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清统一台湾，次年即开放海禁，民间丝绸贸易从此取得了合法地位，对日贸易盛况空前，赴日唐船急剧增加。实行海禁时，平均每年赴日唐船为37艘，开海的前5年，即增加到年均96艘，为海禁时的近3倍。而且增长幅度极大，开海禁当年为24艘，次年即达73艘，以后3年依次高达102、137、144艘，前后增长了471%。
日本用以交换丝绸等商品的除了少量的刀、海产等，绝大部分为银、黄金、铜。早在清初的1648年到1672年的25年中，唐船自日本输出总额共32万余贯，其中白银一项就近20万贯，约占总额的61%，其余9%为黄金，货物仅占30%。从1672年到1685年的12年中，唐船又自日本输出银共72400余贯，每年平均5900多贯。据1708年长崎官方报告，从1648年到1708年的60年中从日本流出的黄金约达2397600两，白银达374220余贯；从1662年到1708年的46年中，铜流出达114498700余斤。清朝开海禁的最初五年船数最多。若按每年而论，其时流向中国的日本银、铜也最多。
面对数量激增源源而来的唐船及随之而来的银、铜、金、大量外流的严重入超的局面，日本政府采取种种措施限制唐船赴日。贞享二年（清康熙二十四年，公元1685年），清开海禁的次年，即规定与中国贸易银额为6000贯。3年后因唐船仍然激增限制贸易不能奏效，又将赴日唐船定为70艘。元禄十年（清康熙三十六年，公元1697年）虽然一度增为80艘，正德五年（清康熙五四年，公元1715年）就急剧降为30艘，到享保二年（清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的10艘，逐渐限制中国贸易的规模。由于日本方面的严加限制，赴日唐船虽然并不完全如定额数，但确实迅速地在减少。据统计，康熙时期赴日唐船每年平均71艘（含载回船5艘），乾隆时期年均为13艘，嘉庆时期年均近10艘，道光前19年年均仅为8艘。赴日唐船的急剧减少，唐船所载又主要是丝及丝货，这就必然影响到丝绸的输出。但是输日华丝减少的时间与唐船减少的时间并不一致。
进入康熙时期，唐船输日华丝的数量虽然不是直线下降，但不断下降的趋势是十分明显的，而且到乾隆年间后，输日华丝更是微乎其微。乾隆三十二年、三十七年、三十八年、四十二年、五十年5个年头则全然没有输入。开海禁后唐船赴日激增，华丝减少的趋势却没有停止。这说明，华丝减少固然与日本政府因担心银铜外流而限制唐船数量及其贸易总额有关，但应该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
在清朝开海禁前，日本市场上的华丝价格就开始下跌。1649年长崎输日华丝每斤银为5.1两，1672年为4两，1699年为3.1两，1709年再下降到2.9两，1763年至1776年的年平均值为每斤2.835两，1778年至1788年年均为2.811两。导致输日华丝价格一跌再跌的原因有两个可能。一是输日华丝数量激增供过于求，二是日本要华丝的量下降。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中国对日丝绸贸易的种种事实表明，中国丝绸出口从明清之际到康熙年间的由盛转衰，其原因不能单从输出的中国一方去找，还应从输入一方的日本去找，这根本不是中国限制出口的结果，而是日方自力更生的丝绸生产、特别是生丝生产能力的巨大变化的结果，它客观反映了日本随着生丝生产的蓬勃发展逐渐减低了对华丝的依赖程度。到19、20世纪之交，中日丝绸生产格局的变化已经清晰地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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