难道说各部门出台配套的各种“治热良方”配错了吗？难道说号脉“经济过热”的诊断也错了吗？这一点不得不引起人们的怀疑和决策者高度重视。对此，笔者也愿意将自己的一家之言整理出来供大众评头论脚参与讨论。

一． 中国掀起慎防“经济过热”新高潮

从全国2006年上半年各项统计指标显示，除了房地产投资指标有所下降之外，其它的房地产价格和各地区各行业的投资大多在持续上扬。例如，今年全国上半年GDP达到10.9%，另外有23个省增速超过12%，而内蒙古自治区GDP总产值则超过了18.2%。尤其在投资方面，有16个省份投资增长超过38%，其中东北吉林省高达55.6%，中部省份安徽高达54.1%。另外各地在税收增长方面也普遍高于去年，其中仅北京市上半年税收增长便超过50%以上。这些指标的出现，足实让许多关心国家前途命运的专家学者们大声疾呼：“中国经济过热了”！对于这一点中央决策机关也是十分重视的，早在三年前，国务院就有了慎防中国“经济过热”的全面部署，其中还对“顶风作案”的江苏“铁本事件”作出了严肃处理。为了整治投资速度过快，今年上半年中央还对内蒙“新丰电厂”顶风作案作出了“杀一儆百”的严肃处理。一场慎防中国“经济过热”新高潮正在一浪高过一浪头地掀起。

二．  中国苦苦寻找治理“经济过热”良方

从2004年开始，中央各部门及各省市第一个治热目标就是房地产行业。当时呼声最高的“温州炒房团”现象，被各地围追堵截，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结果害得游资太多的“浙商”、“温商”扛着钱袋子，背井离乡跑到非洲和蒙古等国开矿做生意。然而，今天回过头来再看，全国炒卖房地产投资势头真得被打压下去了，可是全国其它行业仍然是“按下胡芦，冒上来瓢”持续“过热”向前发展。为了扩大“治热”战果，中央有关部门又从关注“铁本事件”“温州炒房团”现象中调转视线，向内蒙古“新丰电厂”之类的违规投资项目猛烈开火。为了扼制住项目源头和利用好环保治理的大棒子。中央机关还学习古代“八府巡案”的老经验，在全国九个大区设置了“土地督察”和十一个“环境督察”“钦差大臣”到一线监督。从这一点现象分析出：中央已经对地方“屁股指挥脑袋”的自律行为不抱有信心，而重点寄希望于中央自己委派的“钦差大臣”带去的“治热配方”。然而，随着今年上半年的经济高增长指标出台以后，中央也开始怀疑过去抓的“治热药方”是不是误诊了？于是呼在事与愿违的大背景下，病急乱投医的有关部门和“钦差大臣”们也在苦苦寻找真正能够治理“经济过热”的良方。

三． 中国该到关注“经济过热”指标量化问题了

笔者认为，中国连续三年治理“经济过热”行动中不降反升的“越治越热”现象表明，过去对“经济过热”一词的判定，大多局限于研究部门和经济专家们对部分现象的判定，而并非真正揭示出事物本身发展的特殊规律。这就象医生号脉一样，“隔皮猜瓜” 误诊弄错了，反而适得其反。因此，对于中国“经济过热”的防范和治理，还应该从科学的量化指标开始严肃起来，否则就会象1993年整治“经济过热”那样，使中国经济遭受长达六年的寒霜之苦，热不起来，直到1999年才慢热恢复起应有的朝气和勃勃生机。然而，中国应该如何关注和量化“经济过热”指标问题呢？笔者认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中国人再也不会象1958年大跃进时期那种“超英赶美”将民众做饭铁锅拿去炼钢的“经济狂热”了！同样，今天已经理性成熟起来的中国经济，再也不会走过去那种“急刹车”，弄得头破血流，大病一场，六年起不来床的老路了。那么，今天的中国经济是否真正过热，就要用科学的指标来量化。首先应该看到的一个数据是：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就没有了国家发展经济的和平空间。第二，从1840年到1980年之后，中国要用20多年时间来弥补140多年的发展欠账。

