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与我国东部沿海地区相比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这就是边疆地区独特的地域文化。笔者认为其特色有二：一是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约占整个西部人口的30%以上。二是宗教色彩比较浓厚，主要是伊斯兰教和佛教。这两个特点是我国在西部大开发中必须正确处理和充分利用的。
一、中亚伊斯兰经济圈和印度东南亚佛教经济圈
我国西部边疆少数民族众多，占到全国少数民族的80%，其中蒙古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塔吉克族、回族、藏族、傣族、苗族、等等。这些少数民族由于历史的地缘的文化的因素，绝大部分信仰宗教，在我国的信教自由宗教政策保护下，边疆地区历史上就与我国边境外的其它国家建立商品交易，如汉唐的丝绸之路就穿梭于西域各古国之间。随着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的逐步深入，与边境接壤国家间的贸易活动日益活跃，逐渐形成了具有西部特色的带有一定宗教色彩的地方区域经济，笔者通过考察和研究，认为：目前最有代表性的是西北地区的伊斯兰经济圈和西南地区的印支那经济圈，这两大经济圈在未来的西部大开发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西部大开发离不开西部市场的大开放，而搞活两大经济圈则是西部大开放的关键所在。
据史书记载，古代中国西域地区共有36国，随着历史演化发展分裂为50多个小国。
其中，葱岭（帕米尔高原）东侧的绿洲城邦之国有疏勒（新疆喀什）、于阗（新疆和田）、龟兹（库车）、焉耆（库尔勒）、鄯善（楼兰）、乌孙（伊犁）以及莎车、精绝国、车师、杆弥、姑墨国等。葱岭西侧有大宛国（乌兹别克）、康居（撒马尔汗）、罽宾（克什米尔）、石国（塔什干）、碎叶（吉尔吉斯）大夏（阿富汗）、身毒国（印度）、安息（伊朗）、大月氏（巴基斯坦）、大食（阿拉伯）等。其中本来生活在敦煌、祁连山之间的大月氏，皆因公元前209年，北方匈奴冒顿单于打散了大月氏民族，其中一部份越过葱岭西迁到大夏阿富汗、巴基斯坦一带的游牧部落，最终发展壮大成为雄据西域，吞并大夏，濮达、罽宾、喀布尔、印度河，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贵霸帝国。这一切皆为后来在该地区广泛传播伊斯兰教和利用占丝绸之路传播佛教奠定了大一统的基础。
伊斯兰经济圈是由中国大西北地区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省区，以及中西亚的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孜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土库曼斯坦、伊朗、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家和地区组成。在伊斯兰经济圈内，中国西北地区是少数民族较为集中的一地区，其中有撒拉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保安族、塔吉克族、回族、东云族等10个少数民族信仰伊斯兰教，与中亚、西亚等国家具有共同的民族习惯和宗教信仰。西亚国家盛产石油，并以石油为其主要出口产品，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亚洲16个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的国家中，西亚就有11个。靠石油发财的科威特、沙特阿拉伯、阿联的人均GDP甚至超过美、日等发达国家，分别占到世界的第一、二、三位。但是，这些国家由于国内经济基础薄弱，劳动力严重不足，加上市场狭窄，不得不把大量卖石油赚来的钱投向海外。其中大部分的钱不是用于投资，而是用于物质消费。因此，中国西部地区与西亚国家开展国际经济合作，可以吸引海湾产油国家巨额石油外汇来从事大规模的西部资源开发的经济建设。原独联体国家国民经济结构与中国西北地区有很大的互补性，发展双边经济合作能使双方得到较为理想的利益。中国西部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是同圈内各国进行国际经济贸易合作的良好基础。然而遗憾的是目前西部10大信仰伊斯兰民族地区非旦没有吸引中西亚石油富国来消费投资，反而这些少数民族挣了钱想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花钱出国到沙特麦加去朝圣。对此，西部省区政府应尽快想办法借重10个民族信仰伊斯兰教的优势，吸引更多的中西石油富国参于中国的西部大开发。
