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731部队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而由他们研制的细菌武器，却在中国战场上杀死了数百万军民。其中在鲁西战场上通过细菌战一次性杀死了42.7万人，它比南京大屠杀多加害了12.7万人。

一、代号“昭和十八秋鲁西作战”

鲁西细菌战（代号“昭和十八秋鲁西作战”）是1943年侵华日军在山东省鲁西地区实施的大规模细菌战，由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731部队创始人石井四郎策划，第五十九师团长细川忠康指挥。

1943年4月起，日军开始生产霍乱菌武器。同年8月，日军利用鲁西暴雨导致卫河泛滥之机，通过飞机撒播并掘开卫河、漳河堤坝扩散霍乱菌，洪水成为主要传播载体。据日军秘密统计，此次行动造成冀鲁豫三省交界处24个县42.7万余人死亡，形成1500平方公里“无人区”。 邱县部分村庄出现全家死绝现象，如新井头村400户死亡400人，儒林等3村10天内病死370人。日军战后销毁证据并伪造《关于霍乱停止发生的报告》，将人为疫情谎称为自然发生。

一手发动鲁西细菌战的罪魁祸首就是臭名昭著的冈村宁次、石井四郎，直接指挥者为细川忠康。日军用飞机将霍乱菌撒向卫河流域，然后掘堤传播。鲁西细菌战是日军高层的核心机密，知情者并不多，日军投降时，又极力销赃灭迹，因此，这个惊天黑幕一直掩盖了半个多世纪。

二、比南京大屠杀更为惨绝人寰的鲁西细菌战

据《中共冀鲁豫边区党史资料选编》记载：“鲁西北……出现了大面积的灾荒，冠县、堂邑公路两侧、马颊河两岸约1500公里的土地上，形成了涉及莘县、冠县、聊城、堂邑4个县10余个区1000多个村庄的40多万人口死亡的‘无人区’。”据日本军方秘密统计，该霍乱瘟疫波及鲁西地区24个县，中国平民死亡42.7万余人，再加上其他地区的间接受害者，死亡同胞不计其数。

日军实施惨无人道的鲁西细菌战，是见不得人的卑鄙行为，违背国际公约和人道主义。所以，在发动细菌战之前，就制定了严密的保密制度。日军规定，部队一律称代号，违者“严惩不贷”；细菌制造、作战活动均打着卫生防疫的幌子，作战计划、命令和汇报统统使用“隐词”、反语；对配合执行作战的海陆空军官兵也严加保密，除少数高层人员外，其余官兵包括具体操作人员均不知自己所为。

1943年8月21日，石井四郎在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召开的会议上，曾经作了关于“华北防疫强化对策”的报告。石井四郎在报告中说，因北京、山东、河北、河南等地发生了虎列拉(霍乱)，应禁止在上述区域乘车、乘船，这些地区的果物蔬菜也禁止外运。崔维志认为，这份报告使用的是隐词，发生虎列拉就是实施鲁西细菌战，禁止通行的区域即是实施鲁西细菌战可能蔓延的区域。

三、战后日本销毁证据

日军战败后，销毁杀人器具、罪证，携带相关资料率先潜回日本。1945年8月15日，具体实施鲁西细菌战的日军第五十九师团在朝鲜向苏联红军投降。实施鲁西细菌战时任关东军七三一部队军医部部长的川岛清在审判中，在事实面前，终于交代了这一罪行。1953年至1955年，在我国关押的参与鲁西细菌战的一些日军上层和具体实施者也陆续交代了发动鲁西细菌战的滔天罪行。

根据另一位日军战俘林茂美交代说，“昭和十八秋鲁西作战”由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和日军细菌战最高权威石井四郎亲自指挥。实施作战的是十二军第五十九师团，由师团长细川忠康具体部署。林茂美还供述：“第五十九师团防疫给水班，于1943年8月至9月间，在山东省馆陶、南馆陶、临清等地散布过一次霍乱菌。当时散布在卫河，再把河堤掘开，使水流入各地，以便迅速蔓延……细菌是我交给第四十四大队军医中尉柿添忍，再派人散布的。”

