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赵燕青专家相继发出了搬迁国家行政中心的呼声
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赵燕菁认为：“北京目前的城市结构‘单中心＋卫星城’的空间布局已经无法适应城市高速发展的需要，这一基本判断近年来已逐渐成为各方面的共识。刚刚完成的《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在首都发展史上首次明确提出，北京的城市结构要从单中心转变为多中心。这一关键性的判断，使得本次总体规划有可能成为北京城市发展史上的最引人注目的一次重要规划。现在，总体规划的编制已经全面展开，但是，对如何实现城市从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并没有形成清晰的思路。”
赵燕菁的评论刊登在今年７月出版的《北京规划建设》杂志上，题为《中央行政功能：北京空间结构调整的关键》。这位留学英国、在中国城市规划界极为活跃的青年学者，坦率发表了自己的见解：“实现城市单中心向多中心转变的潜台词就是，北京目前以老城为核心的母城不再是惟一的城市中心。要做到这一点，毫无疑问，目前密集在老市区的‘中心功能’（而不是‘辅助功能’）要分解出去”，“我的观点是，以中央行政办公为核心的部分‘首都功能’应当是此次空间结构调整的重点。”他的文章直接针对了自己所在的单位、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在为《北京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所完成的报告中的一些提法，即“建国５０年来，天安门、人民大会堂、中南海作为国家的象征已经成为一种定势在国民心理；国家首脑机关与国务活动本身不再需要大规模的扩大办公场所；国家首脑和国务活动本身并不经常的大量活动，与古城其他职能的冲突并不严重；此外，首脑机关的国务活动的搬迁所需要的经费可能高达数以亿计，从现实看实无必要。”报告由此得出结论：“建设首都区的概念既不符合国民心理和政治需要，也不具备必要性。”同时又称，“在保持国家首脑机关和国务活动中心不变的前提下把中央政府的办事机构相对集中建设”，但“不一定在２０２０年的总体规划期限内”。
赵燕菁认为上述结论及其理由值得商榷，中央行政功能的外迁，不会对首都的“心理定势”功能产生任何影响，恰恰是行政功能与庆典功能空间上的分离，可以减轻周期性的庆典功能对经常性的办公功能的干扰；首都功能并非只有“国家首脑机关”，作为一个大国，与中央行政功能相关的，都应当是“首都职能”。
随着中国大国地位的提高，国际组织的总部和跨国机构的中心，势必会迅速增加。经济的发展也会带来许多准行政的全国性机构增加，即使中央自身新增的行政办公需求也不在少数。现在老城已经不敷需要的办公单位，需要调整、置换的用地总量也是十分庞大。如果再加上全国各地政府和机构的驻京办事机构，未来２０年内实际需求会相当惊人。此外，国务活动的规模和频率绝非现在可以想像。且不说像里约热内卢全球高峰会那样数十位甚至上百位国家元首同时到达，就是像上海亚太首脑会议这样的小型峰会，北京接待起来都会极为吃力。作为全国的神经中枢和大脑，北京的效率降低并不仅仅影响首脑机关，而且会在整个国家的经济流程中成倍地放大。至于“首脑机关的国务活动的搬迁所需要的经费可能高达数以亿计”，赵燕菁表示，这样的说法早已被全国许多城市的新城建设实践所反驳。在老城扩张行政功能，因涉及大量拆迁等问题，一点也不节省，甚至成本更高。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城市开始通过行政中心迁移来引导城市结构调整，但却不一定会带来经济损失，规划得好，还会产生巨大的效益。现有行政部门在老城占用的土地往往价值连城，转让后不仅足以补偿新办公楼的成本，而且足以抵偿在新区的征地。至于带动新城土地增值的效益就更加明显。实践证明，在市场条件下，新城建设不仅意味着巨大的成本，同时也可以带来巨大的产出。
他认为，没有中央行政职能的调整，就不可能有北京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当然并非建议把全部的中央行政职能和相关的机构一起都搬迁出去，如果那样的话，北京一夜之间就会变成一座空城。有一种观点认为，可以把中央的一些附属部门，或者是新增的部门搬出去，而政府行政功能的主体，仍然留在主城区。这一构思本身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放到北京战略结构调整这个更大的背景下，这一思路就显得不足了，因为它难以起到带动北京这个千万人口级别城市结构转变的作用。赵燕菁建议，中央外迁机构的级别要尽量高，如人大、政协、高法、高检、国务院机关最好，至少也应当是财政部等核心政府部门。他个人倾向于在通州长安街延长线方向发展新的中央行政办公区，这有利于行政职能的分期迁移和水平分工，这一地区对外交通便利，其自然条件也有利于形成壮丽的首都区景观形象。
他在空间上划出了北京四个分工不同的发展象限：主城以紫禁城为核心，发展旅游、商业、金融等功能；通州为行政办公中心，主要为首都的国际和国家功能服务；亦庄和永乐新城，将同天津、河北一起建设世界级的工业发展轴线；大兴则作为未来发展的战略备用地。
相隔半个世纪的话题
赵燕菁的文章使中央行政区的调整成为一个公开的话题。文中还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２００２年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北京高度控制评估报告》草稿出台时，几乎所有参与此事的领导和专业人员都同意北京需要调整城市结构和改变行政中心，但后来大部分人的思想都有不同程度“转变”或至少是“变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感到中央行政中心搬迁“不现实”。所谓不现实，并非技术上的原因，而是对上级意图的揣摩——中央政府可能不喜欢这个方案。现在，“谁都不愿意捅破中央行政功能需要空间分解这层纸”。赵燕菁对此评论道，“我感到中央甚至可能还不知道行政区搬迁的建议，这个建议就已经被规划师自己放弃了。因为，大家都认为中央不可能接受这个建议，尤其是在中央最近为抑制经济过热大规模查处地方政府建设行政办公设施的今天更是如此。这就相当于一个医生猜想病人绝对不会接受开刀这一最佳解决方案，于是干脆不提，转而推荐效果较差的保守疗法。但是这种拖延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相反会使病人耽误彻底治疗的最佳时机”，“我们应当做的，就是像一个负责任的医生那样，把不同治疗方案的利弊解释清楚”。刊发这篇文章的《北京规划建设》杂志，是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主办的，这家单位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清华大学共同担纲此次总体规划的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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