印度支那佛教经济圈是由中国西南部的广西、云南、贵州、西藏等省区和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孟加拉、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等国家和地区组成。目前这些国家虽然比较穷，仍然以农业为主，生产力水平低，技术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进出口贸易十分有限，但是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旅游资源，与我国的西南部的经济发展状况十分接近，具有良好的合作前景。
两个经济圈是我国开拓沿边国际市场的“窗口”，具有鲜明的宗教特色，在经济发展中应注意发挥这方面的潜力。让宗教信仰也为经济服务，这对政府一贯坚持的宗教政策，在维护边疆社会稳定和发展有良好的作用。
二、成吉思汗时代三次西征的价值
据巴拉吉尼玛等人所著的《千年风云第一人》书中描述：成吉思汗是震憾全球的历史名人，对整个世界来说，他死后的影响远比他生前更大。可以说，这位蒙古巨人已经超越历史时空，冲破国家和民族的界限，成为今天经济全球化时代的让世界关注的新闻人物。最近，美国最有影响的媒体《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分别评成吉思汗为“千年风云第一人”、“千年伟人”。笔者认为，成吉思汗的传奇一生在诸多历史名人中最具有现代意义和经济价值。对中国走向世界，西部大功率开发具有现实意义。
最近，蒙古国著名学者什• 毕拉教授经过多年的文献研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成吉思汗最早提出了“全球化”概念，并把“全球化”当作一种理论指导局势和行动，贯穿于所有征服活动中。
当年，成吉思汗的20万铁骑冲出了亚洲踏进了欧洲大地，将半个地球归属于他的统治之下，以武力将自己的政治主张扩大到全球各地。他开辟“驿路”，设置“驿骑”，把驿站延伸到西域。设置了钦察道、波斯道等国际交通网，远到波斯、叙利亚、俄罗斯和欧洲各国，连接了世界各地。蒙古帝国还把达鲁花赤派往他们的统治地区，推行黄金家族的一套政治制度，力图建立蒙古帝国的国际新秩序。一个时期畏兀儿蒙古文成了世界文字，象今日的英文一样通用于被占领的国家和地区。1206年蒙古帝国所制定的“忽里勒台”制度是当今社会的民主选举制的原始形态，当时这一制度迅速传到了被征服各国，在他们的政治生活中产生了积极影响。
毕拉教授说，经济全球化趋势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鲜明特点。随着各国间全方位交往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世界自由贸易的日臻完善，成吉思汗当年执着实施的“打破此疆彼界”、“和平自由通商”等全球化战略得到了公认和发展。但是现在的全球化与过去不同。那时候的全球化是以武力强行推行的，而现今的全球化是以和平的方式靠思想智慧促进的；那时候是通过驿站实践全球化，而现在是靠电子网络实现全球化的。我们要加速发展全球化，决不能用武力，也不能以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冷战”的方法推行全球化。我们主张以先进的思想文化、科技力量推动全球化，特别要关心不发达国家，帮助弱小民族发展经济，尽快摆脱贫穷落后。
韩国著名学者金钟日说：“大地是人类的家园，我们只有一个家园，这是当今人类‘全球化’的新概念。然而，‘全球化’起源于成吉思汗的大统一。”他在最近出版的《千年历史人物》一书中写道：成吉思汗的经济政策是当今世界经济一体化的雏形。……成吉思汗在其统治的广大地区，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以及宗教信仰、思想各个方面实施了开放政策。就众多宗教和教派而言，在当时的世界各地，只有成吉思汗统治地区才能够平等、共存。成吉思汗的开放政策是当今世界国际关系发展趋势的先行。
