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全球矿产资源治理的内涵与历史演进
2 全球矿产资源治理的现状与前沿热点
3 全球矿产资源治理的多维困局与中国的战略应对
近年来，全球矿业格局深度调整，国际矿业秩序正经历系统性变革，矿产资源治理与国际矿业秩序之间的互动关系成为全球治理领域的关键命题。在气候变化加剧、地缘政治博弈升级与技术革命浪潮推动的三重驱动下，矿产资源治理已突破传统的资源分配范畴，演变为涵盖经济安全保障、环境可持续发展、国际权力结构重构的复合性议题。当前，地缘政治冲突频发加剧供应链断裂风险，全球矿产资源治理正进入“规则体系重构期”与“技术标准竞合期”的历史交汇阶段。作为全球最大的矿产资源消费国与关键矿产供应链的核心节点，中国亟需从“被动适应”转向“主动塑造”，通过制度开放创新、绿色技术攻关、权益保障机制完善、资源根基夯实等多维度策略，将资源安全挑战转化为全球治理能力提升的机遇，在维护自身发展权益的同时贡献全球公共产品，在百年变局中筑牢资源安全根基。
1.1 全球矿产资源治理涵盖制度、市场和地缘三个维度
全球矿产资源治理是以国际制度框架为核心，通过多边规则协调、市场主体协作与地缘战略博弈结合，实现资源开发权责平衡、供应链韧性提升和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复杂系统。其内涵包含三个维度：
一是制度维度。国际社会已构建覆盖全产业链的多层次治理规则体系，包括调节国际关系和规范国际秩序的跨国性原则、规范、标准、政策、协议、倡议、程序等，在全球矿产资源治理中处于核心地位。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共有各类政策工具和倡议89项，15个国际组织针对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负责任采购、劳工权利、供应安全等问题，从技术援助、行业标准、投融资、研究分析等四个方面，构建了一套国际合作机制和规则体系，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国际组织、国家政府和非营利机构等四类主体制定了50余项全球采矿标准。
如《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确立的全球性框架、《采掘业透明度倡议》（EITI）、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负责任矿产供应链尽职调查指南》，以及《金伯利进程协议》《水俣公约》和国际海底管理局（ISA）有关规范公海采矿行为协议等。这些制度通过约束资源开发中的环境破坏、人权侵害和腐败行为，规范矿业企业社会责任和资源国治理实践，推动国际矿业秩序重构。
二是市场维度。这一维度包含市场运行机制与调节机制，随着技术革新与全球化深化，其复杂性持续增加。从运行机制看，技术发展推动市场价格形成机制从早期单一的供需关系驱动，逐步演变为全球供需格局、金融市场动态、宏观经济政策（如关税调整、利率变化）等多重因素交织的复合系统。从调节机制看，政策干预与市场反应的联动效应日益显著。美国对铜等金属制品加征高额关税，直接推高中国出口美国的电解铜成本，迫使企业转向其他来源采购；美欧利率差距扩大导致欧洲资本向非洲、拉丁美洲矿产项目转移，而美国贸易保护政策又吸引资本回流本土。这种“欧洲南下、美国内卷”的资本迁徙，不仅改变了全球贸易流向，更导致矿产库存分布失衡与区域供应链权力结构重塑。
