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魏晋与波斯的贸易关系
公元226年，安息王朝被推翻，波斯萨珊王朝建立。该王朝不断发动对外征服战争，向西罗马帝国、东罗马帝国先后宣战，其领土扩展至两河流域，控制了波斯湾的出海口；向东击败贵霜帝国，将印度西北及里海以南的广大地区纳入其版图。因而，波斯不但控制了“中国通中亚细亚、西亚和拜占庭的商队往来要道，”而且“又将近东、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海上之间贸易也攫归自己掌握。”波斯在地理上控制了陆、海丝绸之路后，为获得转口贸易的充足货源，便积极遣使来华，发展与中国的通商关系。据中国史书记载：从北魏太安元年（455年）到西魏废帝二年（553年），波斯使节来中国通使不下十余次。北朝对发展与波斯的贸易关系也很重视，公元525年，波斯遣使贡献狮子一头，北魏特在洛阳城为其修建一庭院名为狮子坊。北魏献文帝时还曾派使臣出访波斯，赠送给国王库思老一世天青色刺绣锦袍等物品。
北朝与波斯民间贸易规模也很可观。河间王琛任秦州剌史时曾委托商人到波斯为其购买名马数十匹。官方用马由商人代购，且一次贩运大型动物数十匹，由此可见两国贸易发展之一斑。
波斯除通过陆路来北中国外，还凭借强大的海上力量泛海至南中国。中国史书称域外船舶“以波斯舶最大”。梁中大通二年（530年）波斯使臣来献象牙。
这一时期，中国输入波斯的商品除传统的丝绸、铁器外，纸张出口逐渐增多，自公元3世纪，波斯萨珊王朝的文书已开始用纸书写了。近代以来在我国陆上丝绸之路沿线及海陆空丝绸之路相联系的广东省东英德、曲江等地区先后出土了不少波斯萨珊银币，其中有一部分属于公元3到6世纪时流通的货币，为这一时期中国与波斯贸易兴旺的状况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二、魏晋与南亚的贸易关系
这一时期，印度仍然是小国林立的状态，境内分布着数十个国家，中国史书统称为“天竺”。公元4世纪兴起于印度北部的笈多王朝与中国沿丝路往来频繁。史载，公元381年，笈多王朝遣使到前秦的都城长安“献火浣布”等物。北魏时，笈多王朝曾5次遣使到魏都洛阳，进贡骏马、金银、佛像等礼品，从中国获得丝绸等回赠品。公元425年，笈多王朝遣使自海路来到南朝都城建康献金刚指环等物。刘宋元嘉五年（428年），笈多王朝又遣使来华，送来金刚指环、摩勒金环等宝物和赤白鹦鹉各一只，并上表宋文帝说：“大王若有所须，珍奇异物悉当奉送，……愿二国信使往来不绝。”表达了笈多王朝愿与中国发展通商关系的强烈愿望。
此外其他天竺小国，如印度西北的犍陀罗国、乌苌国，中部的拘萨罗国等都曾多次遣使来华，开展朝贡贸易。《宋书•黎国传》、《梁书》中都记载：梁武帝时，有天竺国遣使奉献多种香料，并上表要求“二国信使往来不绝。”南亚岛国师子国（今斯里兰卡）与中国关系也十分密切，据《南史》记载，师子国自东晋义熙初年（405~428年）“始遣使献玉像”，后又于宋元嘉五年（428年）、十二年（435年）及梁大通元年（527年），“遣使奉贡”，并上表称“虽山海殊隔，而音信时通”，说明两国关系亦较密切。
比官方贸易更为兴盛的是民间贸易，早在三国孙吴时期，已有天竺商人来通商并定居于中国。如著名高僧康僧会，史载“世居天竺，其父母商贾，而移居交趾”。到东晋时，来华贸易的天竺商船，不仅大量见诸于沿海港口，而且还有深入中国内河、内地的。《僧传》中记载：东晋时，曾有5艘天竺商船沿长江上溯至江陵开展贸易活动。中国与天竺间商船往来相继，故当时西行印度求法的东晋高僧法显归国时，搭乘商人大船，船上载有数百名往来中印贸易的商人，由此可见中印海路贸易繁盛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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