成吉思汗是历史上最早建立全球化运输联络系统的人，这就是闻名与世的蒙古驿站通讯联络系统。蒙古军征服地域辽阔，为保持远征军与大本营之间的通信联络的畅通，成吉思汗首先组建了号称“箭速传骑”的世界上最好最快的通信兵。这支通信兵训练有素，直接由成吉思汗四狗之一进勒蔑指挥，他们靠沿途设的驿站，日行数百里，遇有紧急情况，日夜兼程，换马不换人，及时将大汗的命令传达到所有部队，又把前线的战况转呈到最高指挥部，从而保证了情报的及时传递和战斗的胜利。
日本学者，《成吉思汗战史》的作者仲小路彰说，当时“由里海前线到蒙古的克鲁伦河，只用了四十天的时间。”
因为有了成吉思汗建立起来的欧亚两大洲之间畅通有护路的运输线和通讯联络线，从此，彼此的疆界尽被扫除，一个完善的驿站系统，把这一辽阔领域的各个部分彼此连接起来，商人使者只要持有蒙古帝国下发的乘驿牌，就可以畅通无阻，所谓“适千里者，如在户庭；之万里者，如在邻家”。据史载，蒙元时期驿站多达1333处，作为辅助手段每二十里设急递铺。所以，战线长达欧亚两洲，能够做到“脉络顺通，朝令夕至，声闻必达”。美国《华盛顿邮报》说：在网络还未出现的700多年前，成吉思汗就打开了全球信息交流。可以说，成吉思汗的驰马驿站是当时通讯的最佳最快形式，是当今世界英特网的前奏。美国传记名家哈罗兰姆说：“这是人类之间最广大而开放的一次握手。” 元朝中外交通比历代都发达。军行万里，绝塞孤征，全赖驿站的道路畅通。正如著名史学家白寿彝著《中国交通史》所讲：“元时武功超越前代，远征军足迹所至，东至于高丽及日本海，西服中央亚细亚、大食、波斯，以及欧罗巴之东部，北及于北冰洋，南达印度洋诸岛。因而，元时中外交通之盛，亘古未有，而中外文化之交换亦以此时最为繁频与深刻”。由于蒙古军三次西征，以几十万铁骑兵和无数攻城器材车辆，开辟了通往中亚、西亚、东欧的道路，设置驿站，天堑变通途；又由于海外贸易，开辟了中外航海线。
横跨欧亚的三条丝绸之路是成吉思汗祖孙三代三次西征的产物。第一次西征是成吉思汗于1219年率领23万军队西征花剌子模王国，征服了辽阔的中亚地区及波斯一部。随之，哲别、速不台二将军率领三万军队于1223年进入南城，在迦勒河战役中战胜了俄罗斯诸侯和钦察人的联军10万人。这次西征为建立横跨欧亚、空前未有的大蒙古国奠定了基础。成吉思汗并对四位皇子进行了分封。长皇子术赤封地为钦察汗国；次皇子察合台封地为察合台汗国；三皇子窝阔台封地为窝阔台汗国；四皇子托雷掌管大蒙古国本部。
第二次西征是1235年，由继任大蒙古国的窝阔台汗召开忽里勒台会议（最高国事大会），在会上决定由成吉思汗的诸皇子各支孙子中年长者率领15万军队远征钦察和俄罗斯，由术赤的次子拔都担任统帅，大将速不台为军师，经过几年作战，到1243年攻占了俄罗斯、波兰、匈牙利、西里西亚、摩拉维亚、斯洛伐克、捷克等国。
1243年初拔都回到了伏尔加河下游，以萨莱城为首都，建立了蒙古四大汗国之一——钦察汗国，其疆土东起额尔齐斯河与窝阔台汗国接壤，西至多瑙河（包括新征服的摩尔达维亚等地）。南部辖有克里木半岛和高加索，开辟了通往中国的国际交通——钦察道。俄罗斯各公国每年向钦察汗国缴纳贡税，成为藩属达240年。萨莱地处欧亚北路交通要冲，起到直接沟通欧亚交通的重要作用。
第三次西征是大蒙古国第四任汗蒙哥于1252年即位后，派其弟（成吉思汗孙）旭烈兀统率十万大军西征波斯，经过撤麻耳干，征服了木剌夷国，进兵巴格达，灭掉阿拔斯王朝；1259年进兵叙利亚；1260年攻陷阿勒颇和大马士革城。旭烈兀通过西征，在波斯地区建立了蒙古四大汗国之一——伊利汗国，建都帖必力思，其疆土东起阿姆河与察合台汗国为邻，西至小亚细亚土耳其，北邻钦察汗国，南至阿拉伯海，开辟了中国通往波斯的国际交通——波斯道。地处欧、亚南路要冲，曾为东西交通作出过贡献。
成吉思汗及继承者在统一蒙古和中国的战争中，全盘接收了原有的交通网，在统一战争中将中原与征服的各国、各地的交通连接起来，然后根据国计民生与贸易往来的需要新建、开辟、沟通了一些新的交通网和邮政网。
元朝第一次在我国历史上实现了全国范围内的大一统，带来了中国历史上第三个建设网络交通高潮，元代疆域空前扩大，与汉唐时期疆域比，扩大1000多万平方公里，而且控制程度也超过汉唐盛世。交通网络进一步拓展。以大都（今北京）为中心通向腹地地区和全国各行省，修通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内地与边疆之间，构成了空前开阔的全国道路网，还建设了钦察道、波斯道等国际交通网，远达波斯、叙利亚、俄罗斯和欧洲国家，驿站运输空前发达，真所谓“凡在国土，皆置驿传，星罗棋布，朝令夕至，声闻毕达。”
