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日，联合国贸发会议在厦门举办的第十八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期间，发布2015《世界投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和中国南南合作发展报告（投资卷）。《报告》显示，全球投资流动放缓的大趋势下，发展中经济体尤其是中国的地位正愈加凸显。与此同时，全球在实体经济领域的投资不足，虚拟化快速发展已经成为值得重视的现象。

专家表示，在全球投资格局以及规则都在提速重构的背景下，中国应该以加速推进高标准BIT谈判等形式积极参与，提升全球投资规则制订的话语权。

乏力全球投资增长缓慢

《报告》显示，受全球经济增长脆弱，投资者面临不确定性增多及一些地区地缘政治风险加大的影响，全球FDI流入量继2013年小幅反弹之后，2014年显著下降16%，为1.23亿美元。

具体而言，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体FDI流入量再创新高，非洲与上半年基本持平，拉美有所下降，流入转型经济体的FDI也大幅下降，其中，俄罗斯的FDI流入量下降近70%。

“自全球经济危机以来，恢复增长路径一直是坎坷不平的。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的情况不同，经济增长已经趋于恢复，国际贸易也在持续地增长，但是在国际投资领域一直波动，增幅不大。”联合国贸易和发展组织投资与企业司司长詹晓宁在《报告》发布会上表示，2014年全球外资流动的水平已经接近2009年以来的最低点，全球投资下滑的态势令人担忧。

展望今后几年，全球FDI流动前景谨慎乐观。《报告》预计2015年全球FDI流量上升11%，达1.4万亿美元。2016年及2017年，全球FDI有望达到1.5万亿美元和1.7万亿美元。

多位参会企业家表示，全球制造业正面临三大趋势包括利润变薄、竞争加剧、人工成本变高。格力空调董事长董明珠也认为，制造业是一国经济的重中之重，实体经济是国家经济的主力军，在当前背景下，传统制造业遇到了一些困难，需要企业家们耐得住寂寞。

东方电气(行情13.56+4.95%,咨询)董事长斯泽夫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制造业正面临市场需求的减少以及因此导致的竞争加剧，此外，全世界企业都已经进入利润变薄的时期，中国人工成本的增长可能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

凸显中国投引资增长全球瞩目

《报告》显示，2014年，流入发达国家的FDI持续低迷，全年下降28%，为4990亿美元。而美国的排名也因美国威瑞森公司回购股份事件，使其排名从此前的第一位下滑至第三。而在此同时，流入发展中经济体的FDI达6810亿美元，上升2%，达到历史最高水平，发展中经济体占全球FDI流量的比例也达到55%。

在此背景下，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外资流入国。数据显示，2014年，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达1290亿美元，较上年增长4%。

同时，联合国贸发组织对全球主要跨国企业的调查显示，仍有28%的跨国企业将中国视为最具有吸引力的目的地，排名第一。

值得一提的是，与吸引外资相比，中国的对外投资增长更加引人注目。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对外投资大幅增长15%，达116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和中国香港，居全球第三位。

在发展中国家的对外贸易中，中国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詹晓宁介绍，近年来，亚洲地区由外国直接投资和国家贸易驱动的产业梯队转移与升级仍在不断演变，呈现出超越“雁阵”的模式特征。其中，中国成为区内最大经济体以及重要的贸易、投资国。中国对外投资不仅投向区内相对高收入国家，也大量投向低收入国家，已成为东南亚、中亚很多低收入国家的主要投资来源国。

本世纪以来，中国对外投资飞速增长。上世纪90年代，中国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比例约为18:1，2004年上升至11:1，而到2014年时，这个数据已接近1:1。

詹晓宁表示，如果将大陆在港企业的对外投资以及第三地融资再投资也包括进来，中国对外投资将超过吸引外资，已成为资本净输出国。

与会专家表示，中国对外投资起步较晚，因此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其投资增长仍有较大潜力。数据显示，2014年底，中国对外投资存量仅相当于GDP的7%，远低于美国的36%，也低于东亚国家的21.4%的平均水平。

而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稳步推进，中国对外投资在今后几年有望继续保持较高的增长，并逐步成为中国产业升级和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量。

参与国际投资新规则制订应有我

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同时指出，国际社会修订新一代国际投资规则的努力持续进行，2014年至少有50个国家和地区在重申或修订其国际投资协定范本。

专家提醒，中国企业在“走出去”之前要特别关注各国最新版本的国际投资规则。中国贸促会贸易投资促进部部长林舜杰此前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指出，目前不熟悉不了解投资所在地各种规则已经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面临的最大挑战。

据了解，目前国际投资规则共由3000多个投资协定组成。目前，许多国家通过制订新的投资协定范本或商签新的投资协定，试图制订新一代国际投资规则。

而在目前近2900个双边投资保护协定（BIT）中，给予准入前国民待遇的国际投资协定总量仍然相对较少，占比仅为10%左右。据了解，采用准入前国民待遇的主要是欧美等国家为代表修订的高标准新一代BIT。目前，中美、中欧BIT谈判均采用准入前国民待遇作为谈判的基础和框架。

詹晓宁对此点评称，目前进展较快的中美BIT如果能够谈成，对国际投资规则的制订将产生重要影响，标志着中国参与国际投资规则进入新起点，中国正在从全球投资规则的接受者逐渐转变为制订者和主导者，话语权也应该进一步增强。

对外经贸大学FDI研究中心主任卢进勇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新一代BIT是在经济全球化进一步深入发展的新形势下出现的，除了倡导投资保护和促进以外，还增加了产业开放与自由化的内容，因此对于推动国际投资在更多行业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对中国而言，新一代BIT所包含的准入前国民待遇、负面列表清单、竞争中立政策等原则比较新颖，这些原则的落实和推行不仅涉及外资管理模式的改革和产业领域的扩大开放，更涉及宏观经济管理体制、开放型经济体系、产业政策、所有制结构和国有企业改革等深层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