三是地缘政治维度。随着矿产品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全球各国纷纷将矿产资源安全与国家安全直接挂钩。当前，矿产资源已经不仅仅受到市场行为影响，而是在治理机制上更加倾向于生产国和消费国的博弈，以及政府对供应链的主动干预。例如，2025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立即采取措施提高美国矿产产能》行政令，试图增强美国国内矿产资源供应；此前，美国还通过“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推动构建排除特定国家的供应链联盟；欧盟出台《关键原材料法案》强化本土加工能力；发展中国家则谋求提升资源附加值。这种地缘博弈与气候变化议程相互交织，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加速裂变。
1.2 全球矿产资源治理的规则演进：从国家中心主义到地缘竞合
全球矿产资源治理的历史演进可划分为四个主要阶段，其特征均与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技术发展及环保意识密切相关（表1）。
第一阶段：殖民掠夺主导的国家中心自由放任期（18世纪60年代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始至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此阶段全球矿产资源治理处于无规则真空状态，治理主体仅为单一殖民宗主国。西方列强通过殖民扩张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的矿产资源进行单向暴力攫取。如日本自“九一八”事变至投降期间，系统性掠夺我国煤炭、铁、铜等十余种矿产资源以支撑其工业生产与侵略战争；欧美国家则大肆掠夺非洲金矿、钻石及热带经济作物（如橡胶、棕榈油）。这一阶段资源开发技术由欧美垄断，治理目标主要聚焦于宗主国资源获取最大化，原住民权益、环境破坏与社会成本往往被忽视。
第二阶段：主权觉醒与治理规则萌芽期（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20世纪90年代初）。二战后冷战开始，全球形成以美苏为中心的两极对峙格局，矿产资源治理开始向多边化转型。标志性事件是1962年联合国通过《自然资源永久主权宣言》，首次从国际法层面承认各国对本国资源的绝对控制权，推动发展中国家资源主权意识觉醒。能源领域率先建立治理机制：1960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成立，代表生产国协调石油定价；1974年国际能源署（IEA）成立，代表消费国保障能源安全。二者构成早期能源治理体系的“双支柱”。但此阶段矿产资源治理局限于能源领域，而非能源矿产缺乏统一规则，治理主体虽由国际组织与主权国家共同构成，但机制碎片化、约束力弱的问题突出。
第三阶段：多元主体与可持续治理形成期（20世纪90年代初至2010年代初）。冷战结束后全球化加速，矿产资源治理进入多元主体协同阶段。具体表现为：一是国家层面，发展中国家推动“资源民族主义”，巴西、加纳修订矿业法规范外资与小矿管理，南美多国推进锂矿国有化并要求本土加工；二是国际层面，联合国提出“全球治理”概念，欧盟将环境、社会与治理（ESG）标准纳入矿业投资强制要求，可持续发展理念成为主流；三是非国家层面，负责任矿产倡议（RMI）、国际采矿与金属理事会（ICMM）、采掘业透明度倡议（EITI）等非政府机构与行业倡议密集成立，推动企业责任与供应链透明化。这一阶段，治理目标从单一经济导向转向经济效益、环境保护与社会公平的多元平衡，但因不同主体利益冲突及执行机制薄弱，实际成效差异显著。
第四阶段：新能源驱动的地缘竞合叠加期（2010年代初至今）。新能源革命（如电动汽车、可再生能源）使锂、钴、镍、稀土等关键矿产战略地位跃升，全球治理呈现“地缘竞争+规则重构+技术竞合”三重叠加特征。具体表现为：一是国家联盟主导规则。美国牵头“矿产安全伙伴关系”（MSP）构建排他性供应链体系，欧盟通过《关键原材料法案》强化本土加工壁垒。二是金融化与技术壁垒。锂期货等金融工具加剧价格波动，数字技术（如区块链溯源）成为供应链控制权争夺新战场。三是标准博弈深化。非政府组织（NGO）推动矿业人权与环境标准制定，与国家、企业的利益诉求形成复杂博弈。治理主体扩展至国家联盟、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及国际金融机构，治理目标聚焦供应链安全与应对气候变化双重任务，但地缘博弈加剧、规则碎片化及技术壁垒使协调难度空前。
