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移民史是从血和泪开始的。
随着五百年前欧洲资本运动兴起，跨国界的经商贸易日渐增多，许多商人在当时法律不健全的情况下，开始了大规模的非法移民。其中早期到我国东南沿海台湾、香港、澳门做生意的有荷兰人、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英国人。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西班牙和英国等西方国家做移民劳务的商人，分别从厦门和汕头非法移民数十万劳工到南北美洲和南非各国。
其中，1847年至1852年从厦门贩运出洋的华工有1.5万人；1852年后从汕头运走4万华工；另外，这个被国人指斥为贩“猪仔”的贸易，又转移到澳门进行，据有关历史数据统计，仅从澳门贩运到古巴、秘鲁的就有十几万华工。
仅1882年统计，被西方列强移民到美国西部圣弗朗西斯科，开发旧金山金矿和修筑铁路的华工就有29万人。
据有关统计表示：从1807年到1925年间，经荷、西、葡、法、英、美等国商人之手非法贩运到世界各地的华工约有300多万人。
这些非法移民活动的起因皆是从西方列强扩张时开始的，对这种远涉重洋，闷在船仓里毫无人身安全保障的大规模非法移民，中国历朝历代政府都是坚决反对的。
然而，这种由西方国家言教与身教出来的非法移民行为，却在我国东南沿海长期形成了一种前面“走出去”混得好的亲友，又勾着后面的人“走出去”发展的“偷渡”习惯。
中国近代出现过大规模移民潮。由于内战原因，中国近代以来相继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武装偷渡出境避难的人也层出不穷。其中，有陕甘宁十万回教武装被清末左宗堂平乱大军追杀到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境内的十万华裔东干人。还有康熙大帝攻打台湾时逃往东南亚各国的几十万明朝军士及家眷。
也有被解放战争刘邓大军追逐出境到缅甸、泰国北部地区的20万“国军”。上述这些大规模非法“偷渡”行为都与政局变换，避难谋生有关。
为了解决非法越境难民问题，联合国还专门成立了难民署机构负责这项跨国难题。其中，在美国攻打越南期间，联合国还专门在香港设立了一个安置越南渔船“偷渡”来的难民接待站。
上述这一切虽然与近年来中国”偷渡”到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欧洲各国的性质不一样，但是择取新的生存空间的目标都是一致的。20世纪初，曾经在中美洲古巴名噪一时的近30万华商，由于受到后来没收浪潮的冲击，到了50年代末，”偷渡”逃出古巴就有20多万人，现在古巴唐人街上只剩下几千华人。由于战争和其他因素影响，越南西贡等地曾有50万华商偷逃出境，柬埔寨和印尼也有数十万华人逃往第三国。
二、 从侨美中国移民看华人在海外的自强不息精神
在洪邮生、宋文伟所著的《美国简史》中，第一次比较详细地叙述了移民到美国的中国人在异国土地上生存、繁洐、发展的历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份研究中国移民在海外生存发展过程的宝贵资料。在美国的中国移民史可以说是中国海外移民奋斗史的一个缩影。
谁是第一个踏上美国国土的中国人呢？据考证，1847年，一位名叫布朗的美国传教士从中国带走了三名中国男青年到美国马萨诸塞州的蒙梭学院学习。也有历史学家说第一批到达美国西海岸的中国人是商人。他们带去了美丽的丝绸、茶叶和古代艺术品。还有人说最早到达美国的中国人是那些得知加里福尼亚发现金矿后去金山淘金的中国人。更有人认为华人侨美的历史可以追溯至1776年美国独立后不久，说在1785年有三个名叫亚成、亚全、亚官的中国海员在美国东海岸登陆，开始了中国人移居美国的历史。但是，毋庸置疑的是，到了十九世纪四十、五十年代，随着美国的全面发展，开发西部成了一项伟大的运动，劳动力的匮乏日趋明显，尤其是加里福尼亚发现金矿之后。于是，美国政府开始积极地吸收外来劳动力。正是在这个时候，大批中国劳工来到了美国，翻开了大批华人移民历史的第一页。因此，在“淘金热”浪潮中移居美国的中国人历来被认为是最早的侨美华人。
