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辽、金、元、清四个北族王朝中，女真人建立的金朝和满族建立的清朝属于典型的汉化王朝，尽管西方学者至今仍不肯承认这一点。女真人的汉化程度，用 “全盘汉化”四个字来概括是并不过分的。那么，同样都是北方民族，为何有的对汉族文明全盘接受，有的却持一种抵制的态度呢？所以我们首先应该解释的问题是，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了女真人的全盘汉化？
（一）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是决定北方民族汉化程度的首要因素。常见的公式是：与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的差异越小，汉化就越容易、越彻底；与农耕民族的生活方式的差异越大，汉化就越困难、越肤浅。中国历史上的北族王朝，对汉文化是采取积极接受的态度还是采取消极抵制的态度，大抵上即取决于此。
从生活方式来考虑，我们很容易理解女真人的汉化选择。女真人主要生活在白山黑水的森林地带，这种地理环境使他们与生活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有着明显的区别。建国前的女真族基本上是一个狩猎民族，他们的生活方式兼有渔猎、农耕和畜牧三种形态。需要说明的是，女真人的畜牧业与草原民族的游牧生活方式没有任何相似之处，据宣和七年（1125年）出使金朝的宋人钟邦直描述说，金源内地会宁府一带，“一望平原旷野，间有居民数十家，……更无城郭，里巷率皆背阴向阳，便于牧放，自在散居”。这是作为渔猎和农耕经济补充成分的定居畜牧业。
女真人的基本生活方式早在建国前一百多年就已形成。史称生女真“旧俗无室庐，……迁徙不常”，至献祖绥可，“乃徙居海古水，耕垦树艺，始筑室，有栋宇之制，人呼其地为纳葛里。‘纳葛里’者，汉语居室也。自此遂定居于安出虎水之侧矣”。献祖时代大约相当于11世纪初叶，从这个时候起，女真人开始定居生活，并且有了农业经济。
从文献材料中可以找到有关女真人农耕生活方式的不少证据。《高丽史》卷六靖宗八年（1042年）四月条，有东女真酋长向高丽索求耕牛的记载。金太祖天辅六年（1122年），宗翰派人向宋使马扩交待说：“传语童太师（即童贯）：昨来海上曾许水牛，如今相望甚近，欲觅千头，令送来。”这说明海上之盟时金人曾向宋朝索要过水牛。据南宋归正人介绍说，金朝初年，女真人有“每春正击土牛”的习俗，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耕牛在女真人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
关于生女真的农耕生活，宋人有这样的描述：“其地则至契丹东北隅，土多林木，田宜麻谷，以耕凿为业，不事蚕桑。”金初，宋使前往会宁府时，沿途所见的景象是：“州地平壤，居民所在成聚落，新稼殆遍，地宜穄黍。”金朝初年，专门针对以女真人为主的猛安谋克实行了牛头地制度，可见当时女真社会中普遍存在着农业经济。
建国以来的大量考古成果也为女真人的农耕生活方式提供了许多物证。在生女真的活动区域内，南起松花江，北至黑龙江，西起大兴安岭东麓的金东北路界壕边堡，东至三江平原，都发现了大量的金代农业生产工具。如1958年在黑龙江肇东县清理的一座金代城址，出土铁器700多件，其中就有各式农具50余件。 有人统计，黑龙江省境内历年来出土的金代铁器多达数万件，其中以农具最为普遍。
不过应当说明的是，直到金朝初年，女真人的农业还处在原始的、粗放型的阶段，对农业经济在女真人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性不宜估计过高。《金史》在记载金太祖称帝建国的仪式时有这样一段文字：“收国元年春正月壬申朔，诸路官民耆老毕会，议创新仪，奉上即皇帝位。阿离合懑、宗翰乃陈耕具九”，“祝曰： ‘使陛下毋忘稼穑之艰难。’太祖敬而受之”。不少论著都以这条史料为据，谓金朝建国之初即以农业为本。我觉得这个结论未免有些造次。《金史》里的这条史料源于《大金集礼》，而《大金集礼》是章宗明昌六年（1195年）由礼部尚书张暐等人编修的一部官书，据它记载，太祖完颜阿骨打称帝建国时有一套相当复杂的仪式。《大金集礼》里的这段记载，可能就有许多藻饰的成份。在金朝建国前后，渔猎经济在女真人的经济生活中仍占有很大比重，“毋忘稼穑之艰难”之类的理念，只有当后来女真人彻底汉化之后，才会从他们嘴里说出来。