2.1 供应链集中化加剧能源转型风险，各国寻找资源战略新支点
全球能源转型面临深刻的资源地理悖论。国际能源署发布的《全球关键矿产展望2024》报告，揭示了一系列矛盾性趋势：2020—2023年全球锂、钴、镍等关键矿产产量增长显著（锂65%、镍25%、钴30%），但短期供应压力缓解的同时，地理集中化风险急剧攀升。例如，印度尼西亚通过政策扶持实现“采矿-精炼”全链条垄断，其采矿镍份额从2020年的34%跃升至2023年的52%，精炼镍份额从23%升至37%。然而，这种集中化导致供应链脆弱性陡增。2023年，全球矿产出口管制措施达48项，较2022年激增300%，且未来十年75%的锂、钴、镍供应增量仍将依赖三大生产国，极端气候、地缘冲突或贸易制裁等可能随时导致供应链断裂。
在此背景下，各国纷纷寻求资源战略新支点。资源消费国方面，美国、欧盟将供应链安全寄托于盟友间的合作，同时从非洲、中亚、东南亚、中东等地区寻求新的权益。资源富裕国如沙特阿拉伯则提出了“超级区域”的概念，以撒哈拉以南非洲作为核心板块：刚果（金）掌控全球70%的钴矿命脉，南非-加蓬-加纳锰矿联盟控制60%的市场份额，西非锂矿带的未探明储量被预估为现有储量的3倍。然而，该区域正陷入“资源诅咒”升级版：外资控制大部分矿产开采权，本土精炼产能不足，资源收益严重外流。2025年沙特阿拉伯提出三大路径重塑“超级区域”：一是技术革命。部署AI地质勘探系统与卫星遥感技术，将资源勘探效率提升40%。二是区域协同。构建跨撒哈拉数字矿业走廊，整合刚果（金）钴矿+南非铂族金属+北非稀土资源价值链。三是标准重构。推行“负责任矿产供应认证”，强制要求精炼环节碳足迹下降50%。此外，沙特阿拉伯还借助区域合作框架打破传统地缘壁垒，通过主权基金（PIF）联动非洲资源与中东资本，打造从矿山到新能源工厂的闭环体系。该区域可再生能源装机量正以每年15%的速度增长，为绿色冶炼提供基础设施支撑。
2.2 AI与“太空技术”兴起，主要经济体加速构建技术壁垒
全球矿业正经历以数字化、智能化为核心的技术革命。人工智能、区块链、5G通信等前沿技术的深度应用，加速传统矿业向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型，并引发资源开发模式与产业链分工的重构。例如，必和必拓与微软于2023年5月合作，利用微软Azure平台的实时数据分析及AI技术优化埃斯康迪达选矿厂工艺，以提升矿石回收率。2025年，加拿大PDAC年会首次将“太空技术”纳入主旨演讲，展示卫星技术、3D地球物理建模与人工智能融合形成的“智能勘探革命”，为矿产发现和矿山快速部署提供更可持续的解决方案。同年，南非国际矿业大会（Mining Indaba）设立“技术与创新中心”，聚焦智能勘探、无人开采、数字孪生等前沿领域，凸显行业对技术迭代的迫切需求。
国际能源署预测，2030年全球矿业绿色技术市场规模将突破5000亿美元，涵盖智能勘探、低碳冶炼、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然而，随着矿业数字化、智能化技术与产业的快速发展，全球主要经济体围绕技术主导权的战略竞争逐渐进入白热化。例如，欧盟委员会在2025年4月发布了“人工智能大陆行动计划”，加之在2月巴黎人工智能行动峰会上提出的“投资AI”计划，试图通过2000亿欧元的投资重塑技术生态，重返全球人工智能竞赛场。在特朗普全面发动贸易战的背景下，围绕新型顶尖技术的地缘政治博弈必将进一步加剧。
2.3 资本风险跃居行业首位，欧美资本迁徙重塑全球资源供应链权力结构