换句话说，中国要用七倍于人的数比，才能快速回升到“康乾盛世”那样占了全球GDP生产总值三分之一的优势地位。也就是说，英美等国年增长速度达到1，中国就要达到7，欧、美、日等国年增2%，中国就应该达到14%。因此，从架构和谐投资环境来看，如今的中国则是世界上最好最稳定的投资场所，因此，今日中国吸纳140年所欠的投资款，成为超过美国达到6000亿美元之冠也是应该的！从这一点意义上讲，今年上半年，吉林、安徽等省出现50%以上投资增长率也是正常的！另外，曾经千年占据过世界发展第一的中国，偶尔露峥嵘快速赶超别人也是合乎情理的。第三，我们也应该承认，中国经济由冷变热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对经济越来越热现象应该欢欣鼓舞才对。换句话说，热比冷好！旺盛的市场经济比冷淡的食品配给要好，货物多得压港挤不上车，总比空船候港，铁道闲置，飞机上没人要强得多。有投资商光顾热钱涌进总比双手招商商不来、各地缺钱拖欠三角债要强得多。当然，我们蓬勃发展过程中要掌握好热度，千万不能热过了头，破坏了可持续发展的大好前景。现在摆在面前的是飞机旅客爆满，铁路运输紧张，码头货物压港，热能电力供应不上，石油、煤炭储量不足，矿产资源价格上扬等诸多不利因素。这也是专家决策者们明显看到的“经济过热”现象，和痛下决心实施降温处理的地方。的确，若大一个中国要想一刀切，强降温是能够通过紧缩银根，不批土地，严查顶风作案大项目，快速象1993年那样把发展势头很猛的速度降下来。但是，从此以后涨库的银行资金怎么寻租受益，抓上去的丰收农业卖不动了的成果怎么消化，还有在投资增速31.3%和GDP10.9%高增长大好环境中仅有4%就业增长率的大学生失业问题怎么解决？尤其各地区有限的“吃饭财政”收入全靠拍卖土地“第二财库”支撑城市发展建设的根基一动摇，土地来钱的路子一断，各地政府便会重新向国家要拨款，向企业乱伸手要赞助。否则欠发教师工资的市长、县长们一天的椅子都坐不太平。这也是至今地方官员不得不阳奉阴违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病因所在。因此，依笔者之见，保持经济增长发展势头是个硬道理，增加就业是个硬指标，亮化城市是个硬需要，过剩的银行资金派上用场是个当务之急！这一切都可以从改善交通设施，增加能源电网投资来近一步亮化城市，增加就业，消化更多的银行过剩资金，是一条良性循环发展的经济“高速公路”。有人说，只要中国把长期欠账的铁路、交通等卡脖子问题解决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到10%以上指标根本不存在“过热”问题，从20多年发展高增长路子来看，通过调整经济结构，完善交通运输投资，提高土地利用率，拉动国民经济持续增长是完全必要可行的。所以，有关中国“经济过热”一说，充其量只是局部过热，一些尚不配套的紧张环节，可以通过加大交通能源投资加以完善。这样便能够保障更多的省区象吉林省、内蒙古自治区那样，获得50%以上的投资高增长和18%以上的GDP高速发展。中国只要交通、能源卡脖子问题解决得早，解决得好，那么充足银行资金，丰富的劳动力和广

袤的土地资源，一定会发挥更大的威力，推动中国经济朝着更快的“高速公路”上迈进。有人说，中国前25年通过改革开放提高了整体实力，改善了经济结构，具备了下一步高速发展的条件，只要克服保守的思想观念和进一步加快完善能源，交通领域投资，未来几十年持续保持10%以上GDP高增长是问题不大的，个别地区、个别时间上扬到11-18%也应适该用正面的眼光去看待它们的发展潜力优势。总之一句话，中国未来“经济过热”一词的应用，一定要建立在科学的量化指标基础上，否则，就是对改革开放的成果不尊重，对大好发展前途的自我绞杀。换句话说，中国经济由文革期间的“冷经济时代”，向25年后的“热经济时代”过度的势头一定要理性地呵护好、保持好。

四．  中国始终要关心好房地产的前途和命运

纵观中国经济的大好局面，很重要的一面是房地产行业给方兴未艾的中国经济带来了勃勃生机。然而每一次中国经济整顿和“经济过热”的板子都打在了房地产屁股上，这是极为不公平的。2004年初，我应美国加州常务州长库斯先生的邀请曾在当地作过一次“中国发展神话揭秘”的报告，我向美国听众回答了三个问题：第一，中国发展神话的秘密就是美国人长期反对的“中国公有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中国各级政府是公有化土地的所有权人，通过70年土地使用权转让获得了巨额的发展资金，仅2004年北京市政府就获得了400亿人民币土地收入，其赚钱的方法特别简单：凡是购买市郊100亩土地（100万元/亩）使用权70年的人，政府土管部门仅花4张合同纸和一桌签约酒席的钱，一天之内就可以挣得一亿元第二财政收入。全中国各级政府就是用这种招商引资的方法获得了修路、盖房子、搞绿化的城建资金。而没有开放的古巴、朝鲜因为土地使用权没有变成商品则变得越来越贫困；而美国、印度让土地完全私有化（不是70年使用权，是永久产权），则导致了国家征用土地难，修铁路都要从钉子户旁拐个弯，特别是没有高速公路和立交桥的印度人，至今的议会难以出台保障国家铁路和高速公路、立交桥的畅通发展，有的一个公路项目的争论五年还未解决土地征用问题。由于中国土地问题解决得好，所以各级政府从执掌的土地中置换出大量的城市化建设资金，这就是全世界国家元首盼着GDP增长一个百分点都难，而中国总理则为降低一个百分点而发愁的内在动力源泉之所在。这便是中国政府严格控制土地审批权的原因所在。第二，中国另一个可持续发展神话揭秘，是因为全国各地房地产是从几百元一平米起步的，现在全国均价不足3000元人民币，尚不及英、法、德、意、日国的十分之一，和不及中国边陲地区台湾、香港的十分之一，所以说，未来的中国城市化建设和房地产的发展尚有10倍于人的可持续发展空间；第三，中国还有一个需要揭秘的优势，就是勤劳智慧的中国劳动力既廉价又丰富。例如中国工程师的月薪只有几百美元，而欧美国家工程师则达到百倍以上的几万美元。由此可见，中国与欧美工资差额百倍的可持续发展空间，它也正是中国市场购买力越来越旺盛，推着中国房地产等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之所在。