通常来说，贸然背井离乡跨越太平洋到美国去的中国人是需要一定的胆量，困难和阻力也是相当大的。介是，随着外国商船进入广州，带来加里福尼亚发现金矿的消息，那些雄心勃勃、想发大财的人跃跃欲试了。他们抱着发财致富的希望，以罕见的勇气，坚定的决心。冒着被大海吞噬的危险，忍受着与新人离别的痛苦，毅然离开祖国，奔赴无人知晓的目的地，开始自己的黄金梦。
令人奇怪的是，最早对加里福尼亚发现金矿的消息作出反应的是广东省一个小小的地处山区的台山地区。据记载，早期移居美国的华人绝大多数来自台山及其周围地区。如今，台山县中国“第一侨乡”之称，县内人口98万，而海外华侨及港澳同胞却多达115万。1980至1990年的十年间，平均每年约有七八千出国定居。继台山地区大批华人移美之后，广东省其他地区及福建一带也陆续有越来越多的人移居美国，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移美的高潮。
第二次华人移美高潮始于1965年美国新移民法案通过以后。这次移民与前一次大不相同了，移民的身分有了很大的变化。大多数是从台湾、香港、大陆及东南亚各国去的知识分子。还有许多人是前去与亲人团聚或断承遗产。在移居美国的知识分子当中尤以台湾去的留学生为多，每年约有二千余人。他们学成后大多不愿回去，而留在了美国，其中许多人入了美国籍，成了新移民。
在美国各地几乎都可以见到唐人街（这是旧名，华人社会一般称为“华埠”）。今日美国最大的唐人街在纽约市的曼哈顿岛东南部。然而，最早、最具代表性的唐人街当首推旧金山唐人街。
十九世纪中叶，在淘金热潮中旧金山迅速崛起。中国华工也陆续来到旧金山汇入淘金大军。早期华人居住在旧金山的萨克拉门托街，老一辈华人称之为“唐人街”。这便是最早的唐人街。这儿靠近码头，当时对既无车马代步、又不准到城市其他地区去的华人和新多民比较方便。而且当时多数华人初来乍到，语言不通，不了解当地的法律法规，更何况还受到白人的敌视和欺凌。因此，与自己的同胞聚集在一起，共对艰难，也在情理之中。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随着中央太平洋铁路的建成，原在加州其他地区谋生的华工陆续涌到旧金山，使唐人街的人数骤增，变得拥挤不堪。虽然华人聚居区已比初期扩大了不少，但是由于与外界社会甚少交往，仍维持着淘金年代的落后面貌。种族主义者又趁经济衰退造成失业人数激增，掀起了排华运动。1882年通过的排华法案禁止华人入境，也不准在美的华人入籍。自此华人更受歧视，而且屡遭暴力欺压。在生存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许多华人被迫离开美国。唐人街华人人数因此锐减。到二十世纪初，人数比十年前减少了近一半，仅剩一万余人。在此后的三、四十年中，旧金山唐人街的面貌没有根本的改观，人数也始终未有明显的增长。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美成了盟国，华人的情况开始有所改善。1943年，排华法案被废除后，华人能归化，亲属可赴美，旧金山华埠的面貌也开始改观。五十年代开始建造公寓住房，改善环境。1965年美国新移民法通过后，华埠的人口也迅速增长。如今，旧金山华埠的规模已经相当大，到处呈现出一派繁华的景象。这里的建筑物“中西合璧”，西式的建筑结构，却有古色古香的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作点缀。被西方当作中国象徵的金龙彩凤之类的装饰随处可见。橱窗里、铺子里各式货物应有尽有。中药铺参茸银耳，中式超级市场油盐酱醋、山珍海味，一应俱全。中式餐馆装饰得十分华丽，细纱宫灯垂穗，紫檀屏风描金。旧金山华埠已远胜昔日了。