全球矿业正经历资本约束与政策博弈双重冲击下的深度变革。安永《2025年全球采矿及金属行业十大业务风险与机遇》显示，资本问题以显著增幅成为矿业公司的首要风险，2023年行业融资额同比下降4%，资源枯竭风险首度跻身前四（图1）。这一趋势迫使投资者强化资金审查，75%的受访者要求矿企优先保障资本纪律与回报率。麦肯锡预测，2035年前全球需投入5.4万亿美元来维持矿业产能，其中加工环节（尤其是镍、锂精炼）投资占比将超越传统采矿，偏远地区基础设施配套成本加剧融资压力。多个国家通过政策松绑吸引投资：美国政府推动制造业回流，简化采矿审批、重启关停矿山以保障关键矿产供应；加拿大延长勘探税收抵免政策两年，并公开了对矿业项目的资金支持清单；沙特阿拉伯以税收优惠吸引矿产加工投资；智利、印度、土耳其等国家强化矿业招商。
政策竞速加剧区域投资吸引力分化。弗雷泽研究所《2024矿业投资吸引力排名》显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包揽投资吸引力前三，亚洲排名全球第二低，非洲多国位列吸引力最差的十个国家。同时，美欧等西方国家在矿业资本流向上显著分化：一是欧洲资本南移。受美欧利率差距扩大影响，欧洲出口信贷机构（ECA）和开发性金融机构（DFI）对撒哈拉以南非洲及拉丁美洲采矿、加工和精炼项目的投资意愿更加强烈。二是美国资本回流。特朗普再次当选美国总统后，通过升级贸易保护主义政策（如提高贵金属进口关税），使本土铜、锂及稀土项目投资受益，从而减少原本流向拉丁美洲及新兴市场的资本。此外，地缘政治风险可能进一步加剧全球矿业投资的区域割裂。例如，韩国、日本和欧洲原始设备制造商（OEM）开始评估在美投资的域外政策风险，资本流动正从经济效率主导转向地缘政治优先。
2.4 战略性资源控制权争夺升级，政策与储备双轮驱动加快重构全球矿业产业链
全球主要经济体正通过“政策工具箱+储备杠杆”组合拳加速争夺战略资源控制权：一是政策工具强化本土控制。美国依据《国防生产法》，将锂、石墨列为“国家安全优先物资”，并授权政府直接注资本土项目；欧盟《关键原材料法案》（CRMA）规定，被认定为“战略项目”的可以简化许可流程，其中开采类项目许可证审批流程最长不超过27个月，而加工或回收类项目的审批流程最长不超过15个月；日本宣布为日资企业的关键矿产矿山和冶炼项目提供50%的成本补贴；沙特阿拉伯则推出1.82亿美元的勘探激励措施，旨在发展国内采矿业，开发丰富的磷酸盐、金、铜和铝土矿矿藏。二是同步升级储备机制。根据伟凯2025年1月发布的《矿业与金属调查》(Mining & Metals Survey)报告，韩国政府为保障本土电池供应链启动了氢氧化锂和碳酸锂战略采购计划；美国国会也对建立国家关键矿产储备表现出极大兴趣。如果美国国会通过相关法案，并且美国市场相比其他主要经济体显示出更强劲的增长趋势，美国储备铁矿石价格可能成为期货市场中高流动性商品的基准价格。其他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尤其是欧洲国家，也可能借鉴美国经验形成相关政策。政策与储备的协同效应加剧了资源民族主义，印度尼西亚、刚果（金）等资源国正通过出口限制和国有化政策反制，形成“控制权争夺-反制措施”博弈闭环。
2.5 全球能源转型遭遇关键矿产供应链危机与绿色规则博弈下的路径分化，加剧了政策不确定性
能源转型使得国际社会对气候变化与资源高效利用提出迫切需求。如2025年南非国际矿业大会将“绿色矿产战略”与“脱碳减排”列为核心议题。绿色转型已成为各国资源政策的核心导向，但仍面临分化挑战。发达国家通过立法构建绿色壁垒，如欧盟《关键原材料法案》明确要求供应链碳足迹透明化，美国《通胀削减法案》将清洁技术补贴与矿产供应链脱碳挂钩，而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通过税收优惠鼓励企业利用可再生能源。欧美企业还通过技术联盟加速布局，如必和必拓加入中国宝武发起的全球低碳冶金联盟，共同研发氢能炼钢技术。新兴经济体则加强海外合作和投资，推动可再生资源的使用。例如，刚果(金)卡莫阿铜业与中企合作建设全球领先的光储电站，助力矿区可持续发展并减少碳排放；秘鲁主要通过税收激励、能源结构目标调整和技术联盟促进国际合作、推动本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沙特主权财富基金计划到2030年向中国新能源领域投资近500亿美元，目标是到2030年使用可再生能源满足本国50%的电力需求。
