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汽车产业向电动化、智能化与网联化深度转型，国际分工格局正经历系统性重塑。这一变局为中国与全球南方市场的汽车产业合作提供了全新契机。中国在新能源汽车制造、智能化应用及数字生态构建方面已形成体系化先发优势，而全球南方市场在关键矿产资源、增量消费市场与产业升级需求方面与中国形成显著互补。在外部环境日趋复杂的背景下，推动全产业链深度协同，是提升我国汽车产业全球化水平、塑造全球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

　　立足禀赋走差异化发展之路

当前全球汽车产业加速范式转换，传统汽车工业强国在既有优势领域仍具较强惯性，但在新型比较优势的核心维度上，面临不同程度的结构性压力。相比而言，全球南方市场凭借资源禀赋与市场潜力，在新的分工体系中占据日益重要的战略位置，逐渐形成了从资源端到消费端的全链条分工体系。

东盟国家表现出较强的产能承接与市场转化优势。凭借在资源禀赋（镍、橡胶、锂等）、年轻化人口结构与政策支持等方面的综合优势，泰国、印尼等国正成为新能源汽车区域制造枢纽。

　　图为在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第43届东盟峰会五菱汽车服务站拍摄的五菱新能源车Air　ev。新华社记者　徐钦　摄

在要素禀赋上，东盟以印尼的镍资源为核心，实现了从原料出口到精炼加工的产业链升级。印尼是全球最大的镍储量国，并通过建设多个关键矿产加工园区，成功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动力电池中游制造的战略支点。麦格理集团分析报告指出，2025年上半年，印尼镍产品出口额已超越煤炭，结构转型成效显著。

在制度供给上，泰国通过“EV3/EV3.5”等阶梯式激励政策，构建了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并通过有关要求倒逼产能本地化，吸引了比亚迪、长城等企业建立全工序生产基地，推动新能源产能快速增长。

在市场转化上，东盟电气化进程呈现跳跃式特征。2025年，越南电动汽车渗透率已达约40%，印尼、泰国亦超越美国等传统市场。在市场牵引下，当地产业形态正从组装向系统集成升级，随着宁德时代、比亚迪等电池项目的落地，集“制造枢纽”与“消费市场”于一体的区域性绿色产业走廊正在形成。

中东、拉美、非洲等地区则依托资源禀赋与市场潜力，寻求差异化定位。

中东凭借资本优势进行战略布局。沙特阿拉伯以主权投资基金主导布局未来汽车技术，旨在快速嵌入全球产业价值链的高价值环节。沙特公共投资基金（PIF）成为美国电动汽车企业Lucid　Motors的最大股东并推动其在当地建厂，同时联合富士康创立本土品牌Ceer，快速构建了从投资到生产的产业闭环。此外，PIF与韩国现代汽车合资建设年产5万辆的工厂，标志着其从资本输出向实体制造能力的实质性过渡。

拉美则依托资源赋能价值链延伸与产业升级。“锂三角”（玻利维亚、智利、阿根廷）地区凭借全球过半的锂资源储量，正从单纯的原料出口向精炼加工等产业链中游攀升。例如，阿根廷矿业国务秘书路易斯·卢塞罗在“南美锂业研讨会”上发言指出，阿根廷的锂碳酸盐产能在2023年至2025年间增长逾两倍，显示出其作为矿产资源国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加工制造能力的明确趋势。

非洲的竞争优势目前主要体现在人口结构与市场增量上。该地区汽车保有量基数低、年轻人口占比高，预示着巨大的长期消费潜力。同时，许多非洲国家在钴等关键电池矿产上的储备，为未来将资源禀赋与本土市场相结合、发展区域性产业提供了可能。虽然当前制造基础薄弱，但其市场潜力与资源储备构成了独特的后发优势。

　　新分工格局下涌现独特发展机遇

在全球汽车产业分工格局重塑的历史节点，全球南方市场的新型比较优势为国家层面的产业能力升级、价值链攀升提供了战略契机。全球南方市场在新的分工格局下展现出独特发展机遇。