根据我们所了解的女真人的生活方式来看，与其说它更接近于草原民族的游牧生活方式，毋宁说它更接近于汉民族的农业定居生活方式。我们常有一种感觉，女真这个北方民族竟没有一种自成套数的自有文化，比如像契丹人的捺钵文化那样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其实这就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问题，由于女真人的生活方式与汉人的生活方式差异不大，所以就不像契丹人那样有一套迥异于汉文化的东西。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女真人接受起汉文化来就显得非常自然和特别容易，不存在什么先天的障碍。这就是女真人全盘汉化的基本背景。
（二）移民汉地
在促使女真人彻底汉化的诸多因素中，猛安谋克的大批南迁肯定在必须考虑之列。
生女真的传统居住区域是所谓的“金源内地”。金朝初年，女真人的分布范围仅限于上京、东京和咸平府三路。后来随着金朝的军事扩张，女真猛安谋克以军事屯田的方式逐步向辽朝的领地内迁徙，不过当时尚未进入长城以南的汉地。太宗时灭掉北宋后，原本没有长期占据中原汉地的意图，所以先后扶植起伪楚、伪齐两个傀儡政权。但由于汉人的傀儡政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都无法与南宋相抗衡，于是金朝只好改变策略，对中原汉地实施直接统治。这样一来，就势必要让部分女真人移居中原。从太宗末年起，开始将女真猛安谋克大批迁往长城以南汉地，宋代文献有“金左副元帅宗维（即宗翰）悉起女真土人散居汉地”的记载，这是天会十一年（1133年）的事情。熙宗皇统初，当金朝从南宋手中重新夺取河南、陕西之后，又将大批猛安谋克迁入中原屯田，“凡屯田之所，自燕之南、淮陇之北俱有之”。这可能是金代女真人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浪潮。海陵王正隆间，为了加强对女真贵族的控制，“不问疏近，并徙之南”，除了少数安置在长城以北的北京路之外，其它均迁入中原汉地。
如此众多的女真人进入中原汉地，自然给女真族的彻底汉化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机缘。迁居中原的猛安谋克多为永久性移民。女真人原有以其所居之山川命名的习俗。及至入居中原后，便多以中原地名命名，如完颜燕京、蒲察燕京、完颜绛山、裴满河西、蒲察西京、完颜鄯阳、乌古论兖州、粘哥荆山、尼庞古华山、徒单渭河等等，这说明他们并没有客居异土它乡的感觉，一种新的乡土观念很快就已经在他们的头脑中扎根。若是与契丹人和蒙古人相比较的话，女真人确实很容易融入汉人社会。这仍然可以用生活方式来加以解释，因为汉人的生活方式与女真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才会有那么多的女真人迁入汉地并且长期定居下来。
（三）体制一元化
辽朝的汉化色彩始终不明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一直坚持实行二元政治。
金朝建国之初，朝廷中枢权力机构实行女真传统的勃极烈制度，对于所占领的辽地，也一概搬用生女真旧制。如太祖收国二年（1116年）占有辽东京州县以后，“诏除辽法，省税赋，置猛安谋克一如本朝之制”。即不管是系辽籍女真，还是汉人、渤海人、契丹人、奚人，全都不加区别，“率用猛安、谋克之名，以授其首领而部伍其人”。但一到进入燕云汉地，这套女真制度便行不通了，于是只好仍用原有的汉官制度。史称“太祖入燕，始用辽南、北面官僚制度”，就是指同时奉行女真旧制和汉制的双重体制。金初的所谓“南面官”，亦即汉地枢密院制度，故《金史》谓“天辅七年，以左企弓行枢密院于广宁，尚踵辽南院之旧”。与此相对的“北面官”，主要指当时实行于朝廷之内的勃极烈制度。
金初的二元政治存在于1123至1138年。汉地枢密院系天辅七年（1123年）始设于营州广宁（今河北省昌黎县），后迁平州，再迁燕京，一度分设燕京和云中两枢密院，后又归并为一。至天眷元年（1138年），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结束了双重体制并存的局面，这是熙宗汉制改革的结果。
熙宗朝的汉制改革，从天会末年至皇统初年，大约持续了八、九年之久。改革的内容极为广泛，涉及中央职官制度、地方行政制度、法律制度、勋爵制度、礼制、仪制、服制、历法、宗庙制度等等，除了猛安谋克制度以外，女真旧制大都已被废弃，故宋人谓金朝“政教号令，一切不异于中国”。这是金朝走向全盘汉化的重要一步。
（四）确立汉地本位
金人曾明确指出辽金两国国家本位的差异：“本朝与辽室异，辽之基业根本在山北之临潢，……我本朝皇业根本在山南之燕。”辽金两朝汉化程度的不同，这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辽朝始终坚持草原本位，而金朝在海陵王时代就已确立了汉地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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