中国移民在美国创建的华人国际性地区是西雅图的唐人街。如果说旧金山华埠以其历史和今日之繁华而闻名，那么，西雅图华埠则以其活跃的社区活动和与其他民族的融合而著称。
西雅图位于美国西北角，坐落在内海和靠山湖泊之间。西雅图的华人社区较之美国其他大城市的华埠要小，人口大约在三万至五万之间。但是，在集会结社以造福社区成员方面却格外活跃。他们与其他民族的亚裔美国人的交往，也比聚居较多华人的其他美国城市更为频繁。
与其他大城市一样，西雅图也有唐人街。这儿的唐人街被人们看作一个国际化地区，因为它不仅是居住在西雅图的中国人的文化和商业中心，同时也是其他亚裔美国人的文化和商业中心。唐人街的文物中，有一座亚洲博物馆，馆里展览着许多人工制品和照片，反映太平洋西北地区各个亚洲民族的历史、文化和艺术。与亚洲博物馆相邻的西北亚裔美国人剧院，演出反映亚裔美国人经历的战剧，演员的文化背景也是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西雅图的华人社区还积极创造条件为社会成员提供服务。1972年，创建了华人和低收入居民以及新移民。他们募集了50万美元，开设了一家有63个床位的养老院，来安置那些家人无力照顾的老人。同时，还建立了一些华人学校，向美籍华人的子女传受自己祖先的语言和文化传统。
此外，西雅图的美籍华人还愈来愈多地参与当地的政治和经济活动。现在华盛顿州议会和西雅图市议会中都有华人议员。1990年5月，由陈文玳女士创办、百分之百为华人投资的西雅图华盛顿第一国际银行正式开张。银行的诞生在该地区引起了极大的震动。这同时也意味着华人移民在美国创业的崭新局面。
目前，西雅图华人在不断完善自身的同时，正与当地各族裔居民一起，在各个领域中发挥着作用，为被誉为美国“西疆明珠”的西雅图的进一步繁荣昌盛贡献着自己的聪明才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华人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旅美华人已从六十年代初的20多万猛增至八十年代末的120多万，主要集中在华盛顿、旧金山、洛杉矶、纽约、芝加哥等大城市里。如果按照人才与人口之比例来比较美国各民族的名人拥有率，那么不难发现，华人人群才是美国最为杰出的社会精英。
美国现拥有12万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工程师，其中3万多为华人，而且有不少是卓有成就的著名科学家，如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李远哲，享有国际盛名的建筑师贝韦铭，“太空人”王赣骏、张福林，以及科学家吴健雄、陈省身、丘成桐、朱经武、林同炎、吴家玮、高锟等。美国华裔科技人才辈出，科技成就卓著，引起了美国和国际科技界的重视和关注。
在美国的80多所大专院校和科研机构中有10多万华人，并有相当一部分人担任了重要职务。如，美国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副主任是华裔学者王佑曾，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校长是华裔学学者田长霖，美国著名大学有三分之一的系主任由华人担任。另外，美国电脑科研中心有上千名华人，在19个部级主任中华人占了12席；美国太空研究中心也有100多名华裔科学家。
华人人数的迅猛增长和华裔素质的明显提高使华人的经济实力也大大增强，颇具竞争力。自1986年起，美国华人经济已跃居全美少数族裔之首，一批优秀华人企业家在美国经济界享有一定声望。如“电脑大王”王安博士，曾名列“美国十大富豪”之一。华人银行家蔡至勇、应行久、黄仲元、梁淑仪、陈文玳及华人企业家王嘉廉、刘立、杨雪兰、张雯、谭仲英、曾超群等，在美国金融界、企业界的知名度颇高。