首先，绿色资源价值的重估为全球南方市场提供了产业升级的条件。随着全球碳中和进程加快，掌握关键矿产资源的全球南方市场迎来从原材料供应国升级为绿色制造枢纽的机遇窗口。以拉美“锂三角”地区为例，其依托锂资源储量优势，积极引导产业链向下游延伸，发展锂盐加工、电池材料加工等环节，旨在提升其在全球电池产业中的价值份额与话语权。印尼的“镍链”升级是另一典型案例。据国际能源署报道，凭借全球最大的镍矿储量，印尼政府通过一系列政策，吸引外资建设镍铁冶炼、湿法冶炼乃至动力电池工厂。例如，宁德时代与印尼国有公司IBC合资建设的锂电池项目，即致力于构建从采矿、前驱体到电芯的本地化产能。2024年，印尼确定多个聚焦镍加工的国家级产业园项目，总投资规模近400亿美元。这一进程显示，通过“政策引导+外资技术”的双轮驱动，资源国能够快速切入动力电池制造这一绿色价值链的核心环节。这种以资源撬动产业升级的模式，不仅增强了全球南方市场自身的经济韧性，也为构建更加多元、稳定的全球绿色供应链提供了新的支点。

其次，产业跃迁机遇空前显著。电动化与智能化变革大幅降低了汽车产业的后发进入门槛，使具备一定工业基础的全球南方市场获得了跨越式发展的窗口。泰国、巴西等国正依托现有制造基础，通过承接技术转移与产能合作，快速构建本土电动汽车生产体系，推动产业从简单组装向全工序制造升级。其中，泰国推行“30@30”政策（该政策旨在确保到2030年国内生产的汽车中有30%为电动汽车），成功吸引比亚迪、长城汽车、上汽名爵等企业落地整车产能，巩固了其作为东盟最大汽车生产国的地位；巴西则通过调整关税等政策，引导比亚迪等企业从半散装件组装向深度本地化制造转型。由此可见，部分全球南方市场已经借助绿色制造技术突破传统锁定效应，逐步向价值链中高端环节延伸。

再次，人口红利与数字化基础为智能化和生态创新提供支撑。全球南方市场年轻人口占比高，数字化接受度高，为培育本土智能出行生态提供了优质的用户土壤与市场场景。近年来，中国品牌在东盟新能源汽车市场占有率明显提升，其核心竞争优势正是领先的智能座舱、AI交互等数字化体验。同时，东南亚拥有全球领先的移动出行活跃度，格拉布、Gojek等本土网约车与共享出行平台已深度融入日常生活，为智能汽车提供了规模化的应用场景与数据入口。这为中国车企通过“出行即服务”模式进入市场，从单纯销售车辆转向运营服务生态，提供了成熟的商业化路径。这种基于庞大年轻用户与活跃数字生态的市场结构，正转化为持续的数据积累与服务创新能力，有望支撑全球南方市场走出一条与传统汽车产业迥异的发展道路。

最后，区域经济一体化创造协同效应。《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非洲大陆自由贸易区等自贸安排有效降低了区域内贸易壁垒，促进了汽车产业链的区域性整合与优化布局。以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为例，其大幅削减了汽车零部件关税，推动形成了紧密协作的区域生产网络。RCEP生效后，产业链协同效应显著增强，中国对东盟的锂电池及相关产品出口额从2021年的35.05亿美元快速增至2024年的55.11亿美元，2025年前11个月已达68.28亿美元。这反映了核心电池材料与中间品贸易的迅猛增长及产业链合作的深化，是贸易便利化带来实质性成效的体现。区域一体化有助于全球南方市场突破单一市场局限，通过协同合作形成规模经济，从而增强其在全球产业链中的整体议价能力与竞争优势。