日军战俘菊池义邦也交代：“我作为第一一一大队机关枪分队长参加了此次行动，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实施了最为野蛮的细菌战，现承认这一罪行，并表示认罪。” 

四、日本在华主要细菌战部队与活动区域

第731部队（关东军防疫给水部） 总部：哈尔滨平房；在全国多地实施攻击。 最大的细菌武器研发、实验和生产大本营；进行大规模人体实验、活体解剖；在各地实施细菌战。

第100部队（关东军军马防疫厂） 总部设于长春。 专门研究针对牲畜和农作物的细菌武器，也进行人体实验，在中国东北等地实施过细菌战。

“北支”(甲)1855部队 总部位于北京（天坛神乐署）；在华北地区活动。 日军在华北设立的第二个细菌战基地，进行大量人体实验与解剖，在“扫荡”中频繁使用细菌武器。

“波”字8604部队 总部设在广州；在华南地区活动。 在华南地区进行细菌战研究，生产鼠疫跳蚤，进行人体解剖，并在海南等地有“谋略”活动。

湖北武汉日军“荣”字1644部队（多摩部队） 华中细菌战大本营：在武汉建立基地，进行人体实验，并在华中地区多次实施细菌攻击。 1939年部队设立；部队遗址、日本学者研究证实其生产细菌能力。

江苏南京日军“荣”字1644部队 “死亡工厂”与活体实验：部队设于原中央医院，大规模培养细菌，并用俘虏进行活体实验与解剖。 1939年建立；部队遗址、中外学者研究、幸存者及老兵证言。

五、日军对中国各城市受害细节与特点

宁波（1940年鼠疫攻击）：这是日军在中国城市进行首次细菌战“实战” 的典型案例。鼠疫在宁波市中心暴发，导致大量平民死亡。为防止疫情扩散，当地政府被迫焚烧了疫区房屋，造成了长期的恐慌和社会创伤。

衡阳与长沙（湖南战区）：湖南是日军细菌战的重灾区。其中常德在1941年遭受了类似宁波的鼠疫攻击，有非常详尽的中外学术研究。衡阳的受害与1942年的浙赣战役直接相关，日军在战败撤退时实施了广泛的细菌战，导致战后疫病流行。长沙的受害记录更多是作为湖南整体战区的一部分。

武汉与南京（华中两大细菌战基地）：南京“荣”字1644部队：规模仅次于731部队，它利用南京大屠杀的恐怖氛围，大量使用俘虏进行活体实验，其罪行与南京大屠杀的暴行相互交织。

武汉“荣”字1644部队：是日军在华中的细菌战指挥、研究和实战中心，不仅在当地进行实验，还支持了湖南、浙江等地的细菌战行动。

六、日军遗弃在中国各地化学武器40万枚

截至2024年10月，已在中国18个省份、120多个地点发现日本遗弃化学武器约40万枚。截至2025年7月底，日方已从中挖掘回收约16万枚，销毁约13万枚。处理进程被中方多次指出“总体严重滞后”。这40万枚是目前基于已发现地点做出的估算。其中，仅吉林省敦化市哈尔巴岭一个地点，估算埋藏量就高达约33万枚。

这些武器锈蚀严重，毒剂泄漏事故时有发生。80年来已造成至少近万名中国居民伤亡。例如，2003年齐齐哈尔的“8·4事件”就导致43人伤亡。

综上所述，日本除了在鲁西细菌战中毒害42.7万军民之外，还在全国各地遗弃了40万枚化学武器，至今还在泄露毒害着中国人。近日，由俄罗斯刚转交过来的日军审讯记录里面，再次印证了日本早在1940年就开始对宁波、浙赣等省市县进行多轮细菌战、毒气弹伤害众多中国人群体恶性事件，以上种种战争杀戮罪行，不加倍惩罚赔偿天理难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