随着华人经济地位的提高，华人的政治地位也有了明显的改善，步入美国政法界、军警界的华裔日益增多。在布什政府任职的华人已达三十余名，如交通部第一副部长赵小兰、白宫出口委员会副主席陈香梅、美国驻尼泊尔女大使张之香、国防部助理部长朱大卫、总统人事助理邝朝贤等。担任各州、市政府职务的华人也不少，如加州州务卿余江月桂女士、内华达州州务卿刘美莲女士、纽约市市长丁动时等。另外，钱勇杰、刘国英、付履仁、林耀平、陈绍章等华裔将军在美国军界也颇具声望。
此外，美国华人经过多年的奋斗，又克服了语言隔阂、文化背景差异等障碍，闯进了美国传播界。在美国主流社会当一名记者、编辑或电视主播员，是一份颇具吸引力的职业，但竞争也是相当激烈的。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华人人口迅速增长，文化水平大大提高，经济实力也有了增强，社会地位也得到了改善。美国许多报刊和电视荧幕上已开始出现华人的名字和形象。美国发行量最大并最具权威的《纽约时报》和《时代周刊》都有六、七名华人担任编辑和记者。美联社、美国之音之也有一些华人工作人员。另外，在美国几间大广播公司电视台还出现了数名华人主播，如前ABC电视台新闻主播董恺悌、CBS新闻主播宗毓华、旧金山RON电视台主播兼记者叶秀宁、ABC电视台知名节目“Primetime live”制作人张提华，以及《看东方》和《一个世界》节目主持人靳羽西等。她们都是在美国新闻界颇具知名度且为观众所熟悉的喜爱的人物。
这灿若繁星、光耀全球的美国华人人才群，以其卓越的成就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取得了崇高的地位。旅美华人的坚忍不拔、刻苦耐劳、自强不息，这些都是他们过人的优点。
三、现代西方国家嫌贫爱富的移民政策使中国长期失血
为了吸引世界上有财富的人和有科技成果的人，目前，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欧洲许多国家，都纷纷制定了投资移民计划和技术移民计划。这种用政策掏别国口袋，“挖墙角”草船借箭发展自我做法，确实为移民国家创造了财富，增强了国力，但同时也给移民输出国增加了经济负担。
中国近一个世纪来，仅百万富翁投资移民到国外的就有100万人左右（含台、港、澳），如果将这些中华民族骄子100年来积累的1万亿资金用于国内1亿富余劳力的社会福利保障系统，而不是被投资移民潮卷走流失到国外，那么中国人的生活质量更会有一个较大的提高。
笔者曾做过一个统计，如果一位百万富翁在国内养活100个工人，那么，100万已出境的中国富翁就能养活如今富余出来的1亿劳工。然而，事实上100万富翁走了，并没有带出相应的劳工，从而使富余劳动力留给了中国。显然，西方发达国家的投资移民政策有其鲜明的嫌贫爱富的不合理性。
随着20世纪的风云变换和近20年来的开放政策，中国内地包括港澳台在内的人到加拿大多伦多、温哥华投资技术移民已达到50万人，美国纽约、旧金山和洛杉矶等地华人更超过了200万人，另外，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太平洋各岛国的投资移民人数也接近了100万。
如果再加上20世纪以前出去到中南美洲的百万华工和到东南亚新、马、泰、菲、印尼等国的千万华商，那么，漂泊海外的几千万中华民族儿女确实为世界各国的文明进步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历史应为他们的功勋书写不可磨灭的一页。
四、对浙江“偷渡客”现象的反向思考
当今世界，一边是美国人防墨西哥、古巴人“偷渡”，欧洲人防非洲人“偷渡”，全球人防中国人“偷渡”的同时，发达国家又一边在努力推进全球经济一体化，并解决中国WTO的入世问题。这显然是一对矛盾。
通常讲，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目标，就是为了打破人财物不能顺畅流通的障碍。