　　各方须合力化解结构性挑战打通产业升级路径

与此同时，也需注意，当前合作路上面临多重现实挑战。全球南方市场的绿色产业发展面临基础设施、产业能力与生态体系等结构性制约，这些因素将直接影响其产业升级路径。

　　图为工人在江苏扬州亚星客车总装车间内作业。2025年，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开通首条100%电动公交线路，当时投入试运营的12辆纯电动公交车由中国扬州亚星客车公司制造。新华社记者　李博　摄

一是充电及能源基础设施短板制约市场规模化推广。在东南亚等主要市场，充电网络覆盖不足与标准不统一并存，严重制约了新能源汽车的普及速度。从覆盖密度看，充电设施建设普遍滞后。即便在泰国等发展较快的市场，其公共充电桩数量与中国相比仍有数量级差距，直接抑制了消费需求释放。例如，根据罗兰贝格测算，泰国2024年公共充电桩仅约1.2万个，而中国同期已超过300万个。从技术标准看，市场割裂抬高了出海成本。东盟、拉美等地尚未建立统一的技术规范，不同体系下的多套充电标准并存且互不兼容，导致车企需针对不同市场进行重复的硬件适配与软件调试，因而显著增加合规成本、影响用户体验。此外，能源基础设施薄弱是更深层的制约。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约6亿人口缺乏稳定电力供应；印尼等东盟国家也存在电网覆盖不足、电力短缺的结构性瓶颈，这从根本上限制了充电网络的规模化建设与运营。

二是本土制造与供应链能力薄弱，难以支撑价值链深度参与。一方面，全球南方市场在关键矿产供应上优势明显，但对高附加值加工与“三电”（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技术的掌控力不足。例如，尽管“锂三角”占据锂资源储量优势，但锂盐精炼及电池材料深加工环节仍主要依赖进口；印尼虽主导全球精炼镍产量，但其电动车制造仍高度依赖外资与技术，产业链主导权有限。另一方面，本土制造体系与供应链协同能力较弱，难以形成自主可控的价值链。泰国、越南等国的核心零部件本土化率偏低，关键电子元器件几乎完全依赖进口；巴西汽车产业长期以半散装件组装模式为主，本地零部件制造基础薄弱。巴西发展、工业、贸易和服务部数据显示，“三电”系统的本地化率普遍不足10%，其中电芯100%依赖进口。根据“巴西新工业计划”，2026年电池本地配套率目标仅为3%。通用件采购方面，巴西地区的比亚迪、长城工厂预将在2027年实现50%的供应链本地化率目标。非洲情况更为突出，刚果（金）虽拥有全球约55%的钴资源，且贡献了全球约75%的采矿产出，但整车制造能力几乎空白；南非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唯一具备完整汽车制造能力的国家。总的来看，全球南方市场在“资源禀赋”与“制造能力”之间存在明显断层，这制约了其在全球新能源汽车价值链中向高附加值环节的攀升与自主升级。

三是新能源汽车生态体系不完善，制约消费者信心与市场深化。新能源汽车的普及依赖于金融、保险、后市场及二手车流通等配套服务的同步成熟，而全球南方市场在此方面存在系统性短板。在金融服务上，中国车企在当地的消费信贷与融资租赁体系布局普遍滞后，主要依赖利率较高、审批较慢的本地银行，这在价格敏感的市场中构成明显竞争劣势。东盟能源中心市场调研报告等指出，东盟地区消费者对于汽车金融成本高度敏感，高购车成本是抑制东盟各国消费者购买电动车的首要因素之一。在保险服务上，针对电动车的专属产品稀缺且保费高昂，主要源于电池损毁等新型风险的定价数据不足。此外，东南亚过半消费者将高额保费与不确定的二手车残值列为购买核心顾虑。在后市场服务上，具备电动车软件诊断、“三电”系统维修能力的专业技师严重短缺，导致维修难、成本高。这些因素进一步影响了电动车需求。这些生态环节的缺口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新能源汽车拓展全球南方市场的现实瓶颈。