成吉思汗建立的四个汗国，即钦察汗国、察合台汗国、窝阔台汗国、伊儿汗国的封地正好是我国西北部的俄罗斯、独联体国和中亚等国，他的子孙已经与当地的人民融合在一起，与我国西北部地区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由于成吉思汗子孙通过三次西征灌通了三条丝绸之路，所以他为中国西部大开发奠定了西部跨国商品流通大市场的硬件基础。
三、 认祖归宗的东干人
“东干人”在许多中国读者的心目中或许还是一个陌生的字眼，一些人只知道它是苏联少数民族之一，其实东干人的根在中国。说起最早的东干人，可追溯到19世纪60～70年代。那时甘肃、陕西、宁夏一带发生了反清回民起义，左宗棠统领的清军对起义军进行了残酷镇压，于是白彦虎为首的起义军残部6000～7000人被迫忍饥挨饿、翻山越岭，越过边界迁到了当时的俄国——今天的中亚各国，屈指算来已有120多年了。目前中亚东干人总人数约在10万～12万。主要分布在楚河两岸，其中最集中的村落主要分布在哈萨克斯坦（营盘、新渠、江尔帕克一提别）、吉尔吉斯斯坦（米粮川、啃葫芦、红旗）和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卡尔•马克思农庄等）三国。前两者分别有东干人4万～5万，后者约2万。
来自中国西部黄河、渭水流域的东干移民，放下刀枪铸剑为犁铧，他们给中亚各国游牧民族带来了中原地区传统的农业生产技术。他们本来大多是农民，失去了祖辈耕种的土地，更加珍惜土地和新开垦的家园。100多年来他们开垦荒地、改造沼泽、挖渠引水、精耕细作，取得了丰硕的果实。东干人种植的水稻、棉花、蔬菜、瓜果不仅质量好，而且产量高，深受当地各族人民称羡和推崇。许多蔬菜品种是中亚当地民族没有见过的，东干人喜食的辣子、韭菜、黄豆、茴香、南瓜、甜瓜等品种至今哈萨克人还按东干方言称呼它们，他们也向俄罗斯人学会了种植西红柿和马铃薯。
文化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生产斗争和社会实践中产生的，是民族智慧的结晶和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东干人做为一个外来的移民群体既保存了中华传统文化精髓，又有选择地吸收了伊斯兰文化、斯拉夫文化以及突厥文化的一些优点和长处，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干文化。
东干人最初只有语言没有文字，汉字在长期流涉过程中已经失传。东干语主要是作为口头语代代流传，其中保存着很多陕甘方言一样的特殊词汇和读音，例如吃馍称为喋馍，喝水读做喝水（fei），休息叫缓（huan）一下（ha），老婆叫婆姨，朋友叫联手……。东干语汇中也有了很多外来词，例如电话（телефон）、电视（телевизор）、收音机 （радио）、汽车（машина）、集体农庄（калхоз）、党（партия）等均来自俄语。1927年，曾有过一套用拉丁字母拼写东干文字的方案，但未能推广。直到50年代，东干人开始使用38个俄语字母来拼写中国西北方言，形成了一套东干文字，可以说这是汉语拼音化的一种尝试。他们使用东干文字编写出了课本，创办了报纸，出版了书籍，兴办了学校，并坚持了东干语广播。东干族出了大批的优秀人才，其中有将军、部长、诗人、作家、院士、教授、演员和一大批博士、副博士，这是东干人重视教育、以教育为本、大力提高全民族的整体素质的结果。今天东干人已成为中亚地区以至全中亚文化水平最高的少数民族之一。东干人一般都会说两三种语言，对内都用东干语交流，对外则一般都会说两三种语言，如俄语、哈萨克语、吉尔吉斯语、乌兹别克语等。东干语汇中至今还保留着晚清时期在陕、甘、宁一带流行的方言特色，例如把政府官员称作“大人”，把政府称作“衙门”，领导称为“上头”。东干人把中华传统礼俗保存的极为完整，这在婚丧嫁娶中表现的尤为突出。举行婚礼时东干新郎要穿长袍马褂，戴礼帽，插红花，披红绸，近年来已改为穿西服，戴礼帽，打领带；而新娘却至今盘头结发，凤冠霞帔，着长袍，戴披肩，脚上穿着绣花软底鞋，几乎和国内戏曲中旦角的穿戴一模一样。