为了放弃一国小的关卡主权，而获得更多国家的关卡开放大主权，英、法、德、意、西、比、荷等十五国联合成欧洲联盟，即凡是佩有蓝式徽章的“神根”签约国，其交通车辆比驶过中国各省市的路桥收费站还方便。这种畅通无阻的经济一体化，确实比过去深圳到香港排队24小时检查过关方便得多了。特别是厦门与金门之间只有两千米远的隔离水域，却要绕香港、台湾、澎湖列岛三天后才能到达。显然，这些与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格格不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笔者曾经多次提倡学习欧洲联盟经验，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台、港、澳、琼、珠、深、汕、厦八区一体化经济硅谷。
然而，美好的愿望总是与现实相差甚远，仅各国出入境签证管理上就有千差万别。例如，一直需要向各国招商引资的东欧各国，其签证之难，已让人望而却步。其中，最需要提升中俄投资贸易额的俄罗斯，有关签证把关正向越来越紧、越来越难的方向发展。迫切需要更多中国商人前往投资贸易的斯洛伐克驻华大使馆，每天让一个领事把关签证两个人。不管是烈日严寒、刮风下雨，排多少人的队，总之，跨国官僚们只能按照每天签证两人的规定执行。
试想，有这样死板教条的外交签证官挡道，那些气疯了的人不“偷渡”才怪呢，由此可见，在中国，有钱人痛痛快快花上几十万元办理一个地下“直通车”快速到达发展自我的国家也就不足为怪了。
人总是想用最简便、最快捷的方法实现自我价值。
一般“偷渡”客的自我价值实现意识都很强。他们到国外去的目的是想寻找一块更好的展现自我价值的地方。心理学大师马斯洛需要层次论的五个不同阶段的需求与偷渡客在海外的经历很相似。他们第一是解决生存需求，这是立足的基础。第二是维护生命安全需求。第三是成家，满足婚恋繁衍需求。第四是满足受人尊敬需求，就必须创业，学会赚钱。在有了钱受人尊重之后，就想往自我实现的更高层次攀登，这就是第五个自我价值实现需求。有时他们也会用些不当的过激方式来实现自我价值。如果引导得好，这是一股非常有生气，有创造性的生产力。如果挤压得不好，这些没申领到正常手续便踏上他国土地的人们，就会逐步产生恐惧、悲观、失望情绪。。这些遭受打压的“偷渡客”们就会对所在国产生报复性一旦他们长期在白天躲起来睡觉，晚上走出来打工的逆境生活中产生不平衡心理和破罐破摔的灰色心理。这些遭受打压的“偷渡客”们就会对所在国产生报复性的负面影响。但这一切并不违反人们自由选择生存空间的权力。
笔者在西班牙曾听到一位从中国“偷渡”过去的人毫不掩饰地说：西班牙人很懒，每天只知道泡酒吧喝酒聊天，而他们口中美餐许多是我们中国人两把菜刀两只手辛勤做出来的。我们是自己带钱来，为西班牙创造税收福利的。当然，我们华人中间也有害群之马黑社会，他们敲诈同胞中非法偷渡过来的人。这种自相残杀行径给酷爱中国的西班牙人留下了很坏的影响。如果，我们手持合法证件、或者西班牙政府准许我们合法签证进去，我们不但能为当地政府创造更多的财税，我们还可以理直气壮的清理门户，将那些专门敲诈非法移民的地痞流氓扭送到司法机关。但是由于“偷渡”者自己身份都不合法，所以就难管“他人瓦上霜”。
早期偷渡出去的中国人，有许多人依靠自己在国外打拼，先立足，再发展，得到了所在国的赞赏，赢得了尊敬。如浙江青田农民尹啸平是改革初期弄不到合法护照“偷渡”出去的新一代欧洲华侨，现在是该国的华商会主席。在他的帮带下现在尹家已有280多口人在法国、意大利、瑞士、波兰、罗马尼亚做生意，十几年间曾经帮过数千人担保到海外就业，仅一个人经手推销掉的中国货就累计超过了几亿美元。尹先生以自己实际行动推动了中国经济全球化发展。
这种由“偷渡客”变成了光宗耀祖华商会主席的现象，不能不说是过去闭关锁国状态下被逼出来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更多文章：
资源匮乏的当代中国急需全球出击
古代中国全球出击的千年回顾
日本明治维新定下了全球出击战略
印度佛手遍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