四是技术人才结构性错配，制约产业升级深度。新能源汽车与智能化发展急需软件、算法、电池管理及数据架构等复合型人才，但全球南方市场在此类关键领域储备普遍不足，且现有技能体系与产业新需求存在显著脱节。以泰国为例，其汽车人才长期由日系车企培训体系主导。丰田汽车自20世纪90年代起持续开展系统培训，培养了大量技术人员，但技能核心集中于发动机、燃油系统等传统工艺。面向新能源“三电”系统、控制算法、软件功能等新领域，则缺乏适配的能力基础。据国际劳工组织等机构数据，东南亚汽车产业约60%至70%的工程技术岗位仍以燃油车技能为主，掌握电池与智能化技术的工程师比例不足15%。这种人才结构的滞后，不仅削弱了本土技术消化与创新能力，也直接制约了售后服务、智能化部署与产业链本地化水平的提升。

五是关键矿产地缘博弈加剧，制约全球南方市场开展自由产业合作。全球南方市场虽坐拥全球多数关键矿产储量，但部分发达国家通过规则与金融工具制造制度性壁垒，对全球南方国家构建稳定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资源基础构成了潜在制约。

推动要素互补向制度化协作转变

中国在新型比较优势各维度形成的先发积累，与全球南方市场所掌握的关键矿产资源和增量市场，构成了从原材料保障、技术研发、绿色制造到智能化生态的全产业链互补格局。推动这种互补关系由要素互补向制度化协作转化，是全球南方在汽车产业链、价值链重构中提升战略主动性的现实路径。

一是深化区域一体化对接，优化制度环境。依托RCEP、中国-东盟自贸区、非洲自贸区等区域合作平台，推动汽车及零部件市场关税、非关税壁垒的降低。建立中国与全球南方市场间的产业对话机制，定期协商市场准入、投资便利、政策激励及标准互认等议题，形成稳定的政策预期。联合制定多边风险应对准则，针对地缘博弈和关键矿产供应安全，实现制度性保障和产业链可持续发展。

二是共建跨境产供链，提升价值链参与度。结合中国在“三电”及高算力芯片等核心技术优势与全球南方市场的资源禀赋和制造基础，建设“资源—材料—部件—整车”一体化跨境产业园。通过印尼、泰国、巴西等重点国家园区的合作，推动中方技术输出与联合生产，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借助多边合作框架，建立独立的ESG（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评价体系，提升全球规则话语权，提升绿色供应链韧性。

三是强化本地化能力建设，促进产业升级。通过合资企业、技术合作和跨国培训联盟，提升全球南方本土制造与研发能力。中国企业可在当地设立研发中心和培训平台，开展产品适应性研发（如热带气候、电力波动、不同道路环境的技术适配），并提供电池、电控及自动驾驶技术培训，形成可持续的技术能力积累。同时，鼓励当地初创企业参与智能出行及绿色制造创新，培育本土技术创新生态。

四是推动产业链“抱团出海”，培育本土绿色出行生态。引导龙头企业以及在充电桩、汽车金融、保险、二手车流通及后市场等领域的产业链企业同步建设以新能源车为中心的配套服务网络，释放消费潜能。鼓励企业输出中国在智能座舱、车联网、OTA升级等领域的成熟经验，结合本地出行平台（如Grab、Gojek），打造可持续的数据和服务生态。通过场景驱动的技术验证，利用年轻人口及城市交通场景进行产品迭代与服务测试，加快本地智能化能力成长。

五是完善基础设施与标准对接，降低市场准入摩擦。通过多边合作框架与开发性金融平台，推进跨国公共品投资。在东南亚、拉美和非洲电网薄弱地区推动储能系统、补能网络建设，为新能源汽车推广创造条件。推动充电接口、电池安全、智能驾驶及远程升级（OTA）等技术标准互认，降低车辆及服务落地成本。配套发展型金融、跨境融资和绿色债券支持，加速基础设施建设和服务体系完善，实现产业发展与金融政策协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