东干人又是虔诚的穆斯林。他们恪守教规，重视礼仪，讲究道德。他们勤俭节约，慷慨公正，诚实守信，重视家庭，尊老爱幼，乐于助人。这些好的品质在中亚地区有口皆碑，为其他民族所公认。更难能可贵的是东干人的团结协作精神。往往是一家有事全村帮忙，不管是盖房子还是婚丧嫁娶，“添油”帮忙、送礼道贺成为风尚。有时为了帮助一个素不相识的同胞甚至可以越过国界奔波几十公里，体现了极强的民族凝聚力。此外东干人与中亚的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吉尔吉斯、乌兹别克、维吾尔等毗邻民族平等相待、取长补短、友好相处并逐步融合，充分体现了中华传统道德中“和为贵”的哲学思想。笔者认为，这个中亚颇具特色的移民群体是中华优良道德传统的继承者。关于东干文化与民族精神的特色，一位东干学研究的专家王国杰先生曾精辟地指出：“上百年来中亚东干人入乡不随俗，兼容不变质，同中有存异，多元有核心。百年里东干人与苏联社会发展同步，但却没有被同化，显示出东干人的顽强个性，也表现东干人文化的旺盛生命力。”
关于东干一词的来历，大体有三种说法：一种认为是突厥语汇的译音，意为“留住下来的人”；另一种认为东干人即东甘，也就是来自甘肃东部的意思；而一些东干族老人则认为东干是陕甘方言中的“东岸（gan）子”一词的音变和转化。或许当年人们问他们是何处人氏时，他们遥指东方说：我们是“东岸子”人，即来自“东岸”的意思。他们自已并不称为东干人，而自豪地称为“中原人”、“陕西老回”。东干人对中国、对中华文化有着极强的亲和力和认同感。他们重历史、重乡情、重民族感情。他们也续家谱、写方志，重视民族史的研究。中苏交恶近30年，时间和空间的距离使同根兄弟间产生了疏离。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政治清明和经济的繁荣，越来越多的东干人渴望回故乡寻根，渴望发展与故国的交往与合作。一位东干诗人写道：“百年谁也没去过，老爷的省；陕西也没人来，探望弟兄。……我们盼望能过去，路途太远；祈祷客人转回家。见了老陕，向众人问好呢，祝愿一片；陕西西安建设好，宏图大展。”1990年一位研究东干学的陕西籍学者到了营盘，东干人惊奇地问他从哪儿学会的东干话（即陕西方言），他说在身后还有上千万陕西人在讲这种话呢，几个东干小伙子兴奋地把他抬了起来在村子里转了一圈，并且喊着：“老舅家来人了！”他们把汉族称为老舅，这是多么动人的情景，多么感人的亲情啊！
国内的人们都知道，从北美到拉丁美洲，从东南亚到非洲，到处都有华侨、华人和华裔在生生不息，辛勤耕耘。但是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对东干人这一迁居中亚的特殊群体却鲜为人知。我们有责任对这一批炎黄子孙，中国回民的穆斯林兄弟给予更多的关注。。随着中国的繁荣富裕，现在不少东干年青人都在从事集市买卖或边境贸易。他们往往三五结伴来一趟乌鲁木齐、西安甚至北京，采购各种物美价廉的日用轻工用品，发回到中亚集市上销售。我们走马观花地逛了阿拉木图和比什凯克近郊的几个集市，那里从呢绒绸缎、服装鞋帽到日用百货，品种齐全，应有尽有，几乎全部是中国货。在市场卖货的商人中，不少是东干族。
无论务农还是经商的东干人，生活均比较富裕。走进东干人的家庭，住房宽敞，窗明几净，墙上、炕上铺挂着地毯，家用电器样样不缺。有的东干人农庄（如营盘，新渠）几乎每个家庭都安装了电话并拥有1～2辆小汽车。随着中亚地区市场经济的发展，东干家庭，大多进入了小康水平。他们是勤劳致富的典型。
我国在西部大开发中要加强与西部边疆接壤的哈、乌、吉、塔等国的合作，特别要加强与中亚东干人的联系，促进和推动中国与中亚各国的理解、交往与合作。这是因为：第一、东干人与中亚当地各民族有着血肉联系，他们既懂俄语，又懂哈、乌、吉、维等族语，不存在沟通与交流方面的障碍。第二、东干人熟悉当地的风俗民情，人文地理，了解中亚市场的特点与需求。第三、东干族很多人本身就是精明守约的商人。因而，无论从事贸易经商还是投资合作，东干人均是中国与中亚各国之间很好的中介和纽带，是我们开展国际合作的重要桥梁。此外从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社会学、语言学和比较文化学等角度对东干学的研究，也会对我国传统文化遗产的继承产生积极的影响。东干人虽是我们的亲戚和远房兄弟，但现已是中亚各国的公民，这一点在国际交往中必须引起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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