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契丹族所创建的辽王朝（907～1125年），其活动中心在内蒙古赤峰地区。辽太祖耶律阿保机（872～926年）非常重视同西域地区的联系，先后两次率军从东部草原西征，将辽朝西部的疆界扩展到河西走廊，并且征服了分布在丝绸之路咽喉地带的诸回鹘政权，使通往辽朝上京城（故址在今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的两条丝绸古道得以畅通。辽代草原丝绸之路的北线，是由葱岭经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进入河西走廊和蒙古草原的路线。据阿拉伯人卫马西记录出使辽上京道程，他从中亚撒马尔罕出发，翻越葱岭，进入疏勒（喀什）、叶尔羌（莎车）、于阗（和田）、克里雅（且末）至沙州（敦煌），然后进入蒙古高原南麓可敦城界（蒙古国土拉河西岸巴音诺尔附近），经乌独健山（肯特山支脉）南下，经庆州（巴林右旗）到达辽上京。辽上京汉城中设有“回鹘营”，专门接待远道而来的回鹘商人。五代人胡峤所著《陷虏记》一书，还记有辽上京城外有西瓜摊贩。据瓜贩所言，西瓜是辽太祖西征回鹘时，从西域引入辽朝种植的。1995年，考古工作者在赤峰敖汉旗羊山辽墓，发现绘有西瓜等水果的壁画。我国《农业考古》1996年第1期刊登了这幅壁画摹本，称之为“中国已知时代最早的西瓜图画”。辽朝草原丝绸之路的南线，仍与唐代略同，自漠北南下经过阴山至丰州（今呼和浩特），东行至辽西京（大同），再东行至归化州（河北宣化），又分为两路：一路正东行翻越七老图山至辽中京（今赤峰市宁城县）；另一路东南行至辽南京（今北京市）。草原丝绸之路基本把辽朝的各个城市连接起来，形成了交通干线上的全方位开放格局，进一步促进了草原地区经济文化的繁荣。西域诸国的商人和使团，每3年来辽上京一次，使团的人数都在400人以上，带来大批西方珍奇物品进献。辽朝每次回赠物品的金额不少于40万贯。通过交流，西方的马球、金银器、玻璃器以及驯狮、驯象、乐舞、猎豹、瓜果、蔬菜等，均出现在今内蒙古东部草原地区，并在内蒙古东部区的辽代墓葬、壁画以及佛塔雕刻上有所体现。作为交流，契丹的商人也携带着草原和中原地区的商品，沿草原丝路万里跋涉到西域和中亚、西亚各国贸易。阿拉伯诗人尤素甫在他成书于公元1069年的长诗《福乐智能》中写道：“大地铺上绿毯，契丹商队运来中国的商品。”当时，北宋王朝无暇经略西域，与西方贸易主要走海上丝绸之路，北宋和阿拉伯商船以广州为起点，将中国的瓷器、丝绸运往西方。契丹则在陆路，通过草原丝路与阿拉伯国家贸易，进行各种交流。因此，阿拉伯人自公元10世纪起，称中国为“契丹”（Kata）。即便是辽朝灭亡以后，阿拉伯语仍然用契丹表示中国。13世纪，蒙古汗国西征中亚、西亚等地，将中国的火药和管形火器的制造和使用方法传入阿拉伯国家。成书于13世纪晚期的阿拉伯兵书《马术和军械》，仍将火药称为“契丹花”，将管状火器称为“契丹火枪”、“契丹火箭”，足见契丹在阿拉伯国家心目中影响之深远。

公元1120年，金兵攻占辽上京，辽朝覆亡。公元1124年，契丹贵族耶律大石率残部，沿丝绸之路从阴山土默川地区向西越葱岭到达中亚，建立西辽王朝，该王朝在中亚地区统治近百年时间，是中亚历史上一个重要朝代。当时，欧洲地中海沿岸讲拉丁语的基督教国家把西辽（契丹）当成中国，契丹也就成为拉丁语“中国”的称呼（Kathay）。西辽立国中亚后，与占据东欧的东斯拉夫人建立的基辅罗斯公国建立密切关系，中国内地的丝绸通过契丹转卖基辅罗斯。居住在东欧南部的契丹人，还陆续迁到基辅罗斯居住，并且充当西辽与基辅罗斯贸易的中间商，所以，当时基辅罗斯公国并不知晓统治中国的南宋和金王朝，误将西辽当成中国，故而将中国称为契丹，以致于俄语至今仍称中国为契丹（Kитáй）。辽朝在与西方交往的同时，与北宋王朝也保持密切联系，通使和贸易十分活跃。北宋著名的人物，如沈括、欧阳修、苏辙、包拯等，都曾出使辽国。辽中京专有汉人养蚕织绸，作为送给宋朝的礼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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