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7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虽然重回增长，但是增速比危机前有所放缓。如果按危机前的增速计算，美国经济的体量将比现实高出10%。目前，产出差距持续扩大，反映出经济下行不仅是周期性的，也是结构性的。美国经济就像是一辆驶下了高速公路的汽车，正在较低限速的乡村道路上行驶。

哪些因素让美国经济这辆车偏离了衰退前的趋势？产出由就业率和生产率决定。统计数据表明，美国经济的生产率显著下降，虽然就业水平恢复到了比危机前更好的水平，但是就业前景受到了一些长期因素的制约。

实际上，美国的生产率下行从本世纪初已开始，此前数年由信息技术带来的经济繁荣逐渐消失。至于生产率的降低是暂时现象还是长期趋势，这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一直在争论的话题。一句话，未来的生产率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

从劳动力市场来看，财政刺激和不断扩大的货币宽松政策，带来了失业率的持续快速下降，这一点非常引人注目。随着失业状况接近自然失业率，美联储已经收紧货币政策――今年有可能加大收紧的幅度。随之而来的，未来失业率下降带来的好处将是有限的。

仅关注失业率的下降会夸大经济的复苏力度，其他一些反映劳动力市场健康状况的指标也不容忽视。衰退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劳动参与率的下降，但这个趋势显然在危机前便已出现：男性的劳动参与率在60年间持续下降，女性的增长止步于2000年，虽然整体参与率自2014年底以来有所增加，但并未恢复到危机前水平。

此外，美国的适龄劳动力增速比危机前明显放缓。这源于“婴儿潮”一代的逐渐老去。随着“婴儿潮”一代纷纷到了退休年龄，这一趋势或将持续到2030年。这很可能令经济增长减速，同时让养老体系承受重压，危及财政支撑。

对此，应作何应对？首先是提高生产率。结构性改革――包括劳动力市场、产品市场以及税收体系的改革――可以助一臂之力。虽然短期会有阵痛，但在适度的财政刺激下，有望产生巨大影响。

其次，提高劳动参与率是缩小不平等差距和保证广泛增长的核心。刑事司法改革可以鼓励企业雇佣有犯罪前科的人；家庭友好政策，如带薪假期、弹性工作制、质优价廉的育儿服务等，可以帮助家长更好地平衡工作和家庭，这也是可以让女性劳动参与率跳跃式上升的关键。

最后，老龄化是美国和很多发达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移民和养老金制度方面的改革，如吸纳年轻的专业技工、提高退休年龄等，可以在短期内缓解适龄劳动人口的不足，但从长期来看仍需财政支持。如果执行得当，这些改革可以帮助美国经济重新驶上高速公路，但在改变到来之前，道路艰难且漫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