据有关数据统计，中国内地公民已是世界上购房比例最多的国家，达到70%，租房者占到30%，而发达的香港地区60%居民靠廉租房解决实际问题，这是内地应该学习的地方。还有一个应该引起中国政府注意的是，如今的国际发展潮流是乡镇城市化问题，例如美国洛杉矶的86个乡镇已被高速公路网连接成了86座连片繁荣的城市，西欧各国的农民不足10%，他们把更多的土地供献出来经营城市，极大地帮助了国家，富裕了自己。中国农民应该有这样的觉悟。那就是一亩的收益只有几百元，而用于房地产的收益是几万、几十万元，它比务农高出几千倍的效益比。例如温州地区农民把土地供献出来搞工厂建城市。结果每亩农田升值几十万元，地区发展走向了全球化。那些自愿失去土地的农民有200多万在全国各地经商，有50多万人在世界各地“淘金”。从而使得该地区步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以几千亿的游资作支撑的“温州炒房团”为全国各地城市化建设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对此，我们应该从“温州经验”中吸取精华，而不应看了另人多买几套房子，就用妒忌的语言加以诽谤，就以手中的权力对正常的市场经济投资行为加以扭曲。实践已经证明，温商被整出了房地产却又在矿山资源领域和国际舞台上大放异彩。而中国被治冷的房地产并没有迹象给中国持续热起来的经济带来多少“降温天气”。从宏观的大局出发，放开正常房地产开发比锁住农民在农村面朝黄土背朝天更有利国家现代化、城市化的发展进程。笔者曾经于2002年向全国政协作了一个提案，即“首都东扩30里，北京增盈超万亿”的万言书。尽管现在东部的朝阳、通州、顺义、亦庄暂未获得万亿收益，但是国务院于2005年1月份修编下发的首都东部发展带的文件，则给通州等地带来了翻番的收益，从2002年2500元到今天超过5000元一平方米的增倍发展来看，是在没多增一度电，没多增一列火车运力的前提下，仅靠“首都东扩”一个提案概念带来的经济增长幅度。假若有朝一日，国家行政中心真得集中到通州以东的开阔地带挂牌办公了，不但缓解了“首都变首堵”的交通危机，同时也会在不增加任何生产要素的情况下获得几倍、几十倍的高增长，这便是无形资产“冷爆增长”模式。中国各地区也逐步开始进入了“冷爆”增长的最佳机遇期。这是全球跨国集团踊向中国的结果，也是中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结构合理的回报。由此可见，中国经济不花钱能增值，花小钱大增值的时期已经到来。中国房地产的前途将会更加灿烂！

五．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是缓解中国“经济过热”的制胜良方
   
据有关部门统计，日本经济之所以熬过疲软期，主要原因是“海外经济兵团”发挥了救世主作用。例如，早在日元升值的巨大压力下，日本政府早有前瞻性地将日本工商界引导到海外发展，一度时间，喊着“全球出击”的日本商团曾经买下了美国凌志车厂和纽约洛克菲勒广场。如今31000亿美元的海外投资债权已经给日本带来了巨额收益。
    
中国是一个劳动力最为丰富的国家，同时也是工业成龙配套的世界加工中心。随着中国入世，以1个国家市场换取144个会员国和地区广袤大市场，从而带来了国家财政税收近4万亿的增长。时以至此，我们只有以“心无界，路无限”“全球出击、世界为家”的理念指导中国“商务兵团”实施走出去发展战略，才能缓解国内资金过剩、人才过剩的压力。笔者曾经撰文包装过“非洲保定村”的发展经验，同时笔者还在国家农业部《农业经济研究》杂志上发表了“变出口农业为出口农民”、“变亿万农民为世界侨民”的署名文章。目的只有一个，未雨绸缪，为中国城市化发展腾出更多的土地空间，为减少中国农民指标做更多有益的事情。我以为，搞经济不能只在自己“一亩三分地”的小舞台上“哼着地方小曲”就知足了，如果未来不能在全球化经济大舞台上“大唱国际歌”那是不行的！就企业而言，自己的生意做不大，产品销不远；就国家而言，仅在96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舞台上做足13亿人发展的大文章是很困难的，而实施走出去战略，在全球大舞台上解决13亿人的发展问题也就万难不难了！

综上所述，有关“中国经济过热”之说，既需要有多种的解决方案，又应该有更科学的量化指标。只有这样，我们在治理宏观经济中才能更加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