尽管行业领军者在能源转型中取得较大进展，但依然任重道远。2024年12月，沙特阿拉伯发布的《塑造矿产的未来》报告指出，在电池价值链中，到2040年非洲、里海、中东、大洋洲和南美洲的电池产能总和不足全球的1%。毕马威《全球金属和矿业展望2024》报告指出，近年来，金属公司开始了一项规模空前的脱碳投资计划。例如，力拓（Rio Tinto）、必和必拓和博思格钢铁（BlueScope）正在联合开发澳大利亚首个炼铁电熔炉试点工厂；瑞典钢铁公司（SSAB）和Electra财团正竞相开发一种无需使用焦煤或化石燃料就能生产铁板的工艺，若在商业上取得成功，钢铁业将迈向近零碳排放。不过，目前仅有28%的企业将脱碳完全融入战略，34%的企业仍处于起步阶段。
鉴于美西方对电池金属的支持政策具有不确定性，相关风险尤为突出。2025年1月，美国特朗普政府暂停《通胀削减法案》（IRA）并削减对电动汽车和充电站的支持、放宽对化石燃料汽车的监管和环保审查等改革举措，给瞄准美国市场的电池金属生产商带来风险（图2）。欧洲电动汽车需求放缓，并且转向与中国电池制造商合作，也反映出电池金属初级制造商对政府支持政策不确定性的担忧。
2.6 “消耗在西、污染在南、短缺在东”的三角困局，使现有治理体系无法调和增长与公平的根本矛盾
全球资源分配失衡正将可持续转型推向系统性危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发布的《2024年全球资源展望》报告揭示了这一数据鸿沟：高收入国家以占全球16%的人口消耗53%的工业金属，其人均材料使用量是低收入国家的6倍，人均气候影响达10倍；过去50年，中高收入国家的资源使用量增加了1倍多，而低收入国家的人均资源使用量和相关环境影响自1995年以来几乎没有变化。通过全球贸易体系，高收入国家将大部分环境负担转嫁至中低收入国家，形成“高消耗-低代价”的转嫁机制。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报告指出，刚果（金）钴矿开采贡献了全球70%的产量，但本国仅获得5%的产业链价值，却承担64%的矿区生态退化影响。矿产资源逐渐呈现“消耗集中于西方发达国家、污染主要发生在南半球发展中国家、短缺问题凸显于东亚地区”的全球分布与利用失衡格局。
资源使用模式的不公平与低效已严重阻碍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UNEP强调，必须将这种不平等作为全球可持续发展努力的核心议题，推动在地球资源限度内实现全民体面生活的公正转型。尽管在联合国环境大会（UNEA-5.2）上，成员国通过了关于金属和矿产可持续管理的决议，但要实现消费和生产系统更快速、更全面的转型，仍面临诸多障碍，现有变化的速度和规模远未达到要求。另外，据伟凯律师事务所调查，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成为影响采矿和金属行业的压倒性因素（图3），该行业有演变为无序分裂市场的趋势。这与UNEP揭示的系统性挑战形成呼应，凸显实现资源可持续管理的复杂性。
3.1 全球矿产资源治理“碎片化”与中国面临的复合型困局
一是美西方国家规则霸权下的治理范式压制。美西方以“矿产安全伙伴关系”构筑排他性体系，企图推动矿产资源供应链“去中国化”。近些年，美国频繁调整关税政策，对我国战略资源进口成本、交易成本及矿产运输、供应节点等产生连锁反应。2025年3月，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立即采取措施提升美国矿产产能》行政令，试图通过“战时法律工具+市场干预机制”组合拳改变全球关键矿产供应格局。西方国家主导的ESG评级机构在评估企业海外矿业投资时，将“人权”议题与劳工、社区权益等深度绑定，并对不同国家企业采用差异化评价标准，导致中国企业在国际融资和市场准入中面临歧视或不公平待遇。
