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王朝的对外贸易，主要是实行保障外商利益，鼓励外商来华的政策。唐王朝在广州设立专门的栈房，代外商保存货物直到抽税完毕；外商纳税后，只要持有地方官员给予的身份证明信，及市舶官员开具证明外商所带钱银商货数目的公函，就可到唐朝各地贸易；如果外商在旅途中丢失货物，官府负责帮助查寻；如果外商死在中国，官府负责为之保存货物，等待其亲属认领。
唐王朝同外商的交易中，多采取怀柔的优惠政策。外国商船入港后，皇帝如欲购买宫廷的御用物品，派宦官为宫市使，以高于民间市价两倍的价格购买，因此阿拉伯商人热望把货物卖给宫廷。为了防止地方官敲诈外商，皇帝还发布敕令，禁止对外商滥征各种杂税。唐文宗太和八年（834年）“上谕”说：“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来，固在接以仁恩，使其感悦。如闻比年，长吏多务征求，嗟怨之声，达于殊俗。况朕方宝勤俭，岂爱遐琛？深虑远人未安，率税犹重，思有矜恤，以示绥怀。其岭南、福建及扬州蕃客，宜委节度观察使常加存问。除舶脚、收市、进奉外，任其来往通流，自为交易，不得重加率税。”有些较为开明的地方官废除一些勒索外商的陋规，如元和十二年（817年），岭南节度使孔戣，将原先外舶泊港后必须举行的“阅货之燕，犀珠磊落，贿及仆隶”等陋规，一并废除。
唐朝还在法律上对外商加以保护，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就是说，来华贸易的外商中，在同国人之间，依本国法律论处；在异国人之间，则依中国法律论处。在外商众多的广州，唐朝派一名伊斯兰商人，如有诉讼，则由此人公判。他依据伊斯兰教的法律来公判，因此阿拉伯商人对其公判绝对服从。
唐代经济重心逐渐南移，海外贸易迅速发展，唐朝在广州设立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市舶使，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设立的海外贸易管理机构。据《册府元龟》载：“柳泽开元二年为中侍御史、岭南监选使、会市舶使右卫威中郎将周庆立、波斯僧及烈等广造奇器异巧以进”。可见，在开元二年（714年）在广州已设市舶使。广州设市舶使之前，海外贸易无专门机构和官员管理，番商欺诈牟利，地方官贪婪残暴，时有发生。武则天光宅元年（684年），路元睿任广州都督，“有商舶至，僚臣侵渔下已，商胡诉于元睿。元睿索枷，欲击治之。群胡怒，有昆仑袖剑直登听事，杀元睿及左右十余人而去，无敢近者，登舟入海，追之不及”足见广州外贸之混乱。自设市舶掌管海外贸易后，广州外贸秩序井然，促进了海外贸易。市舶使一般由中官担任。并委派“岭南帅”加以监督，加强对海外贸易的管理。市舶使负责征税，每当外舶到时，须报市舶使，由市舶使登记船上货物、人数、收缴舶脚（下碇税），把宫廷需要的珍异及进奉之物收买下来。市舶使征税之后，大量海外贸易利润转化为国家财政收入。
广州市舶使还是唐朝与海外各国交往的桥梁，促进海外贸易的发展。7世纪至10世纪，从唐王朝（618~907年）至五代十国（907~960年）在这三百来年期间，唐王朝由盛入衰到崩溃，以至于五代十国的分裂割据。虽然国家有起有落，但是，海上丝绸仍然继续发展，如在闽的闽王王审知，他仍竭力“招徕海中蛮夷商贾。”这说明一个历史事实：这条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和平之路、文明之路、发展之路、友谊之路。正因为如此，才使中国的经济中心不断地平稳南移，海洋事业继续发展，东南沿海成为举足轻重的富庶之区；才使国际之间的经济贸易和友好往来的拓展越来越宽，一直保持着发展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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