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目前史料来看，他的成功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客观因素，在这个时期，唐朝与新罗基本上处于国家统一，和平稳定，国力上升，经济发展，有利于开展对外经济交流和文化交流。众多的新罗海商、海员、留学生、留学僧来往于中国，并建立许多“新罗坊”、“新罗村”。同时，日本不少海商、海员、留学生、留学僧也来到中国，这都有利于促进海上交通和海外贸易开展。在这个历史大背景下，为张保皋登上历史舞台创造许多成功的条件。二是主观因素，张保皋自身具备许多优越条件：
一、他既熟悉中韩两国地理环境又了解两国国情。他是新罗人，熟悉朝鲜半岛的地理环境和本国国情。青年时期流寓于山东，在徐州节度使麾下充当“军中小将”，对山东半岛的地理环境和风土人情相当了解。特别是他对自己的家乡朝鲜半岛南部海岸莞岛的清海镇，在海上交通上的重要地位，更是成竹在胸。
当他得知一些海盗在新罗西海岸一带掠夺新罗人口，到山东沿海贩卖。于是，他便愤然回国，觐见新罗国王，上陈“遍中国以新罗为奴婢，愿得镇清海，使贼不得掠人西去”。新罗国王同意张保皋的请求，任命他为清海镇大使。于是他便以清海镇作为他发展海上交通和海上贸易的基地。
二、他既有能力又有权力。张保皋在青年时期，就已经崭露头角，脱颖而出。据唐朝人杜牧的《张保皋郑年传》记载：张保皋英勇善战，“骑而挥枪，其本国与徐州无有能敌者。”在他镇守清海镇期间，率领万余人的军队，缉捕海盗，掠买新罗人口就此销声匿迹。他手中握有重权，一般外国人要经过他所管辖地区中转都必须向他申请方可放行。所以他便用手中的权力，建造大批的商船，直接或间接与唐朝和日本进行航海贸易，成为新罗国富可敌国的大商贾。
三、他既进行官方贸易又开创民间贸易。唐王朝与各国的友好往来，一般是采取“朝贡”与“回赐”的方式。即各国派使臣前来“朝贡”，根据进贡的物品进行评估，而后给予更丰厚的“回赐”。赠送更多的货物。此中虽有政治关系，实际上也是一种贸易，即官方贸易。张保皋任用“大唐卖物使”，就是专门负责对唐朝的贸易。他的“交关船”频繁出航于中国东南各个港口，并航行于唐朝、新罗和日本之间。因此，张保皋的海上贸易，远远超出官方贸易，大量的是面向民间贸易。在中国众多的“新罗坊”、“新罗村”，许多海商、海员都是从事民间贸易活动。所以张保皋的航海贸易，不仅规模巨大，而且范围更广，影响更大，更富有开创性；不仅不限于物质市场，而且还经营文化商品。可见其视野开阔，眼光远大，富有开拓精神。难怪他能称雄海上，成为海商巨子，人称海中之王，为中、韩、日经济交流和文化交流作出杰出贡献。
另一条是自广州通海夷道，是从广州出航，经越南、马来半岛、苏门答腊等地，以至印度、锡兰，再西至阿拉伯。这条通道也很频繁，风帆往返，相望于道。唐代，东南亚、南亚、阿拉伯等国的使臣和商人，“或时候风潮朝贡，蛮胡贡贾人舶交海中”。真腊（今柬埔寨）、诃陵（今爪哇）、室利佛逝均多次派使节来中国。狮子国（今斯里兰卡）多次派使节献大珠、象齿等。大食帝国自永徽二年（651年）至贞元十四年（798年），共遣使39次。伊朗自贞观十三年（639年）至大历六年（771年），共遣使34次。天竺（印度）与唐朝的交通，有陆路（经中亚或缅甸入云南）、有海道，安史之乱以后，主要经海道来中国。唐朝达奚弘通到达阿拉伯半岛，是第一个到阿拉伯半岛的中国人，回国后著有《海南诸蕃行记》（已佚）。杜环是中国第一个到达非洲的旅行者，回国后撰《经行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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