二是资源国政策摇摆加剧供应链动荡。主要资源丰富国家通过国有化政策、限制原矿出口、提高本土化加工比例等手段强化资源主权，导致全球供应链波动。例如，拉美“锂三角”国家推动锂矿国有化；非洲国家要求在当地建设冶炼厂以获取产业附加值，刚果（金）与赞比亚联合推进“铜矿经济特区”，并通过立法要求国际投资者将30%的利润用于本地基建和技术培训。这些变化反映了全球资源治理格局中新兴经济体话语权的增强，使得中国企业在海外获取权益矿时面临更高的经济成本和政治风险，并加剧了资源进口的不可控性。
三是国际组织治理乏力加剧地缘政治博弈。多边机制在权力博弈中面临中立性挑战，有时成为大国协调利益的平台。以世贸组织（WTO）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系在关键矿产领域已难以调和矛盾。2023年10月—2024年10月，全球新增贸易限制措施覆盖贸易额达8877亿美元，其中大量涉及矿产出口管制和技术壁垒。国际海底管理局（ISA）不具备较强约束力，美国则制定平行法规（《深海海底硬矿物资源法》），引发深海采矿地缘政治竞争。同时，世界银行暂停津巴布韦锂矿贷款迫使中资企业承担“替代融资”风险。个别国家将国际组织工具化的行为加剧了全球矿产治理的复杂性，中国在现有多边贸易框架（如WTO）下面临诸多挑战：需应对因部分资源国环保标准差异引发的供应链环境风险，同时需抵制单边关税对规则的破坏；而在自主推进的合作倡议（如“一带一路”）中，则需克服资源民族主义、政策变动及环境合规压力，以及由美西方主导的ESG标准差异化对待引发的融资障碍。
四是国际金融资本与跨国巨头主导矿产资源定价权。跨国矿业巨头通过资本和技术优势垄断资源定价权，例如全球铁矿石市场被四大巨头（力拓、必和必拓、福蒂斯丘金属集团和淡水河谷）控制70%以上的份额。此外，西方企业通过全产业链布局（从勘探到深加工）挤压中国企业的利润空间，而中国在海外权益矿开发中常面临技术壁垒，以及日益趋严的环保压力，在全球矿产定价权争夺中面临结构性弱势。
3.2 中国参与全球矿产资源治理的战略突围路径
针对个别大国主导规则体系的压力、资源国政策摇摆、国际组织治理乏力、跨国资本垄断定价权、技术壁垒深化等多维困局，中国需以“主动治理”替代“被动应对”，确立“塑造规则、突破壁垒、保障权益、强基固本”的战略思想。该思想以“国内能力提升为根基、国际规则塑造为引领、全球网络协同为支撑”，旨在破解外部围堵的同时，推动全球矿产资源治理向公平、可持续转型，最终实现从“被动适应规则”向“主动塑造规则”、从“保障自身安全”到“贡献全球公共产品”的跃升。具体突围举措如下：
一是制度创新破解美西方规则压制与国际组织治理乏力困局。针对美西方通过“矿产安全伙伴关系”构筑排他性体系、国际组织工具化等问题，首先，联合发展中国家共建包容性规则体系。依托“一带一路”倡议、金砖合作机制，与非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的资源国共同制定“绿色矿业发展标准”，将资源国发展权（如本土加工比例、收益再投资）与环保诉求（如碳足迹核算、生态修复责任）纳入统一框架，对冲ESG标准的西方中心性倾向。例如，与刚果（金）、印度尼西亚等国共建“关键矿产治理伙伴关系”，在勘探许可、出口管制等领域形成协同政策，降低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政治风险。其次，强化多边机制中的制度性话语权。以国际海底管理局（ISA）改革为突破口，联合新兴经济体提出“深海资源开发利益共享”方案，打破发达国家对深海采矿技术专利的垄断；在世贸组织（WTO）框架下发起“矿产贸易与可持续发展”专项谈判，推动将资源国环境治理成本纳入贸易规则，改变“消耗在西、污染在南”的不公平转嫁机制。再次，创新风险共担型投资机制。通过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平台，将矿业投资与东道国基建（矿区铁路、电网）、民生（职业教育、社区医疗）项目捆绑，建立“投资-就业-税收”联动模式，降低资源国政策摇摆风险。
二是技术革新应对技术壁垒与产业链挤压困局。针对美西方技术封锁与矿业智能化转型需求，需重点突破三大技术方向。首先，推动关键矿产开发利用技术突破。设立国家“卡脖子”技术专项，重点攻关锂云母提纯、稀土永磁材料回收、适应复杂海况作业的深海采矿机器人等技术，形成自主知识产权体系，并立法保护我国战略性矿产资源关键核心技术。其次，构建绿色技术国际化合作网络。在非洲（如南非）、拉丁美洲（如智利）、东南亚（如印度尼西亚）布局“风光储一体化矿山”示范项目，输出光伏+氢能冶炼技术，推动当地矿山脱碳。再次，加速数字化转型。在国内推广“智能矿山”建设，实现大型矿山100%数字化覆盖（如实时数据采集、AI选矿优化）；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输出数字化解决方案，构建“中国标准+本地适配”的全球矿业数字化生态。
三是权益保障应对定价弱势与政策波动困局。针对跨国资本垄断定价权、资源国政策波动等困局，需重点提升三方面能力。首先，构建全球矿业大数据中心。整合资源储量、价格波动、技术专利等数据，开发“矿产供应链风险预警系统”，实时监测出口管制、地缘冲突对中国进口的影响，为企业决策提供精准支持。其次，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结算试点。依托上海期货交易所，扩大锂、钴等关键矿产期货交易规模，推动“中国价格”成为亚太区域基准；在刚果（金）铜钴加工基地、印尼镍矿贸易中试点人民币结算，逐步扩大至“一带一路”资源国，对冲美元汇率风险；联合资源国设立“矿产资源开发基金”（如中-非矿业基金），以股权合作形式参与当地矿山开发，绑定长期利益。再次，深化本土化合作，增强与资源国的合作黏性。在非洲（如刚果（金）钴矿）、拉丁美洲（如智利锂矿）建设“资源开发+精炼+就业”综合基地，要求投资项目的部分利润用于本地基建和技术培训，增强资源国对中国合作模式的认同，降低资源国国有化政策冲击风险。
四是强基固本提升国内资源保障能力。战略突围需以国内资源保障能力为基础，重点推进两方面工作。首先，强化国内增储上产。加快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科学编制全国矿产资源“十五五”规划，在重要成矿带和重点矿区开展深部找矿；推广“探采一体化”模式，缩短矿山开发周期，提升本土供应能力。其次，完善“探产供储销”全链条体系。推广绿色开采技术（如无废矿山），提升资源回采率；完善储备体系，扩容钨、锑等“小金属”国家储备库，建立锂、钴等新能源矿产“政府储备+企业商业储备”双轨制，确保应急供应能力；优化供应链布局，在云南、广西等边境地区建设“矿产资源枢纽园区”，整合东南亚、南亚进口资源，形成“进口-加工-分拨”一体化枢纽，降低国际运输风险；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矿业跨国公司（如中国五矿、紫金矿业），形成“勘探-开采-加工-贸易”全链条控制能力；建立“矿产安全应急平台”，统筹协调储备投放、进口调节、替代技术应用，确保极端情况下关键矿产供应不断链。
作者简介：汪恩满（1986—），男，安徽省枞阳县人，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工学硕士，主要从事矿产资源管理、经济、政策研究。
通讯作者：董馨阳（1999—），女，河北省廊坊市人，中国自然资源经济研究院研究实习员，国际商务硕士，主要从事矿产资源经济政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